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日本识字率高达40%？此说不可信短史记_【短史记】

不过是标准放得太低罢了，并无神奇之处。...

问：求教编辑，很多文章在比较清末改革与明治维新时，都提到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民众的识字率已经高达40%，请问这是真的吗？

文 | 谌旭彬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高达40%”，是一个在中文知识界流传了许多年的神话。

如下图所示，“江户末期男子的识字率是40%～50%、女子是15%。武士及农村的村长之类的干部几乎100%识字，城市商人识字率也达到80%以上”——这样的说法，不止见于通俗类历史读物，也常被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所引用。

图：某学术著作谈及明治前夕日本平民识字率神话，其注释引用，显示该神话在中文学术界颇有市场。

还有更神话的说法。如下图所示，某些学术文章甚至认为，“江户幕府末期，日本民众的识字率高达60%～70%，而彼时的欧洲只有20%~60%，法国则不到10%”。

图：某讨论日本“国民性”的学术论文，关于江户幕府时代日本民众识字率的表述。

进而，许多文章在比较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时，常常会特意强调“早在明治维新前，日本民众的识字率就远高于中国，……”，将之视为造成中日两国近代史走向大不相同的重要因素。

中文知识界之所以会流传这样的日本神话，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部分日本学者也说过相似的内容。

比如，北冈伸一在《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中曾这样写道：

“在江户初期，识字对武士来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在江户后半期，不识字的武士就是例外了。据说识字者的比例，即识字率(literacy)在幕府末期的成年男子中为40％~60％；成年女子为10％~20％。这在传统社会是惊人的高水准，即使在现在，在此水准以下的国家也为数不少。由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各种效果，其一就是文书行政成为可能。一旦识字率超过10％，通过文书复杂有效地传递内容，就成为可能。”①

“据说”二字，显示北冈伸一并未考据过上述数据的真实性。事实上，江户时代没有留下民众识字率方面的调查。

图：俄国船长戈洛夫宁《日本幽囚记》（1816年首次刊行），书中称日本人均可读写。西方人的这种直观印象，是神话的开端。

第二个原因，是对“识字率”这个概念存在误解。

尽管江户时代并未留下民众识字率方面的调查，但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可以参考。比如，日本教育学者八锹友广曾在《十九世纪的识字率调查》一书中，得出研究结论：日本6岁以上儿童，能写自己姓名者，男性约为89%，女性约为39%，能写自己的姓名和村名者，约为63.7%，能够记账者约为22.5%，能够写普通信件者约为6.8%，能够写普通公文者约为3.0%。

中文知识界在转述八锹友广的研究结论时，常对写姓名与村名、能够记账、能够写信、能够写公文这几个层次不加区分，而笼统称之为“识字率”，自然就会造成一种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识字率很高”的错觉。比如某学术著作如此写道：

“江户末期，日本老百姓的识字率普遍得到提升。男子约40%以上，女子约10%都接受过家庭以外的教育。日本教育学者八锹友广的《十九世纪的识字率调查》中对6岁儿童的识字率做了统计，结果显示滋贺县识字率高达75% （男子约为90%，女子约为40-50%），冈山县的识字率近60%（男子约为70%，女子约为60%）。平民阶层的识字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②

如果对上文中的“识字率”有所注明，指出其统计标准始于能够认识和书写自己的姓名、村名，自然也就不难意识到，那些高识字率，其实相当平常，完全是低标准所致。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平民接受教育的主要机构是“寺子屋”。寺子屋早期由寺院开办，以庶民子弟为教育对象，江户末期那些破落武士、浪人等开设的针对庶民的教育机构，也被称作寺子屋。据统计，江户末期日本全国共有约15000~20000所寺子屋。

这些寺子屋，主要教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比如，流行甚广的寺子屋教材《商卖往来》中，收录了361个词语，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词汇65个(商人心得32个、贸易用语16个、贸易记录9个、货币8个)，商业名称211个(被服73个、食品23个、家具杂物70个、药材香料45个)，与商业有关的词语共计276个，占到了总词数77%左右。另一种供农村民众使用的教材《农文往来》，则主要收录农家书信中经常使用的单词、短句和短文。③

这种教育自然是浅显的，完全以日常实用为目标。明治十四年（1881年）的一份调查统计显示，长野县常盘村882名满15岁以上的男人，能写名字为76％，能写信为4％，能读懂告示为1％。从写姓名到写信、读懂告示，二者之间，存在着断崖式的下跌。若以前者为“识字率标准”，数据自然会很好看，但也很容易造成错觉——毕竟，在现代日常语境里，说一个人“识字”，往往等同于认为这个人拥有写信之类的基本文字表达能力。④

比较符合常识的数据，可以参考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的《日本教育的现代化》一书中的说法：

“自十八世纪以来，在全国，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建立了寺子屋。根据不完全了解的情况看，在德川时期末期，估计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平民多少识了点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寺子屋受过教育。”⑤

图：江户末期，日本寺子屋也常常招收女学生。

其实，若以相同的标准，来考察晚清中国的“民众识字率”，也可以得出相似的好看数据。

比如，美国清史学者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中的研究认为：

“来自19世纪中后期的信息显示，在中国，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读写。这一群体，既包括那些具备充分的识字能力的精英阶层成员，也包括处于与其相对的另一端的人士，即那些只认识数百字的人们。粗略地说，几乎平均每个家庭就有一位识字之人。”⑥

罗友枝把识字能力区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完全识字能力”（full literacy）,另一种叫做“功能性识字能力”（functional literacy）。前者致力于学习儒家经典，后者致力于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认读书写能力。罗友枝将“识字率”的标准放宽至“那些只认识数百字的人们”，于是就得出了晚清中国“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读写”这样的结论。⑦

在罗友枝之前，金陵大学教授、美国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 ，也曾利用1933年全国性的中国乡村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认为在1930年代，中国男性“稍受教育者”约为45.2％，女性约为2.2％；中国男性识字者约为30.3%，女性约为1.2%。卜凯亲自在安徽芜湖附近农村调查了102家农户共计512人，结论是“已受教育者占百分之四十四”。在卜凯之前，1924年冬~1925年春，李景汉调查了北京的1000名人力车夫，能够阅读白话报者为333人，无力阅读白话报者为667人。⑧

图：金陵大学教授卜凯(John Lossing Buck)

这种低标准下的“高识字率”，主要得益于清末遍布城乡的私塾。

乾隆时期，曾有地方官估计认为，中等县城乡蒙馆的数量一般在200所左右。1905年废除科举改良私塾，部分地区曾留下私塾数量的统计，如1905年浙江嘉兴有蒙馆“一百数十处”，1907年杭州城内外有私塾203处（次年的数据增至280余处），1908年安徽绩溪县有私塾328所；1909年，河南省上报称，该省南阳、汝宁、光州三府分别改良私塾1547、2004、3284所。⑨

私塾数量上的繁荣，对应着收费的低廉。齐如山在直隶高阳县村塾读书，“花钱都极少，每一学生，每年不过小制钱五百文”；舒新城在湖南溆浦入塾就读，学费也不算高，自称“据母亲说，当时只费了她三个半天的功夫，到秋末的棉田摘野棉花，就把我千二百文一年的学费换得了”。⑩

同时，与幕府时代的日本教育可以区分为藩校（贵族与武士，教授如何做统治阶层的合格一员）与寺子屋（平民，教授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内容）相似，清末的私塾，也可以区分为“短学”（贫寒子弟，学习写字、记账等基本技能）与“长学”（富家子弟，学习四书五经以走科举之道）。私塾费用本就低廉，“短学”相对于“长学”又要更为低廉。于是，这些“短学”在平民教育中，起到了与日本的“寺子屋”相似的作用。

自然，若使用相同的低标准（比如能写自己的姓名或简单记账），晚清的中国可以有“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读写”，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也可以“民众识字率高达40%”。前者不会使人惊讶，后者也不值得过度分析，更不必将其上升至中日两国“国民性不同”的高度。

尊重常识，远离神话，才能看清历史的本相。

（完）

①北冈伸一/著；王保田、权晓菁、梁作丽、李健雄/译，《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9页。

②汤丽，《日本近世平民女性的地位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第140页。

③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博士论文。

④矶田道史，《江户时代那些人和那些事》。转引自：李长声，《昼行灯闲话》，译林出版社，2015，第128页。

⑤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编、张渭城/译，《日本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第19页。

⑥Evelyn Sakakida Rawski，《Education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1979，P.140．转引自：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43页。

⑦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⑧徐锡龄，《中国之文盲问题》。

⑨左松涛，《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武汉出版社，2011，第82~83页。

⑩同上，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