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黄昆先生任教普通物理课时的一些片段周末大家谈

1951年黄昆先生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城里沙滩北大旧址)。当时因政治运动经常停课，黄先生只教过我们班“近代物理”课的一部分内容。那时未认真学习，黄先生也不了解，但他那纯厚的男中低音很吸引我们。...

| 作者：丛树桐 (北京大学物理系)

1951年黄昆先生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城里沙滩北大旧址)。当时因政治运动经常停课，黄先生只教过我们班“近代物理”课的一部分内容。那时未认真学习，黄先生也不了解，但他那纯厚的男中低音很吸引我们。

1952年暑假全国院系调整。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4下半年，黄先生每学期都担任普通物理课的教学工作。那时的普通物理课学时很多，跨6个学期。黄先生教过其中的力学、热学、电磁学。那时我刚毕业，作他的助教，搞辅导工作。

有些人曾经认为，以黄先生在物理方面又广又深的学术造诣，教普通物理课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事实上呢? 正如当时1952下半年黄先生自己说的：“我礼拜天的时间用来做《物理通报》的主编工作，礼拜一到礼拜六全用在普通物理教学上。”1952年下半年和1953年上半年，他讲课、上习题课、改学生作业、每周安排固定的和学生面对面的答疑时间。此外，完全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由他亲自写供学生课下用的如何学习的指导材料，每周我都给他刻腊板，送到系办公室去油印(发给1952年入学的乙班学生)。他经常备课到深夜(伴着浓茶和低档香烟)。到考试前，我得到他家去和他一起出考题，搞的很晚，多次我都觉得可以了，行了，可他说不行，再考虑考虑，有时到后半夜才完成。他备课时，极为认真地阅读当时指定的参考书，查阅各种资料(有些书由系图书馆借回家)，和其他先生(如虞福春先生等)讨论商量。反复地深思熟虑，认真写他的讲搞。有一次在他家中出考题(或是习题)，讨论到第一个题目时，他忽然兴致勃勃地说，这里有可能提出一种测某物理量的精确方法，说完他就仰头深思，不言不语。我所以还有这个印象片段，是因为我当时有点害怕，他是否突然身体有什么不适? 过了一二分钟，他恢复常态，才说不行。他担任教学工作时，总是兴致勃勃，不辞辛劳，毫无厌烦之意。我深切地感到，他对待教学工作，培养人才的工作，如同他对科研工作一样，不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内在的激情。

黄先生对当时的普通物理教学内容有他的看法。他认为普通物理课，应在一些基本物理事实、基本概念和规律方面给学生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让学生能建立起清楚的物理形象，物理模型，具有鲜明的物理思想和好的科学素养。至于完整、普遍的理论体系，系统的方法，则是后继理论物理课的任务。他很重视对一些基本内容的阐述。他讲课时，常对一些基本内容的意义进行评论。同时他很强调融会贯通。有的学生把一个很局部的结论乱搬用，他认为这种“不从定律出发”考虑和分析问题，会使他们失去融会贯通的基础。那时我的同学和年青的同事私下议论，都有这样的经历，问黄先生一个专业问题时，不管是不是他正在教的内容，他都能从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基本规律出发，深入浅出的针对你的问题予以解答，一针见血或三言两语，使你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似乎能和任何水平的人有共同语言，当你把问题说清楚后，他不仅抓住了你的问题，而且窥见了你的水平，用你能理解的语言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我们都常佩服他这种了不起的本事。若干年以后，有次我们几个人春节时去给他拜年。我那时因一项工作的需要，曾问过他在高中时是怎样学的，他谈了三点，其中有一点大意是说，他很不习惯从“半截”学起或从“半截”想起，即自己没搞透彻而按别人的一个既得结果想下去。他总是愿从根上想起。这对他的科学洞察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好处。

虽然普通物理的基本内容，都是科学上早已解决了的很成熟的内容，但是从黄先生口中讲出来的，却是经他消化并深思熟虑后具有鲜明独立思考特色的东西。我无法将他这种特色说清楚，怎么说呢?“思路深刻”?“语言犀利”?“见解独到”?“耐人啄磨”?“发人深思”? 这些词句都难以充分形容他的特色。有人说，你只要看看黄先生写的表面张力文章的第一小段，你就立刻被他思路的新颖和深刻吸引住了。在教分子物理学和热力学期间，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说玻尔兹曼常数有什么根本意义没有?”问的我两眼直瞪。很多内容，他都有与参考书不同的讲法，如能量、伯努利方程，磁介质，等等。讲磁介质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想了一种模型，昨晚写完后主要计算，完全与实际符合。我真高兴。”他的讲法经他授意，由当时的学生写成文章，发表在《物理通报》上。他当时不止一次的对我说过，“现在这些书我很不满意，我真想写一套普通物理。”

在教学方法上，历来都有人提出反对“满堂灌”，用这个词时的涵义似乎也有不同。有的是指不管学生是什么水平，不管懂与不懂，硬灌，这当然是错误的；有的似乎是指在教学方式上不应只由老师一人讲，而应诸如边讲边提问；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启发式教学程序”，认为这样才是启发式教学。当时黄先生讲课可是只由他一人讲，但是听他讲课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却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科学思维能力的启发和教育。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引起你不自觉的思想活跃起来，产生很多想法，能引起你深思，能引起你扪心自找自己的差距。有的学生说，听黄先生的课，我生怕漏了一些东西，因为这些话中很可能有对我很有教育和启发的“警句”。黄先生从不说套话，听黄先生的课所获得的启发和只在形式上搞所谓“启发式教学”完全是两回事。

黄先生治学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他在教学中对学生也是这样要求。他看到有的学生学的比较含糊，对一个科学内容，好像这样说也成，那样说也成，认为反正差不多。黄先生说“这种学法可不成”。他很重视分析问题是否周密。有一次，有几位教师一起参加口试试验，题目是推导静止流体中，不等高A、B两点处的压强差。有位学生取A、B两点在同一竖直线上，但他在推导过程中，没有涉及对所取竖直液柱侧面受力的分析。黄先生马上在黑板上画了不在同一竖直线上的A、B两点，和一个以这两点为底的斜的长液柱，黄先生问他，对这个液柱你怎么分析? 此生完全无能为力。事后黄先生对我说，有的考生没有分析侧面受力，可能是他知道那都抵捎掉了，不必说了。但此生不是，他根本就没想到需要分析侧面受力，他学妁很不严谨。当他看到学生中一些学得很认真，思考问题很周密，有较强分析能力的事例时便由衷的高兴。有一次口试试验时，我不记得是个什么题目，有位学生(好像是秦国刚)取其中一个小质元进行分析，分析的清清楚楚。黄先生非常得意地告诉我说：“我分析问题的一些思想方法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影响”。有一次他改学生作业，发现有个学生对一个题目能独立思考的做进一步的分析。黄先生很高兴的告诉我，但接着问我：“你事先对这一点有没有进行这个考虑?”我无奈地摇摇头。他很重视在答疑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常对他们说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以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提高。有一次我问了他一个直流电的问题，当时被别人的话挡过去了，晚上我又一想，发现我提的问题很可笑。第二天，他说你昨天问了一个问题，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我说“没有意思，算了”。但他却说“喂，在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之前你可不要轻易丢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是很重要的!”

黄先生物质生活很简朴是出了名的，但那时我就逐渐感到，很难只用简朴两字来认识。接着不太久我认识到，如其说是“简朴”，不如说是“心不在此”。这些引不起他的兴趣。后来我问过他，他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要求，也没什么兴趣”。我认为黄先生不仅在个人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对待名、利、地位、权势方面，他都“心不在此”，漠然对待。爱因斯坦1918年在柏林物理学会为普朗克庆祝60岁生日的会上，有个精彩的讲话(见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6)，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他把他们分成三类人，一类人是把科学做为特殊娱乐，另一类很多人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爱因斯坦认为这两类人“对建设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那两种人，那么这座庙堂就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爱因斯坦认为，对这两类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做，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第三类是决定科学庙堂是否会存在的那些人，是爱因斯坦所爱戴的人，是“为天使宠爱的人”。爱因斯坦认为这类人的动机是渴望看到自然世界“现象和理论之间的‘先定的和谐’”。爱因斯坦认为，这第三类人对科学热爱的状态，“如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直接来自激情”。我想黄先生是在这类人之中。

黄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很多事和情景也都忘了，不清楚了，但我(还有曾经和我交谈过黄先生的我的老师如沈克琦先生等，我的前后同学如赵凯华、虞丽生等，我当年的同事如李椿等)深切地感到，在内心中在思想感情上所凝刻下来的对黄先生的崇敬和爱戴，却越来越强，越来越深。

黄先生，我们永远默默地怀念您。

原文发表在《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沈克琦赵凯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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