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实就业情况：寻找更靠谱的指标

2019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稳就业成为“头等大事”...

2019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稳就业成为“头等大事”。不过，当前官方主要沿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项指标有效性存在不足，城镇登记失业率常年维持在4%左右，无法反映宏观经济的边际变化。只有构建更可靠的指标体系，才能反映更真实的就业情况，并分析未来的财政、货币政策走向。

根据本文建立的“三轮动”就业分析框架，虽然2018年整体就业情况尚可，未出现明显下滑，但是2019年就业率不容乐观。不过随着稳就业政策的频频推出，就业状况大概率不会大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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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园 | 国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2019年就业市场的形势，不仅牵动人心，也影响宏观政策方向。

理论上，就业应当既是政策松紧转向的先行指标，又是政策持续推进的影响对象。简言之，就业与政策互为影响，互相促进。充分就业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也是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之一，美联储FOMC会议的加息进程中，就业数据往往是重要参照；财政政策的调整，旨在稳经济增长和调经济结构，当然也与劳动力市场走势密不可分。不过，当前我国官方就业统计指标仍有不足，有待构建更为可靠的指标，为度量2019年的真实就业率，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政策提供参照。

整体看，官方就业统计指标存在以量（而非价格）为主，调查样本小、数据低频等问题。就业指标中，最常用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但由于其只统计了进行失业登记的人群，代表性不足。其他比较常用的官方指标还包括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等，与国际统计标准更为接近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较少，平均工时、平均工资也分别存在着数据少和低频的问题。

我国的就业指标体系中还含有PMI分项之从业人员、工业企业从业人数等非直接指标，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主要是通过部分产业从业人员的增速变化来反映劳动力市场的景气状况，具备监测就业情况的应用空间。

作为衡量就业状况的补充，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指数，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院与智联招聘平台合作统计）和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发布）这两个指标较为类似，从不同维度衡量了市场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即大于1代表职位供过于求。



综上所示，我国各项与就业有关的指标纷繁复杂，其间的同步和领先关系不一，客观来讲，观测就业可以从多维度切入，不过当前人们观测我国就业仍旧主要以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两项指标为准。其实，这两项指标的有效性存在不足，反映在：一是失业率指标与GDP的负相关关系近年来有所减弱，说明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能较好反映经济增速下行带来的就业压力；二是失业率波动较小，无法很好地体现就业情况的边际变化，例如城镇登记失业率常年维持在4%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018年才开始公布，2018年全年维持在5%左右。



考虑到我国城镇登记和城镇调查失业率存在低波动、低频等问题，也暂时没有公认的单一最优就业衡量指标，接下来将选取多重指标相互印证的方式进行检验，再结合与就业相关的其他变量的侧面预测效果，尝试构建一个轮动的就业指标体系以观测我国就业情况。

第一步：就业指标体系内两两检验寻求自洽指标。首先剔除掉表1中数据较少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工时，然后两两链接建立检验矩阵（指标含义相关性较低的除外），通过相关分析得出了几个结论：

第一，自洽性最高的指标为求人倍率、CIER指数、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三者均互相自洽。

第二，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增速、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工资增速与其他两个指标可相互印证，可靠性次之。

第三，自洽验证效果较差的指标包含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PMI从业人员。



第二步：观测就业指标体系外其他变量的侧面预测效果以寻求领先指标。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出发，选取了保障和盈利两个角度加以分析。其一，劳动力就业时会缴纳保障保险，失业时便可以领取，参保人数变化理论上能反映就业市场增量变化。分析得出：失业保险期末参保人数增速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速，可作为求人倍率的领先指标、领取失业金人数的同步指标。其二，企业在经营较好时更愿意扩大员工规模，在不景气时倾向于裁员，企业的经营或盈利指标理论上应是企业从业人员甚至更广泛劳动力数量变化的前瞻指标。由此发现：工业企业收入增速可作为新增及工业从业人员增速领先指标，与PMI从业人员走势趋同。

第三步：构建我国就业状况的跟踪框架：“供求、保障、营收”三条主线指标轮动观察。在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得出以下“三轮动”框架：工业企业营收增速→养老/失业保险期末参保人数/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求人倍率/CIER/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具体分析方法为：前四个指标为领先指标，其中工业企业营收增速为同向领先指标（同向指标的意思为该指标上行，意味着就业好转；下行则意味着就业恶化；下同），领先时间为2-9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期末参保人数增速为同向领先指标，领先时间为3-6个月；失业保险期末参保人数增速同为同向领先指标，领先时间为2-3个月；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为反向领先指标（反向指标的意思是该指标上行，意味着就业恶化；下行意味着就业好转；下同），领先时间为6个月。后四个指标为同步指标，其中求人倍率和CIER指数为同步同向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和2018年开始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就业的同步反向指标。政策与就业指标的复盘，不仅可以观察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可以侧面印证“三轮动”框架的有效性。

鉴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基本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我国也是从2008年下半年起开始了宽松救市的政策，故从此处开始复盘。依据央行货币工具实施和财政部公告法规大体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松紧度划分为7个区间，月份上有不一致现象，但基本上涵盖“四宽一紧”和两段结构性调整的“不松不紧”阶段。



根据各项就业指标统计数据，营收、失业金等指标拐点先于财政货币政策拐点。

第一，工业企业营收增速拐点领先货币政策拐点，但错位间隔逐渐拉长，从4个月扩展至13个月；政策反馈上，货币政策放宽（收紧）后工业企业收入增速基本随之上行（下跌），反应期从1个月到19个月不等。除2016年底持续的宽财政阶段外，其余阶段工业企业营收增速拐点领先财政政策拐点，错位间隔从2个月到19个月，相关性较差。

第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速拐点领先货币政策拐点5-8个月。从高频（月度）保障相关数据来看，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期末参保人数同比增速对货币政策有良好的前瞻性，拐点领先5-8个月。但由于数据仅从2014年起算，未曾经历完整的政策周期，故规律说服力有限。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增速走势自2017年4月起与养老保险分化且一直呈上升态势，现有数据下对政策的引导和反馈参考意义有限。



第三，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拐点对政策拐点存在明显领先性。中频（季度）保障数据中，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拐点领先货币政策时间缩短，间隔从14个月至5个月，前瞻意义逐渐增强；对货币政策的反馈时间拉长，从8个月到18个月，体现政策效果存在时滞性；领先财政政策拐点稳定在9个月左右，前瞻意义较高，但对财政政策的反馈不存在明显的规律。

第四，失业率、求人倍率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同步性较高，意味着财政、货币政策对就业市场影响不明显，或是失业率指标在政策互动上监测效果失效。2008-2010年间，城镇登记失业率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调变化基本同步，印证了我国就业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存疑（理论上失业率应存在一定的领先或时滞）。2012年起，财政货币政策稳健偏宽松，失业率顺应政策一路下行，求人倍率一路上升，二者波动性不高、趋势性较强，这也与这一阶段政策只松不紧有关。



总体来说，营收、保障类就业指标与宏观政策存在一定互动性，供求类指标与政策变化的相关性不强，主要有以下四点结论：

1）工业企业营收增速、城镇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速、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拐点领先货币政策拐点，三者领先性依次提升；

2）财政政策与就业指标相互关系的规律性不强，仅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略领先财政政策拐点；

3）政策宽松和紧缩的当期失业率与求人倍率也同步维持此前的上升或下降趋势，仅在宽财政接近结尾的时候，失业率指标才有所好转（即下降）；

4）遴选的就业指标与财政货币政策的关系无一致性规律。2018年整体就业情况尚可，未现明显下滑。2018年全年新增就业1361万人，比上年多增10万人，连续第6年每年新增就业超过1300万，完成全年目标的123.7%。全年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201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降至近年来低位。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比2017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2018年全年保持在4.8%-5.1%之间，实现了低于5.5%的预期目标。12月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7%，持平9月以来的水平，相较7月份高点下降0.3个百分点。全国主要就业人员群体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4%，持平前值，较9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总体看，数据显示我国就业整体状况较为稳定。



然而，从就业“三轮动”框架领先指标出发，结合对企业景气和未来就业预期、CIER指标的趋势分析，2019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稳就业实属“头等大事”。

其一，根据上述提出的就业跟踪框架，前瞻指标指向2019年就业市场面临的压力总体较高。

1）从同向的领先指标看，2018年4月以来，工业企业盈利增速趋势下行，5月以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期末参保人数增速趋势下行，8月以来失业保险期末参保人数增速趋势下移，均指向在未来的1-2个季度，我国就业市场面临较大的压力。

2）从反向领先指标看，2018年以来，我国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增速虽同比下滑，但缩量逐渐收窄，指向在未来的半年里，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可能仍要增多，不排除同比转正的可能。



其二，2018年以来，我国企业盈利增速下滑，居民未来收入信心和就业预期中枢下移，指向未来就业情况可能有所恶化。2018年以来，受内外需同步走弱的影响，企业盈利增速开始下滑，3季度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6.4%，较2017年同期下滑7.1个百分点；同期企业家信心指数与企业景气指数也进入下行通道，企业表现走弱会引发居民就业担忧。此外，我国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和未来就业预期指数分别连续3和2个季度下滑。



其三，若从岗位供求状况来看，虽然当前岗位招聘需求总体大于市场求职申请人数，但事实上与2017年相比，2018年就业市场景气程度明显回落，景气度回落趋势在2019年或将延续。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指数，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院与智联招聘平台合作统计）衡量了市场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大于1表示职位供过于求。《2018年4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披露数据显示，CIER指数在2018年初下滑较快。受春节后“跳槽热”和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期”的影响，1季度岗位求职申请人数上升，但同期招聘需求基本保持稳定，CIER指数录得1.91，持平2017年同期，较2017年末下滑1个单位。2季度招聘需求虽有增加，但求职人数相较1季度也有所上升，CIER指数进一步下降至1.88，较2017年同期下滑0.38个单位。

下半年CIER指数下滑趋势虽有所好转，但仍不及2017年同期。3季度在经济下行的影响下，用工需求和职位申请人数均有下滑，但求职申请人数下滑更多，CIER指数略有上升至1.97，较2017年同期下滑0.46个单位。4季度企业用工需求显著增加，从而CIER指数回升至2.38，创2018年最高，但仍低于2017年同期0.53个单位。虽然当前我国岗位供给仍大于求职需求，但就业景气度仍存下行风险。



尽管2019年就业市场仍面临较大压力，但随着稳就业政策的频频推出，就业状况大概率不会出现大幅恶化。受累于外有贸易摩擦，内有防风险去杠杆等压力，2019年我国就业市场仍面临较大就业压力。再结合上文复盘所述，政策与就业的互动性不强，只有当宽松的财政政策维持较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结尾的时候，失业率才会有明显的下降，因此货币和财政放松对就业的维稳效果还需观察。不过，鉴于我国已将“稳就业”置于“六个稳”之首，且2018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以及“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直接作用于稳就业的相关政策将对就业形成一定的托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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