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王国维之前的自沉事件：梁济和他的同情者

王国维所置身的时世，也是梁济所置身的时世，王国维的忧愤，也是梁济的忧愤。故梁济之死，聚焦了旧文人群体对民国现实的不满、对北洋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不满。...





梁济生前藉藉无闻，其子梁漱溟则终于成了天下士。

对梁济，以及他那惊世而莫名的死，我并无特别的研究。只因在微信上读到谌旭彬先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自杀100周年》一文，始知11月7日是梁氏忌辰，正值百年之期。又想起平日浏览近人别集时，曾陆续记下一些有关梁氏自沉的零星材料，遂检出并抄撮于此，聊作一个应时的纪念。





梁济生前欲屡次求见梁启超而未得，他自沉后，梁启超表示“深自懊恨”，“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

梁氏死后，梁启超有致其子梁漱溟书，陶孟和、陈独秀、梁漱溟、胡适、徐志摩也先后发表意见（皆见黄曙辉编《梁巨川遗书》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晚近的论述，我见到的有林毓生《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含混性的实例》（《梁巨川遗书》附录）、沈卫威《大学之殇——从梁济自沉到王国维投湖》（《大学之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就引录文献来看，沈卫威提到姚永朴的《梁君巨川传》（原文见《蜕私轩集》卷三，《姚永朴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罗志田多引《顺天时报》所刊报道和评论，此外则大体依据陶孟和诸人之说；而我所见者皆属旧诗文体裁，为论者所未及，在史料上不无补苴的价值。

最重要的，应数郭曾炘（郭则沄之父）的五古《挽梁巨川》：

人生谁不死，死有轻鸿毛。嗟君抱孤愤，祈此非一朝。当时璇宫诏，白日悬青霄。逊让诚美德，众议安敢挠。焉知洪流溃，一沸如怒潮。黄农忽然没，举世成蛮髦。瞋目争国论，忍心朘民膏。纲维尽已弛，廉耻日以消。兵戈无宁岁，寰宇皆驿骚。哀哀孑遗黎，饮泣苍天号。书生不自量，手无尽柄操。东风吹马耳，强聒犹呶呶。独善固不难，奈此岁月滔。古人重处死，析义极秋毫。叠山隐桥亭，绝命悯忠寮。蕺山从潞藩，不殉宏光朝。兹事岂有例，神明已久要。作书诀亲友，义正词尤高。处分神不乱，谆勖及儿曹。小楼孤坐夕，想见寒灯挑。龚生夭天年，老父为号咷。此心行所安，岂恤世訾謷。死能激薄俗，砥柱功不祧。死而遂泯灭，浩气还泬寥。神州果陆沈，苟活将焉逃。盈盈净业湖，中有苦叶匏，湖旁老柳枝，犹挂昔日瓢。一亭题止水，浊流不能淆。下从彭咸居，无劳歌大招。九朝养士泽，成就一末僚。风潮亘六合，谁辨鸾与枭。平生范巨卿，肝胆见论交。遗书后死责，万本愿传钞。（《匏庐诗存》卷三，民国刊本）

此诗甚为显白，大体是顺着梁氏遗书的意思来讲的。“当时璇宫诏，白日悬青霄”，自是指清室逊位。“叠山隐桥亭，绝命悯忠寮。蕺山从潞藩，不殉宏光朝”，叠山，即谢枋得，在宋亡十年后绝食而死（文天祥是在宋亡四年后被杀）；蕺山，即刘宗周，未因弘光帝（朱由崧）被杀而殉死，稍后却因潞王（朱常淓）降清而殉死。梁济既是要“殉清”，何以不殉于辛亥清亡之时，而殉于民国共和之后呢？郭曾炘举此二人为例，意在说明人各有其行事的方式，殉死不必一律。郭氏自己是遗老，很自然也从遗老立场来看待梁济的事情，“九朝养士泽，成就一末僚”，是将梁济之死完全视为清室厚待士人的结果了。

又有俞寿沧的《续感逝诗·梁巨川阁读济》：

西山宫阙倚云开，待漏曾经并辔来。怪底国亡君竟死，清流一勺不胜哀。（《焦桐集》，民国刊本）

“梁巨川阁读济”的“阁读”，即内阁侍读的省称，梁在清末曾任此职。此诗属于泛泛的哀挽，不必多论。

又有凌启鸿的《十刹海看荷花》之三：

北宋才人石曼卿，天恩曾许驻蓉城。年来管领更新主，贞愍梁家太瘦生。（自注：梁贞愍公济于戊午十月投净业湖殉节，遗书满箧，言之慨然。）（《云巢诗草》，民国刊本）

传说北宋石曼卿死后成神，做了芙蓉城主，此化用其典，谓梁济死后能替代石曼卿之位。据林兆翰《梁公事略》（《梁巨川遗书》附录）、姚永朴《姚君巨川传》，都说梁氏死后，宣统赐谥“贞端”，此称他为“梁贞愍公”，或属传闻之误。

诗之外，当时本有不少挽联，今暂只得见二氏之作。夏孙桐联曰：

遗书万言，浊世亦应同觉悟；西涯一角，寒泉长与荐芳馨。（夏武康、夏志兰整理《闰庵公遗墨辑录》，自印本第192页）

易顺鼎有两联，一曰：

右江道谢恩折奏曾借重法书，癸卯年初与我题襟，介绍人桂林侍郎于晦若；广德楼改良剧文皆有裨风化，庚娘传更推君绝笔，私淑者梨园女子鲜灵芝。

这一联是变体，上联述自己跟梁氏交往的缘起，于晦若名式枚，是梁氏的广西同乡；下联述梁济编写秦腔剧本《庚娘传》的事迹，鲜灵芝系当时走红的女伶。二曰：

古愚也直，古矜也廉，百年不祧，闻伯夷而兴起；众浊独清，众醉独醒，九天为止，从彭咸之所居。（两联皆见王森然《易顺鼎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店1998年版）

这一联是正体，应是正式挽联，上联以遗民伯夷拟其志，下联以水神彭咸状其死——这跟郭曾炘诗的“下从彭咸居”是不约而同了。

孙雄在其长诗《昆明湖曲吊海宁王君静安》的序里，也引梁氏为比：

孔子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孟子言：所恶有甚于死者，惟贤者能勿丧。吾因海宁王君静安之死，而忆及皋兰吴柳堂前辈（可读），与桂林梁君巨川（济），是皆能不求生以害仁，而知所恶有甚于死之义者。吴、梁、王三君，所处之时与地不同，而皆可以无死，然竟视死如归，彼与人家国、谋人军师、分宜握节死绥、致命遂志者，反靦颜而偷生，甚或作桀犬之吠，卖主媚敌以求荣者，何可胜道。宜乎如郑人之以不狂为狂，多方吹毛求死者之疵。昌黎所谓“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固如是也。（《旧京诗存》卷六，民国刊本）

这些议论，是从儒家观念、从旧政治道德的立场而发，对梁济之死显然抱有很深刻的同情。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都中三湖”条也提了一笔：

都中北城三湖，北通玉泉，南达三海。极北曰积水潭，即净业湖，为明代洗马处。……己未（按：当作戊午）十月，桂林梁巨川投水死于此，予居城北时，辄凌晨往吊之。

邓氏自谓“辄凌晨往吊之”，似指早晨游湖不时顺带凭吊其人，显见他对梁济其人其事是有触于怀的。而陈宗藩《燕京丛考》述积水潭时，在注释中特别引录邓之诚这则笔记，且有按语：

民国五年（按：当作七年），梁君巨川济愤国事之日非，自沈于积水潭，学者私谥为□□先生。（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页）

据《梁公事略》《姚君巨川传》，梁氏谥号系宣统所命，那就不能说是“学者私谥”了。或因陈著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时宣统久已退位，更被逐出皇城，政治上的权威扫地以尽，世人也就不会看重废帝的赐谥，甚而会忌讳废帝的赐谥，此所以有“私谥”之说吧。《燕京丛考》是城市地理性质的掌故专著，梁济自杀之事，似在可录可不录之列，然则作者竟郑重载之以传，可见他对梁济的死事既哀之，复重之。

以上这些片断文字，大致出于旧文人手笔，文体固不必说，其论调与情感亦显出与新人物的差别。大致可说，陶孟和辈所作，属于新式的杂志文章，代表了新文化派（以海归派为代表）的认识，虽则彼此见解参差，但在根本观念上跟梁济皆有距离；相对的，郭曾炘辈所作，属于旧体诗文体裁，代表了守旧派（包括遗老）的认识，各人立身处世未必同科，但在根本观念上对梁济皆有认同。因梁氏毅然一死，任何新派人物也不能不同情其动机、敬服其意志，但在理念上，终不可能赞同其行为。应该说，正是那些已沦于“在野”或曰“边缘”的旧派人物，那些尚抱持传统死节观念的遗民或文化遗民，才能在心灵上更贴近死者，才称得上是梁济真正的同情者。

梁济之死，并非由于某一具体事件的刺激（如吴可读因慈禧不为同治帝立嗣、王国维因国民军北伐），也没有明确的诉求。在其《敬告世人书》里，他辟头就说“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可马上又声明“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然则他到底殉什么，到底因何而求一死呢？



我想，在行动上，他的自杀是一个特例，是其特殊性格或特殊心理造成的选择，旁人很难得出完满的解释；但在精神上，他的自杀却完全可以理解，就因为他对中国现状的绝望。

关于民国初年政治社会的乱象以及时人的感受，我在笺释陈寅恪诗时曾有讨论。陈氏1927年《王观堂先生挽词》有这样几句：

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

光绪宣统，已值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末世，怎么成了“开元全盛年”呢？故学界于此颇有置疑者。我以为陈氏的意思，是代王国维立言，形容当时政局黑暗混乱，相比之下，回看易代前的光宣之世，反倒好似太平盛世了。这当然有修辞夸饰的因素，但确也可见王国维、陈寅恪对民国现实的极度不满。而且此种心理绝不孤立，从遗老到革命派皆有类似的看法，我在《陈寅恪诗笺释》里引录不少（见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66-70页），有兴趣者可参考，兹不具引。

而王国维所置身的时世，也是梁济所置身的时世，王国维的忧愤，也是梁济的忧愤——也是郭曾炘们的忧愤。故梁济之死，聚焦了旧文人群体对民国现实的不满、对北洋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不满。从此角度而言，与其说他是从殉于前清，不如说他是自绝于民国。

我曾略略检读梁济的《伏卵录》，有一个印象：一般文人，或有理想，而止于理想；一般政客，则只认现实，不问理想。如梁济、梁漱溟父子，则是道德家兼实践家，非要拿理想来改造现实，以文人的精神做政客的事业，即古所谓“兼济天下”者。如此，道既不行，俗亦难移，其人必忧世愤世，以至偏激。这也是梁济自杀的一个远因吧。

斯人已没，倏忽百年，近见陈永正先生新成一律，颔联是“百年屡云误，此际到无言”，拿来献予斯人，倒觉妥帖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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