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CPI只涨了7倍？

CPI涨了7倍并不能简单的认为物价普遍在原先的价格基础上涨了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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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1月，深圳时任市长梁湘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彻底取消粮票，敞开粮食供应。

会上有人发言说，全国农村改革后，粮食供应已经没那么紧张，深圳又有政策先行先试的特区特权，何不大着胆子试一试呢？

但梁湘心里明白，这不是“试”的问题，而是必须一次成功，所以要把一切问题考虑周到。 

如果取消粮食定量供应，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会引发抢购。所以会上决定，通知各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粮食，提高粮食售价。若发现周边地区来深圳抢购，再想其它法子应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粮食价格提高了，职工意见会很大，所以工资也得相应提高。有关部门当场算了笔细账：1984年的时候，1斤三号大米牌价是0.146元，调高到0.29元，升幅达98.6%，按每个职工供养系数1.56人计，每个职工每月增加支出4.95元，再加上其它副食品提价，每个职工每个月增加支出13元。会议随即决定：按月增加补助给每个职工，在发工资的时候一并发放。

1984年11月4日，《深圳特区报》刊登了这个消息：“经上级批准，深圳市政府决定，从11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不含宝安县）取消粮、油、猪肉票证，实行议价、敞开供应。”

在深圳作家梁兆松的记忆里，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粮票真正被取消之后，市面上竟然很平静，价格也没有飞涨起来。梁兆松最初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惊喜：自己终于可以敞开肚皮吃顿饱饭了，再也不用担心粮票和定量的问题。

几年之后，梁兆松有了新发现：米缸变得越来越大，自己的饭量却越来越小，有时一个月连10斤米也吃不完，以前可是30斤大米也不够！梁兆松心里明白，那是因为肉、蛋、鱼、菜、水果之类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大米便吃得少了。

至此，政策先行先试的深圳特区成功取消了票证，成为了全国价格闯关的试验田。但一市改革易，一国改革难，近十年后，全国各地才开始尝试取消票证，适当提高了国家定价偏低的粮、糖等收购价格，并放开食用植物油价格等。但随后引发各地恐慌购粮，粮价大幅上涨，1994年全国的CPI高达127.7%，1994年底很多地方被迫恢复了票证制，不过没过多久就又取消了，随着粮食持续增产，改革初期的恐慌终于烟消云散了。

短缺的计划经济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来调节生产和需求，而富足的市场经济却依赖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撮合供需达到最佳平衡状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价格逐渐成为上至中央政府下至企业家、普通消费者的决策依据，所以编制各种物价指数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就是其中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在《上海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民生发展系列报告》中指出，1978-2017年，上海CPI累计上涨近7倍，年均涨幅达5.3%，其中，食品类价格40年来累计上升14.5倍。

上海的物价40年来只上涨了7倍？好像跟大部分人的日常感受相差甚远，但笔者查询了其他城市公布的物价涨幅数据，发现基本也都是这个数据。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布报告显示，从1978-2017年，成都市物价总水平上涨约7倍，年平均涨幅5.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约14倍，年平均涨幅7.3%。

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发布报告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昆明CPI年均上涨5.1%。

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队发布报告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哈市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6.9倍，年均上涨5.3%。食品价格上涨10.6倍，年均上涨6.3%。

改革开放40年，全国各地的CPI只涨了7倍？这个物价指数准吗？代表性强吗？具体是怎么编制的呢？

物价指数编制的好不好，一是看规则，二是看执行，规则就是看这一篮子物品都包括哪些内容，各自的权重是多少，是否能代表居民消费，执行就是看数据收集过程是否真实准确及时。

日常生活中，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种类繁多，不可能也做不到普查，世界各国都采用了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统计。

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的抽样调查资料统一确定商品和服务项目的类别，设置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等8大类、262个基本分类的商品与服务价格。

我国幅员辽阔，考虑到各地居民消费存在较大差异，抽样产品因城而异，以粮食为例，北京市选择的是馒头、火烧和大饼等，而贵阳市选择的是米粉、卷粉和宽粉等。考虑到大城市、小城市和县之间人口数量的巨大差异，在600种调查商品和项目的最低要求基础上，对大城市的要求要多一些。比如北京实际调查1429种，贵阳是647种。

对于升级换代快的工业品，为保证选取的商品有代表性，一般一年一定。如果该抽样的商品年中失去代表性或完全从市场上消失，就必须立即进行更换。在充分听取相关生产企业以及销售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及时选取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规格品进行替代，不允许也不会出现长期选用失去代表性或已被淘汰产品的情况。选好了调查哪些商品，还要选择在哪里调查。

目前，计算全国CPI的价格资料来源于31个省（区、市）共500个调查市县的5万个商业业态、农贸市场以及医院、电影院等提供服务类消费的服务类单位，统称为价格调查点。这些调查点主要是依据经济普查获得的企业名录库以及有关部门的行政记录资料，以零售额或经营规模为标志，从高到低排队随机等距抽选出来的，同时按照各种商业业态兼顾，大小兼顾及区域分布合理的原则进行适当调整。

抽选的价格调查点数量同样需要因城而异，比如北京抽选了1454个价格调查点，其中各种商业业态621个，农贸市场41个，服务项目提供单位792个。贵阳抽选了136个价格调查点，其中各种商业业态68个，农贸市场9个，服务类消费单位59个。选定抽样商品和调查点以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确定采用什么方式去收集价格。

1984年，国家统计局在各地成立了直属调查队，自此以后一直采用派人直接调查的方式收集原始价格资料，目前分布500个调查市县的价格调查员有4000人左右。

为保证源头数据的真实性和可比性，调查员必须按照“三定原则”（定人、定点、定时）开展价格调查工作。

“定人”是指同一个调查员一定时期内固定调查相同的商品项目，目的是让调查员更加专业、更加全面地熟悉和了解这些商品的特征及其属性，避免因不熟悉商品而误将两种不同的商品视为同一种商品的情况发生。

“定点”是指固定调查员采集价格的地方，目的是要让调查员熟悉和了解价格调查点的基本情况，便于向销售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咨询有效的价格交易信息，准确采集不同采价日同一种商品同一地点的可比价格。

“定时”是指固定调查员调查价格的具体时间，保证价格同“时”可比，比如调查农贸市场的蔬菜价格，上一次的调查时间是上午9时，下一次的调查时间也必须是上午9时，若改为12时或下午其他时间，这两次的价格就是不可比的，调查采集的价格就不能用于计算价格指数。

对CPI中的粮食、猪牛羊肉、蔬菜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价格变动相对比较频繁的食品，每5天调查1次；对服装鞋帽、耐用消费品、交通通信工具等大部分工业品，每月调查2-3次；对水、电等政府定价项目，每月调查1次。

为了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从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启动了全新的数据采集管理系统，为调查员配备了CPI手持数据采集器，这套系统具有调查员定时定位、数据修改痕迹记忆等诸多功能，为确保源头数据的真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只收集价格是不够的，还需要确定各类商品和服务在物价指数中的权数，才能编制出物价指数。

考虑到居民的消费结构一直在变，国家统计局会根据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的变动及相关资料对权数进行调整，一般是“五年一大调，一年一小调”。

“五年一大调”是指每五年进行一次基期轮换，基期轮换既包括调查商品服务篮子、调查网点和代表规格品等调整，又包括权数构成的变化，这些均会对CPI涨跌产生一定影响。

我国CPI已经历过四轮基期轮换，分别为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

2016年1月开始，CPI使用2015年作为新一轮的对比基期，不同于以往，这次进行了CPI调查目录的重大调整，主要包括：

（1）按照《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进行了大类调整。原来的“食品”、“烟酒”合并为现在的“食品烟酒”；原来的“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被拆分到现在的“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和服务”中；原来的“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被拆分到现在的“教育文化和娱乐”和“其他用品和服务”中；原来的“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被拆分到现在的“生活用品及服务”和“其他用品及服务”中。

（2）食品的指标内涵发生了变化。旧分类中的“食品”为大类，包括粮食、肉禽、鲜菜、鲜果、水产品、茶及饮料、在外餐饮等分类；新“食品”为“食品烟酒”大类下的中类，仅包括粮食、畜肉、禽肉、鲜菜、鲜果、水产品等，不再包括“茶及饮料”和“在外餐饮”两项。

（3）新增了“园艺花卉及用品”、“宠物及用品”、“养老服务”和“金融服务”等居民支出增加较快的分类，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

不仅调整了篮子里的商品和服务，还调整了八大类的构成权数。但国家统计局从来没有正式公开过CPI调查中八大类和262个基本分类商品和服务的具体权数，市场人士一般是根据官方新闻稿或官方讲话进行推算的。

推算事例如下：

• 第一，根据2016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新闻稿公布的 “食品烟酒”对CPI变动的贡献率推算：1月份“食品烟酒”同比涨幅3.6%，对CPI同比贡献1.07%，推算新“食品烟酒”合计占CPI权数为29.72%。
• 第二，根据统计局网站《国家统计局城市司负责人就CPI基期轮换接受中国信息报专访》一文所示信息，“与上轮基期相比，本轮基期的食品烟酒权数下降3.4个百分点（其中，旧口径食品权数下降3.2个百分点），生活用品及服务权数下降1.1个百分点；居住权数上升2.2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权数上升1.1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权数上升1.3个百分点，其他分类权数变动相对较小”。

| 注：基期指2011-2015年。

食品权数的下调是非常必要的。

古话说“民以食为天”，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食已经不再是天了。以昆明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昆明市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已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占比由1978年的70.17%逐步降到2017年的26.22%；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占比由1988年的49.01%降到2017年的27.76%。

海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但现在的年轻人哪有几个关心粮食和蔬菜的，都在焦虑房价和油价。笔者身边的80后90后偶尔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挑品质的多，斤斤计较菜价的少，毕竟食品的开支在个人日常开支的比重越来越低了，这里要提到一个重要的名词——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通常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家是这样，国亦如此。

据财新数据，2017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为29.3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从恩格尔系数上来看，咱们国家算是进入了世界最富裕国家的行列，但果真非常富裕了吗？大家未必认同吧。也许是高房价拉高了居民的总支出，顺带降低了食品支出的占比吧。说到房价，大家可能关心CPI八大类里面的“居住”是否包含商品房的价格，答案是没有包含。国家统计局专门做过解释：一是CPI的统计口径必须与国际上通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消费分类相一致，CPI只反映与居民即期消费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变动，购买商品房属于投资行为，不属于消费行为。二是商品房购买与当期消费不同步，购买支出与当期实际住房消费不对等。商品房购买是一种在短期内集中支付大量货币的行为，但所购商品房却用于今后几十年的消费。因此，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我国的住房消费服务通常用该住房的估算租金、物业管理及维修费等来反映，而不将房地产价格直接纳入反映居民日常消费价格变动的CPI中。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CPI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但改革开放40年，CPI里面的商品和服务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CPI涨了7倍并不能简单地认为物价普遍在原先的价格基础上涨了7倍，而且，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每个人日常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尤其是那些收入相对平均收入有着巨大提高的人群，他们对物价的感受更是跟CPI的涨幅不同，不是谁对谁错，只是各自比较的基准和样本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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