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我的小学时光

知青老友的外孙女山山快八岁了，在澳大利亚南边的阿德莱德读小学二年级。那天跟着她去学校，教室门外有一排架子放书...

知青老友的外孙女山山快八岁了，在澳大利亚南边的阿德莱德读小学二年级。那天跟着她去学校，教室门外有一排架子放书包，室内有课桌椅，孩子却围着老师或坐或跪在地，轻松得很。周一放学回家，山山书包一扔就去玩耍。外婆问“没有作业？”回答是“每个星期一和放假后第一天都没有回家作业，老师说小朋友都玩累了。”她的老师真好。

其实，回想六十多年前我们读小学的时光，不也是这样轻松快乐？1954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那一年，我进了上海虹口区的溧阳路第二小学。那时按规定七足岁才能读书，九月一日出生的就要等下一年，我正好“轧进”；全班同学几乎都属猪。进哪所学校也没什么讲究，无所谓“择校”，就近，马路对面弄堂里。

之前幼儿园没教过我认字写字，家里也没要我学什么，进了小学才算正式接受教育。一年级两门主课，算术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语文第一课只“开学了”三个字，只是其中两个繁体，笔划挺多，有点难度。我字写得潦草，第一次抄写课文被老师批了个“中”，差点输在起跑线上，至今难忘。语文课教注音字母，后来改用汉语拼音就全忘了，几十年后去台湾采访，发现那儿的学生仍在用。

那时小学低年级只有上午四节课，中午就放学回家。老师当然会布置作业，但不怎么多。像我这样手脚快一点的常常课间休息十五分钟就差不多做掉大半，或者这节课做上节课的，很少带回家。

下午我们会按照班主任划分的“学习小组”活动，一般就去小组长家里，先是一起把剩下的作业全都完成，有不明白的地方“相互帮助”。接着到弄堂里去玩，两个书包搁地上当球门，就可以开始踢球了，直到天黑回家吃饭。

除了踢球也会撒野打架，还会翻墙爬屋顶，上树采桑叶，堵洞逮蟋蟀，或者趴在地上刮“香烟牌子”，打玻璃弹子……有时突然文明起来，各自拿了一本书看得入迷。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喜欢看书，进小学认了字更是把家中的书翻看遍。

那时学校设备简陋，课桌面上的木板有洞有缝，正好用来上课开小差看书。老师应该知道，好像也没说过什么，更没有突袭没收，大概知道我不看书就会同旁边的同学讲闲话，更麻烦。只是每学期结束拿到学生手册，评语中少不了一句“不遵守课堂纪律”。

但即使这样，我学习成绩并不差。那时候的家长只要孩子不出事，很少管读书学习的事情，反正那属学校的责任、老师的本分。每个学期结束开个家长会发了成绩单，差不多就完事了。平时做作业真有什么不懂就问哥哥姐姐，他们的新课本往往被我先拿去翻看，也算一种课外读物。

不记得学校有什么特别的课外活动。没有兴趣小组、培训班，更没有补习班，根本就不需要。只有一次学校选定我做大队鼓手，去虹口区少年宫学了几次。居委会的活动倒常有，我们孩子跟在大人后面“轧闹猛”。

最好玩的是“除四害”抓麻雀，我们都爬到屋顶上敲打脸盆，真看到可怜的惊弓之鸟在我们面前掉地。到大炼钢铁弄堂里炉火熊熊时，我已小学五年级了，到处去捡废铜烂铁，外面没有就到家里翻找，满腔热情迸发。

有时还会跑去远一点的地方玩。今天挺有名的甜爱路本来只是一条安静的小巷子，我们知道路尽头的篱笆有个洞，爬进去就是虹口公园，后来改名鲁迅公园。池塘里有小虾和蝌蚪，用自己做的小网兜就可以捞起不少，放在瓶子里带回家“观赏”。我们还会用家里的面粉洗成面筋，粘在细竹竿顶端，到公园里抓知了和蜻蜓。这种事老师不管，家长也不管。

时间长了，我们对虹口公园周边越来越熟悉，像“港口司令部”、天通庵、八字桥、大华农场麒麟塔，等等。后来翻看舒宗侨先生与我父亲合编的《中国抗战画史》，才知道这些地名都与日本侵略中国、攻占上海相关——“港口司令部”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麒麟塔原来是被朝鲜义士尹奉吉刺杀的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的墓，虹口公园里面还有白川被刺的那座“司令台”。

与今天的小学生相比，我们那时最大的不同就是独立，自己玩自己的。四五年级学到一点自然知识，知道什么是酸碱反应，就在家里做起实验。先从饼干箱里找到干燥用的生石灰，放到玻璃杯里加水，看它发热冒泡变得滚烫。再倒出澄清的石灰水，用麦管往里面吹气。石灰水很快就变浑浊，那是我吹出的二氧化碳起反应了；继续再吹，石灰水又变清了，还是二氧化碳的作用。厨房里的醋也拿来做化学反应，倒在生石灰上就会嘶嘶作响直冒泡，倒进牛奶就会生成一团白色沉淀。今天的孩子会这么玩吗？

1959年读完小学五年级，我家要搬去南京西路那儿。暑假开始了，父母都不在上海，我自己就拿着刚发的学生手册，坐一路有轨电车来到新家附近。先打听哪儿有小学，接着就去敲门问六年级有没有空额，招不招插班生。开头两所小学都不行，第三所收了，那是新成区的石门二路小学，后归静安区。九月一日新学期开始，家却还没有搬去，我每天清早搭一个多小时的电车去上课，傍晚回到家中，前后一个月。

六年小学读完了，接着三年初中，同样轻松快乐。所谓轻松快乐，无非是同今天的中小学生相比。回想起我们读书时的大大小小事情，几乎全都同当今之常态唱反调。时钟不可能倒转，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读书会变得越来越艰难，但至少可以为自己没有受此磨练而感到庆幸吧。

本文刊2019年2月13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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