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品鉴 照进历史 照亮人心 ——二月河历史小说创作的启示

不管艺术家的创作进入历史多深，不论他踏入的历史之河离今天有多远，他心中必须保有“在人间”的情怀，他的眼力必须关注现实的生活，他的脑力必须思考那些源于人性的普遍问题，他的笔力必须追随大众的审美期待。这样的作品才能如同一道光，照进历史，照亮人心...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二月河辞世，把他呕心沥血所写的“落霞三部曲”和关于文学创作的经验与思考留给读者。

二月河代表作是《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皇皇500多万字引起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三部书写的都是皇帝，但二月河说，他写皇帝并不是因为对皇帝情有独钟，而是聚焦这样的人物容易纲领历史全局。可见，他希望通过三朝历史解读中国历史和文化。他在文学创作中注入士人家国情怀，融入关于传统和人性的见解。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盛衰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中国悠久丰厚的历史宝库中，盛满安与危、成与败、兴与衰、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经验与教训。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呈现出传统“盛世”辉煌，也最集中把中国封建社会本质展露出来。钱锺书谈及史与诗关系时说，“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二月河历史小说也是如此，他以文学之手开掘康雍乾三朝历史，赋予史事以艺术价值。

任何文艺创作如果缺乏欣赏和接受，都不能算真正完成，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也无从谈起。一段优美旋律，需要听得懂音乐的耳朵；一幅淡雅山水，需要富有情趣的眼睛；一个感人故事，需要对生活充满热忱的心灵；一部深沉历史，则需要长久沉积的文化心理和民族品格。二月河历史小说写的是“天子”，接的是“地气”，他笔下“帝王故事”深度契合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偏好。

二月河是一个创作实绩突出的作家，也像一个行走于村边地头、坊间茶馆里的说书人。中国有悠久历史，这些历史更多是通过说书人而被人们知晓。所谓“说书唱戏劝人方”，说书人把刘关张、杨家将、岳飞、包龙图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带给人们，也让忠肝义胆、精忠报国、秉公执法等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影响人们。更重要的是，经过说书人的努力，逝者如斯的历史对芸芸众生来说变得既有意思又有意义。我们可以在二月河作品中读到充满说书味儿的语言，还可以感受到某种说书的“套路”。《康熙大帝》里“释冤狱铁丐感皇恩”、《雍正皇帝》里“黑嬷嬷制服甘凤池”、《乾隆皇帝》里“吴瞎子护驾走江湖”，但凡读过这些篇章的人，想必都会承认，不论是“铁丐”吴六一，还是端木家的黑嬷嬷，抑或独眼的吴瞎子，这些长相奇异、身世离奇、身怀绝技的高人，包括皇帝巡游抓贪官、清官私访平冤案等桥段，大多虚构，但在艺术上又十分真实，这样的处理符合历史逻辑，也契合中国人的审美偏好。

现代以来，中国人审美心理发生很大变化，但审美习惯却依然存在。传奇化、情感化、故事化的历史依然是最受欢迎的文艺题材。今天，包括网络影视在内的影视创作，从“甄嬛”到“大军师司马懿”，从历史取材甚或只是以历史为背景的作品，往往能获得观众青睐；而以史实为依据、合理虚构的佳作更会博得持久掌声。二月河小说有众多读者也与此有关。这启示我们，中国历史本就是中国艺术最大IP，是老祖宗赐予我们的重要财富，也是极有可能诞生艺术精品的地方，值得文艺创作者好好珍惜。

历史事件或过程本身不会自动成为审美的对象，复刻式再现或机械表现，无法打动人心。只有经过艺术家思想和趣味反复锤打，历史才有可能获得艺术欣赏的价值。这就要求艺术家超越历史事实性局限，把历史放置在可能性的宏阔视野下加以考察。史学家何兆武说，“一切已成为事实的，并不就是过去历史的全貌；必须再加上一切可能成为事实的，才是过去历史的全貌。”《康熙大帝》中“大帝”二字就透露出二月河对康熙王朝的总体想象和评判，褒贬好恶尽在其中。《雍正皇帝》中突出雍正的改革举措，这都是在那个已无法重来的历史基础上构想一段可能的历史。

二月河曾这样说，“我觉得文学应该是寒冷和温暖都要书写，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寒冷也有温暖，反映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人们才会感受到你是一个生活在人间的作家。”于创作者而言，“现实”正是他对人间的感知。回望的目的，无外乎借助历史的沙盘，推演现实的问题，拷问人性的根底。因为历史上众多矛盾冲突，根本上都源于人性深处，是人性内在复杂性在不同外部环境诱导和形塑下的表现。而这又启示人们，艺术家关切现实的程度，决定他透视历史的深度，制约他作品的高度，也影响作品接受的广度。不管艺术家的创作进入历史多深，不论他踏入的历史之河离今天有多远，他心中必须保有“在人间”的情怀，他的眼力必须关注现实的生活，他的脑力必须思考那些源于人性的普遍问题，他的笔力必须追随大众的审美期待。这样的作品才能如同一道光，照进历史，照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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