朱元璋的四句“雷语”，告诉你明朝如何从废墟里崛起

从另一侧面，揭开他成功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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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开国帝王里，明太祖朱元璋，堪称是挨骂极多的一位。

由于这位铁腕帝王，出身非常穷困，文化水平也很低，一生纵横捭阖，征战杀伐的事情做得太狠，在位三十年不停血雨腥风，因为身后的几百年，也不断遭到文人的口诛笔伐。诸如他“残暴滥杀”之类的罪状，不知被狠批了多少遍。但一个事实，却是最恨他的人，也是无论如何也“骂”不动：他这个皇帝，当得真不容易！

有多不容易？大明开国时，刚经历了数十年元末战乱，全国打成一片烂摊，元朝时几万几十万人规模的大城市，明初时常见只剩十几户人。大江南北的郊区，随处可见战乱遗留的累累白骨，仓皇逃跑的元王朝，甚至连北方各地的金银铜器都席卷一空，以至于新王朝发行货币，都凑不够所需的铜，外加边境上与北元的战争还在继续。如此开国的明王朝，堪称极度内外交困。

但是，就是这样的内外交困里，在位三十年挨够骂名的朱元璋，却创造了古代史上叹为观止的治国奇迹，不到三十年时间，明王朝工商业农业蓬勃发展，昔日饿殍遍野的国土，满眼国泰民安的景象，“宇内富庶”的洪武盛世，托起了大明王朝三个世纪的富强家业。之后的几百年里，那些对朱元璋口诛笔伐的学者们，说到这强大业绩，却也是不得不服气。



只是，这位帝王，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除了史料上大书特书的“朱元璋治国功业”外，下面这几句，朱元璋帝王生涯里匪夷所思的“雷语”，却也能从另一侧面，揭开他成功的奥秘。

“雷语”一：今后敢有无农桑学校者，论拟违制，杖降罚。

明朝洪武元年（1368），登基的朱元璋，颁布了《农桑学校诏》，这其中一句雷语，立刻把举国官员吓哆嗦：“”今后敢有无农桑学校者，论拟违制，杖降罚。”以后地方官汇报工作，如果敢不说任内的农业与教育状况，先打一顿板子。

朱元璋一辈子重视农业，这个众所周知，他在位三十年，不停给全国农民发福利，减税送稻种耕牛等好事都不少。朱元璋恨贪官庸官，这个也众所周知，在他执政时期，官员哪怕任地理冒出来乞丐，地方官也要挨打。但这其中另一条，还是叫官员们连呼不适应：啥？办不好学校，皇上您也要打人？

这一条，就是朱元璋登基后，瞪圆了眼睛要办的一件大事：办教育。

苦出身的朱元璋，从小读书极少，但就是那有限的读书时光，成就了自己打天下的能力。顺利取天下后，他更深知再穷不能穷教育。于是这位身后挨了文人无数骂的帝王，却颁布了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的教育福利：全国的州县府必须要设立学校，就连乡村也要有社学，大批新学校拔地而起。学生老师也享有优厚待遇，明代府县的学生们，都享有六斗米的补贴，国子监还有鱼肉与差旅补贴，甚至逢年过节，全国的学校师生们，都可领到优厚过节费。一生节俭的他，对于教育的投入，堪称中国历史空前。

于是，也正因这空前投入，朱元璋也下定决心：教育要推广，关键就是各级官员。看够元朝官员蝇营狗苟的他深知，明初的官场，还是各种“胡元之弊”，玩忽职守是常见现象，要办好教育，就得大板子砸，所以才有了这句铿锵雷语：谁敢刻薄对待老师学生，那就等着挨揍。

也正是这坚定的决心，因此有了数百年后，清朝人编修《明史》时的一句服气评价：明代教育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发达的教育，带来人才井喷的盛况，成为大明开国建设，至关重要的助力——富国，就要先富教育。



雷语二：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

明朝洪武九年，山西平遥县主薄成乐，因征收商业税有功得到州府推荐，报功到朱元璋案头。却不料朱元璋看罢大怒，当场一句怒批：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老百姓的经济条件朕还不知道吗？能交的税就这么多，你居然征的更多？那不是剥削老百姓是什么？竟还有脸来表功！本盼着升官发财的成乐，就这么被朱元璋下了牢狱。

而这番怒喝背后，也不止是朱元璋的忧民之心，更是他对工商业的忧思。

在朱元璋的执政生涯里，“重农抑商”一直是好些人扣给他的罪状，近代还有“专家”义愤填膺，把中国落后挨打，竟归结到“朱元璋打压工商业”。但执政时的朱元璋，却足以狠狠打脸这类论调：重视农业不假，可朕什么时候轻视工商业了？

事实上，不止是多收了商税，朱元璋会发火。对于官府盘剥工商业的种种套路，苦出身的他一直门清，在位三十年来，一直不遗余力给工商业“减负”，元朝时的苛捐杂税，被他一减再减，诸如“船税”“水面钱”“蔬菜税”等宋元时代的坑爹杂税，全被朱元璋一口气取消。明初时的商人，只要每年一次缴纳商税，就可放心做生意。南京等地还建了“塌房”，免费供商人们休息和储存货物，堪称明代商业的特殊福利。甚至，到了朱元璋晚年时，明朝建国时因战争需要，由国家垄断生产的钢铁冶炼等行业，朱元璋也审时度势，关闭了多家官办“铁冶所”，允许民营经济参加冶铁等重要产业。这个举措，成了明王朝手工业的强心针，明朝冶铁等行业，从此突飞猛进。

所谓“重农抑商”，更多的，却是朱元璋为工商业“松绑”。

雷语三：不预先给以养廉之费，便难以责其奉公守法。

《明实录》里，朱元璋的这句话，堪称吏治真理：如果不能给官员良好的生活条件，又怎么能要求他们奉公守法？但这话从朱元璋口中说出来，还是叫好些人深感“雷人”：以明末顾炎武等人的怒斥说，朱元璋定的官员工资，堪称中国历代最微薄，明朝的官员们，只是苦哈哈的领低薪，哪有他说的“给养廉之费”？



事实上，如果放在明初的物价水平看，朱元璋给官员的工资，其实并不低。

以朱元璋定的官员工资标准，即使是最低的九品县主薄，也有六十石米的年薪。这在明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户有五十亩土地的地主家庭，一年的纯收入。一品官员们每年一千零三十四石的年俸，放在当时更堪称是高薪。在明初的经济条件下，官员非但不穷，相反是标准的高薪群体。

而在朱元璋执政时期，选择做一个清官，待遇也更是优厚。明代的清官们，只要有过硬的工作业绩，就常能得到优厚的赏赐。比如明初王兴宗王升袁赞等清官，不但官运亨通，且史料里动辄就获得“白金百两”“钞百锭”“粮五十石”之类的赏赐。且事迹优秀的清官，可以来京城获得赐宴，事迹也要写入各乡村的墙壁亭台，供全国百姓传颂。在朱元璋高压反贪的年月里，做一个清官，确有着实实在在的荣耀。

所以，虽然后人对朱元璋的反贪吐槽极多，但“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却是其公认的成功效果。也正是这高效廉洁的吏治，完成了明朝开国的经济起飞。这其中的成功缘由，也正在明初清官的荣耀里：让遵纪守法的清官们，过上受人尊重的生活，才会有彪炳史册的廉政吏治。

参考资料：《国初事迹》、《明实录》、《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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