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巴统”的历史回声

如今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俨然一副“复活巴统”的架势。...

经济和发展利益，仍会是多数美国盟友的政策逻辑。历史似乎在押韵，但不会重复。随着高科技竞争优势天平的倾斜，“同盟绩效”问题会让美国越来越头疼。

“巴统”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简称，正式名称叫“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这个已经走入历史的委员会，如今却很值得玩味。

1949年11月，也就是北约成立半年多以后，在美国的提议下，西方阵营国家成立了这个以限制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为目的的组织。起初的运作是秘密进行的，成员国代表每周在巴黎碰头开会，调整禁运清单。当然，也免不了为豁免项目而争吵，因为冷战并没有彻底切断两大阵营之间的贸易联系。

这个组织成立的大背景是冷战，而高科技是战略竞争优势中的一颗“皇冠”。从逻辑上说，通过高科技禁运遏阻对手的竞争优势没什么不妥。“巴统”的运作对遏制苏联科技优势起了多大作用，很难找到定性、定量的严肃论证。但出口管制和禁运在西方阵营内部引发不和的情况却不少。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1962年前苏联修建“德鲁日巴能源管道”（又称友谊管道，从苏联境内直达东德）。对于苏联对外钢材采购需求，美国通过“巴统”下达了禁令，英国、意大利、日本公开提出抗议，离管道终点最近的西德，很不情愿地表达了同意。那一年，国际上最大的事，是古巴导弹危机。

1963年4月27日，在美国肯尼迪政府阻止美国人与古巴进行任何交易两个月后，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首次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面。（图源：Wikipedia）

为何在冷战高潮期，美国也难以让盟友与其保持绝对的同步？同盟理论中有个概念叫“同盟绩效”，即同盟体系在多大程度上为成员提供满足共同目标或个体目标的净收益。影响净收益的因素之一是成本。就单个成员国而言，这里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自主性—在同盟体系中有多大空间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

作为西方阵营的霸主，美国的自主性与其他盟友是绝对不对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成本”对其净收益的负面影响是最小的。此外，不对称的同盟关系也意味着差异性的战略优先考虑。那个时期，美国的首要考虑是战略利益，西方盟友关注更多的是贸易机遇。别忘了，20世纪60年代，正是欧洲和日本出口强劲、经济腾飞的时期。不能简单地指责它们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战略考虑，与苏联没有战略竞争，这是它们与美国最大的不同。

“巴统”内部争吵的根源，在于美国以牺牲盟友利益为代价的战略竞争思维。1994年“巴统”解散后，美国的这种思维却没有随之走入历史。

如今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同样把遏制中国的高科技优势视为重要突破口。美国除了亲自以国家力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还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要求盟友与其保持一致，俨然一副“复活巴统”的架势。

但这种“复活”的尝试只会给美国带来尴尬。在“巴统”存活的那个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高科技上的整体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华盛顿拉盟友筑起防止高科技“外流”的大坝，至少在理论上还站得住脚。

随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现在美国想拉盟友再次筑起“大坝”，目的却是防止高科技的“流入”，这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也缺乏道德支撑。美国这种做法对盟友利益的伤害，与“巴统时代”可能不在一个数量级。

战略竞争，依然是美国的首要考虑。经济和发展利益，仍会是多数美国盟友的政策逻辑。历史似乎在押韵，但不会重复。随着高科技竞争优势天平的倾斜，“同盟绩效”问题会让美国越来越头疼。或许，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进行战略竞争，而不是在历史中寻找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