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钢琴家郎朗：“用钢琴奏响中国声音” 聆听大家

好的作品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

郎朗

著名钢琴家，联合国和平使者。他是第一位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等国际一流乐团长期合作的中国钢琴家，曾十次获得德国古典回声大奖等多项古典音乐类权威奖项。“《猫和老鼠》让我对钢琴产生了兴趣”您从两岁开始学习钢琴，到现在钢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您是如何走上钢琴之路的？

郎朗：我很小的时候，电视里常常播一部卡通片《猫和老鼠》，里面有一集叫“猫之协奏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演的是汤姆猫和小老鼠杰瑞一边弹钢琴一边拼死搏斗的经过。我觉得这有趣极了，每次电视里播放那一集时，都聚精会神地看。后来才知道，它们两个弹的曲子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2号》。当时我只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子，但就是这样对钢琴、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

后来，我到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那时也只有十四五岁。刚到的时候，发现同学中很多都是天才，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就像大师一样，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学习了。于是，我就像海绵一样，不仅跟老师学，也跟同学学，跟这个学一点儿，跟那个学一点儿。有同学弹西班牙乐曲弹得好，我就学他的拉丁节奏；有同学出身音乐世家，我就学到了音乐知识；有同学弹琴特别有气质、有钢琴家的范儿，现在我也学来了。

从我自己学琴的经历来看，也是从小在学习中经历了一个一个的关卡，一步一步走来的。第一步是明确爱好，自己是不是真正喜欢音乐；然后是第一次登台、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考到音乐学院、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然后进入专业训练，走上职业道路后，开始思考如何提高水准，进入到更大的音乐世界……每一关都要突破自己。所以，学钢琴，一定要一步一步打好基础，这是后来取得飞跃的前提。每一个进步，都是以时间累积为前提的。就像堆积木一样，一定要累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出现质的飞跃。“自律应该是深入骨髓、从学琴的第一天起就要做到的”钢琴是一种孤独的艺术，它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您是如何做到将一首曲子练了百遍千遍也不厌烦的？请与我们分享您将一件事做三十年依然保持热爱的秘诀。

郎朗：弹钢琴是一项苦差事，我的老师格拉夫曼很早就这样告诉我。他6岁的时候，有一次在纽约遇到了著名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就对他说：“我也想当钢琴家，我最喜欢你。”然后拉赫玛尼诺夫说：“that is a hard business”，这是苦差事。至今他依然告诫我：郎朗你要知道，我们干的这个事儿（钢琴）是一个hard business。但不管多辛苦，钢琴是我的梦想，不是别人的梦想。自律应该是深入骨髓、从学琴的第一天起就要做到的。到现在为止，不管多忙，我每天都要保证两个小时练琴。

当然，练习得很多的时候，自然会有一点枯燥。但钢琴的好处在于，它是一个“万能型”乐器，既可以弹奏西方的乐曲，也可以弹奏中国的乐曲，甚至是中国民歌改编的作品。每首曲子的曲调都不一样，表达的情感和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从中感受到德国的古典、法国的印象、俄罗斯的浪漫……一首曲子腻了就换一首弹，它能呈现出一个非常有色彩的世界，不会让你越弹越枯燥。

能够感受到练琴的快乐，是一种能力--快乐的前提是学得正确、练得到位。如果越弹越枯燥，就证明目前的练习是有问题的，没有抓住重点，没有把握好应当呈现的艺术特质。这说明需要通过学习来加深对不同的表演形态、艺术风格的认识和体会。如果能在练习中不断感受到艺术蕴含的力量与情感，肯定不会厌倦。即使有了今天的成就，您也一直在坚持不断推陈出新。为什么要求自己每年都要有新的尝试，挑战新的曲目？

郎朗：这也是我保持练琴积极性的一个秘诀：一定要给自己定目标。目标有大有小，大目标肯定是要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小目标可以是今年要弹一首新的乐曲，要尝试一些不一样风格的作品，要跟一位仰慕已久的大师合作，要推出一张新的专辑……这些小目标会让人充满动力，不断推着自己进步。

在音乐的世界里，不进则退。艺术不会保持新鲜，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远，所以我要求自己每年都要有新的声音、新的挑战。必须不断突破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通过这种方式来防止退步。

另一方面，水平越高，越必须努力。这次弹得好，下次观众的期待值就会更高。舞台是最透明的地方，有没有进步，大家都能听出来--观众的热情也逼着我们必须越来越努力。“如果能通过曲子把一个故事讲给观众听，那就是成功了”您的表演不仅有着扎实的功底，而且以情感丰富、激昂澎湃著称。您如何丰富自己表演时的情感表达？

郎朗：音乐实际是在讲故事，它需要感情的注入。音乐家如果能把自己弹进曲子里，通过曲子把一个故事讲给观众听，那就是成功了。不管是一个30分钟的奏鸣曲，还是一个5分钟甚至只有3分钟的小曲，每首曲子都是一个生命，演奏就是在唤醒它。不能把钢琴只作为一个乐器、一个工具，也不要把曲谱看作一个一个死的音符。如果只是照着谱弹，没有融入自己的情感，那就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读谱器”。所以，从小到大，无论是演奏西方古典音乐还是中国传统音乐，我都不会把它当成是已经被演奏了几十或几百年的作品，而是尝试融入自己的想象，诠释出一个新的故事，就像给观众端上一碟热腾腾的饺子。当演奏者把所有感情都倾注到琴键上，就能让音乐很自然地流入观众心中。

同时，音乐是抽象的，每首曲子都不应被固定成一个故事。作曲家本身并不希望每个演奏者都把作品弹得很相似，千篇一律不叫艺术，叫山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在作曲时，从来没有写下每首曲子是什么意思，是出版商为了帮助观众理解，才加上了诸如“黎明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等名字。法国印象派的作品也很有意思，他们把所有的题目，都放在了乐曲结束之后右下角最小的一个地方，而且还画了一个括号，这就是告诉听众可以这么想象，但不一定局限于这个意思。我想音乐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此。让自己能讲好每一首曲子里的故事，您有哪些好的做法可以与我们分享？

郎朗：学钢琴，不仅仅是学艺术，同样是学文学、历史等文化知识，二者不可偏废。读书越多，对音乐家的个人经历了解越多，对同期的艺术作品比如画、雕塑等，以及时代背景比如法国大革命、二战等了解越多，对于演绎作品越有好处。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追求的风格基本是一致的。另外，对地理知识也要有所了解，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丘陵、山脉、乡村、城市等，同样会造成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我有一次去德国接受采访，就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记者问我从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里看到了什么，我说看到了一些城市的面貌，结果闹了笑话。那首曲子其实写的是萨尔茨堡的鸟，是飞翔在阿尔卑斯山的鸟。

一个音乐家，要形成自己的“知识库”，随便拿出一首曲子，要能大概说出它的时代背景。你可以读诗，读小说，看电影，然后通过音乐来编织你想象到的图画。“用音乐说话、用实力说话、用时间说话”对于中国的钢琴家走进西方古典音乐圈，您有哪些体会？

郎朗：古典音乐是一种源自西方的音乐文化。其实不只是中国音乐家，西方人对亚洲音乐家能否演绎好古典音乐都会存在一些误解。所以作为一个亚洲音乐家，在进入古典音乐领域时，必须得展现出自己超强的能力和特点，否则就很难脱颖而出。

我在美国刚开始起步时，确实很难。签公司的时候，签我的经纪人就被公司老板批评了。老板问，他行吗？你怎么能签一个十五岁的中国男孩，他弹的《贝多芬协奏曲》，哪一个观众愿意买票呢？其实他说的是实话。这样的质疑很多，意志力不强的人，可能几下就被淹没了。

后来到了2001年，我第一次参加BBC逍遥音乐节，准备弹拉赫马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这被誉为世界最难的协奏曲。刚到伦敦，就有人跟我说：一个中国孩子就别尝试“拉三”了，现在换曲子还来得及。我当时很礼貌地说：“let’s talk after the concert（请在音乐会后再评论）”。那天弹完以后，我印象很深，现场的解说连着说了三声“wow”，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想至少那天现场的观众们以后再也不会认为中国人弹不好钢琴了。

其实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傲慢与偏见”，是难以避免的。非常幸运，我冲破了这个所谓的“重围”。我一直坚持，不管受到怎样的评论甚至批评，都不要去直接回击，而是用音乐说话、用实力说话、用时间说话。您师从格拉夫曼，也有过和众多世界顶级音乐大师合作的经历。您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郎朗：格拉夫曼曾是霍洛维兹的学生，本身就是著名的钢琴大师。他对我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向导。能师从于他，是我的幸运。此外，我也和很多世界顶级的音乐大师合作过，比如艾森巴赫、巴伦博伊姆，包括前段时间琉森音乐节的夏依等。和音乐大师的交往，帮助我找到了自信。比如原来我弹莫扎特的作品，其实没有太抓住其中的感觉，包括怎么触键、怎么分句、怎么形成音色的变化。在这些问题没弄清楚时，我就弹得很保守，挑不出毛病，但也绝不精彩。这时，艾森巴赫出现在我艺术的世界里，他亲自带着我，我们俩一起四手联弹《莫扎特奏鸣曲》。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语言，他一弹，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就会明白，原来是这种感觉，原来应该那样弹。当我体会过这种感觉以后，再弹起莫扎特，就如鱼得水、太喜欢了。我很多时候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学习的。“艺术是能改变生命的力量，它能让我们每个人拥有欣赏美、收获快乐的能力，具备体验幸福人生的能力”古典音乐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很难、很高级”，因此欣赏人数有限。能否结合您的体会，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听古典音乐。

郎朗：的确，在很多人印象中，古典音乐总是和精英、高冷、古板、不接地气等词语相连。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古典音乐并不高冷，它也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自己的温度。包括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这些古典音乐巨匠在他们所属的时代，同样具有普遍的听众基础--他们也有一大批“狂热的粉丝”，“票房火”的时候也座无虚席。你能想象吗，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李斯特和塔尔贝格，他俩曾经就在大马路上斗琴，一个人把本来是右手的练习曲用左手弹，一个人不但用左手弹，还从最后一页倒过来弹--这完全就发生在马路边上，旁边围观的都是来来往往最普通的老百姓，这就是最接地气的音乐。再比如莫扎特在作品公演的时候，有时候两个小节过去，底下观众就叫“好”，再两个小节过去，观众叫“太差了”，这些场景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典”和“流行”只是相对而言，古典音乐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今天我们应当去除对古典音乐的刻板印象，重新真正认识古典音乐。

艺术是能改变生命的力量，它能让我们每个人拥有欣赏美、收获快乐的能力，具备体验幸福人生的能力。古典音乐具有经久不衰的价值，完全不应仅仅只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流行。它不像足球、电影、流行音乐那样，能让人在三分钟内就感受到魅力，古典音乐其实更像中药，慢慢渗透，需要一些时间，久了疗效就出来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让古典音乐在今天流行起来，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爱上古典音乐。有人认为听古典音乐之前应当先去了解相关的知识和背景，才能“听懂”这首曲子；也有人认为欣赏古典音乐无需专业知识，只用感受音乐艺术中蕴含的美感与愉悦就够了。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去欣赏古典音乐？

郎朗：其实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你听《黄河》的时候，需要知道黄河长什么样吗？可能去了解一些关于黄河的历史、地理知识对自己会有所帮助，但那个旋律一出来，其实共鸣感就很强，就能带给你心灵的震撼。再比如贝多芬的《命运》，那个“当当当当……”的旋律一响起，不用告诉你这是命运，但你听着这心脏的跳动，这不就是命运吗？这就是经典的作品，不需要太多背景，就算完全没接触过古典音乐的人来听，也会产生心灵的共振。当然，确实也存在像《马勒交响乐》这样比较难的曲子，我建议古典音乐的初级爱好者们不要上来就听。不过最重要的是参与、享受其中，不要在意听不听得懂，听久了自然就能明白，就可以去想象、去和作曲家对谈了。“用钢琴来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您既是一名优秀的音乐家，也是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以琴声为桥梁连接了中国与世界。您是如何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

郎朗：民心相通，需要文化相通；文化相通，需要音乐搭起中外人民心间的桥梁。音乐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不需要翻译就能营造出亲近、愉悦、和谐的氛围，具有一种“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力量--不同国家的人与人之间或许会因误解产生问题，但最终一定能因音乐坐在一起。

正如西方古典音乐能被中国听众接受一样，今天，“中国元素”被各国音乐家们所钟爱，中国的传统音乐正逐渐被世界所聆听。作为中国钢琴家，我希望把钢琴弹好，同时也希望能把更多的优秀中国作品弹出去，用钢琴来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让世界通过钢琴、通过音乐、通过文化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所以在国外演出时，我常会带上一些中国的优秀乐曲，《我的祖国》《黄河》《长江之歌》《浏阳河》等都是我世界巡演的重要曲目。演奏前，我会用故事形式来解释乐曲的内容和意境，帮助观众通过想象来领悟中国音乐的神韵。每当演奏完这些中国曲目时，全场观众都纷纷站起来，与其说是为我鼓掌，不如说是为中国鼓掌。我能感受到，观众们从我的演奏中领悟到了我的心意，那一刻真的让我开心极了。

好的作品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2005年，作为中国文化年活动之一，我应邀到白宫举行个人专场独奏会。我弹了一些中国的曲子，还和我父亲合奏了一段二胡曲《赛马》。尤其用二胡做马声的时候，现场观众都在拍手，然后站起来说“中国艺术很伟大”！2006年，我录了一张中国专辑《黄河之子》，这之中也遇到一些压力和顾虑，有人很直接就说：“中国音乐，能行吗，我们国家听众不一定听”。后来，这张专辑非常神奇地在德国卖了15万张，美国、英国效果都很好。很多观众都说很好听，不敢相信钢琴怎么能弹出这么美好的中国音乐。我当时就觉得，中国文化，真厉害！

中国有丰富的题材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但好的作品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艺术家们沉下心来、不断追求，也需要多与外界交流、寻找借鉴，比如《黄河》就是因为凝聚了一代人的努力才成为了典范。推广中国文化需要时间，也需要艺术家个人和集体的踏实努力与坚持不懈。“当《黄河》的旋律响起，我的眼泪就自己流下来了”您曾经说《黄河》是自己最喜欢的中国乐曲，在公开场合演奏过数百次，好几次泪水充满了眼眶。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演奏《黄河》的经历是什么？

郎朗：《黄河》这首曲子，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弹。小时候没有理解这首曲子，所以有些乐章中愤怒、悲壮的感觉没有弹出来。后来出国了，在国外再弹奏《黄河》的时候，感触会尤其深刻，就觉得真的太好听了。所以我在国外演出时，如果有机会，都会把《黄河》推荐给当地的观众。

《黄河》的难度很大，风格多变，深度、旋律性、技巧性全部都能达到国际标准。比如《黄水谣》这一乐章，风格很细腻、很中国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但它同时又包含了一些不太传统的部分，和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作品有点像，比如大八度就明显受到影响，有俄罗斯风格。同时，更打动我的，是它背后震撼人心的故事。我曾经读过作者冼星海的家书，有几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希望把宏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黄河》是一首伟大的作品，奏响了冼星海以及那个年代的中国音乐家们满腔热血的家国情怀，和以“音乐为武器，将音符变成子弹，射向敌人胸膛”的不屈信念，有着说不出的中国气魄。每当在国外演奏时，我都会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感动。

第一次在国外演奏《黄河》时，是跟中国爱乐乐团在美国林肯中心。一般弹音乐会时，我是不会哭的。但是那天，当乐队出来、《黄河》的旋律响起，我的眼泪就自己流下来了。这是流淌在所有中国人血液里的东西，是不能描述、不可控制的。常年在世界各地演奏，您对“中国”这两个字是否有更深刻的体会？

郎朗：还记得十四岁去美国的那天，我是拿着国旗走的，其实当时那么小，可能也并不明白什么是爱国、应当怎样爱国，但这种感觉永远都是真诚的。

音乐没有国界，音乐家却有祖国。国外的观众来看我的演出，不管演奏什么曲子，观众心中想的首先一定是“这是个中国钢琴家”，然后才是“这是郎朗”。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要在舞台上，就是代表中国。每场音乐会都要弹好，要让其他人知道中国人是可以的。

不光是我，每一个中国人出国在外，都不仅代表自己，一定也代表中国。很多外国人没有来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大多是通过与身边中国人的接触而形成的。可以说，中国的国家形象，由每一个中国人展示；中国的国家尊严，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维护。每一个出国在外的中国人，都应当自信、自立、自强、自律，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优秀品质与昂扬精神。“改革开放带给每一个人的最大变化是让我们敢于有梦想，最大机会是有了享受梦想成真的机会”一个人的成长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时代的烙印必然会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人身上。您的人生经历，受益于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代机遇。能否谈谈您感受到的改革开放？这些年您所见到、感受到的世界眼中的中国，与十年前、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郎朗：我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我觉得改革开放带给每一个人的最大变化是让我们敢于有梦想，最大机会是有了享受梦想成真的机会。非常幸运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在我父母那个年代，很多人也有理想、有才能，但是却没有我们一样的机遇。

今天，随着中国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带来了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其中。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灿烂星空》，这是我一辈子不能忘怀的经历。从那之后，我感到了明显的改变，仿佛全世界都在张开怀抱欢迎中国。举例来说，原来我们让中国音乐“走出去”，是给谁听？全是给中国城的华人听。现在不一样了，外国朋友会主动来听，甚至国外的新春音乐会都变成了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庆祝中国的春节。在国外过春节时，外国人会和我们一起放鞭炮、舞狮、舞龙，甚至写起了对联。在纽约和加拿大，中国春节已经成了法定节假日，这在二十年前简直不敢想象。

这些年，我们不仅“走出去”，还“引进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音乐交流的重要舞台。很多世界著名音乐家和乐团都会来华演出，不仅带来外国的经典曲目，还会演奏一些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曲目。这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什么情况呢？我记得艾森巴赫曾经讲过他闹的笑话：八十年代初，他带着苏黎世乐团来中国，要学一首中国曲子，就学了《春节序曲》，本来的旋律是“叮叮叮咚，叮叮叮咚”，很欢快的节奏，结果他们演奏得很慢，“叮--叮--叮--咚--”，现场观众面面相觑，听不明白他们演奏的是什么，这就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中外的交流太少了，彼此不了解对方的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现在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了，很多外国乐团演奏的中国乐曲，都很有韵味，很好听。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40年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到现在，我为中国感到自豪。我会继续努力以音乐为桥，用旋律促进世界对中国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解，用钢琴奏响中国声音。（采访整理 郝思斯 | 摄影 胡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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