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宦官每年能为皇帝捞多少钱？ 短史记

皇帝的敛财之道。...

本文选自蔡石山著、黄中宪译《明代宦官》（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已获授权。

除了土地税，明朝还有多种税收来源，而宦官是使明朝税制陷入困境的祸首。

不动产和个人资产的交易税贡献了不少税收;狩猎、捕鱼、车、船方面的特许费，也贡献了小部分税收。准许酿酒、醋和生产纺织品、木柴、农具方面的收费，通常占去国家收入颇大一部分，而各种大宗商品和日常必需品(包括粮食、蔬菜和婚丧用的礼器)的销售税，全属于国库收入。

但户部从未像今日西方国家那样拟出年度预算，且户部人力始终不足，因而皇帝有时不得不调派其他五部的官员协助收税。怪的是这些官员通常获授权支配他们所收到的钱。

在这种情况下，收贿、盗用公款、贪污就无可避免，而宦官也未能免于该诱惑。

明朝立朝只10年，征税制度就脱离正轨，因为户部于该年报告，全国400多个税务机关，有178个没有收税员或税收稽查员。洪武帝指派宦官、国子监学生和来自其他数个政府机关的官员，协助执行税收法和收税，取代了正规的收税渠道。

到了宣德年间(1426—1435)，禁卫军军官、御史、军队指挥官之类人物，与税务官员一起在京城九门收税，已是司空见惯。

此后，愈来愈多宦官被派去做同样的事， 到了1466 年，宦官已成为明朝收税体制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明朝时，所有森林物产和营造材料(包括木材、竹、大麻纤维、石灰、铁、桐油、水芦、砖)，都得抽取 1/30，存放于官库，剩下的才能供个人使用或贩卖。明朝财政术语把这一习惯叫作“抽分”。

木头是营造宫殿、制造御用家具所不可或缺的材料，因此明朝皇帝为使自己能直接且免费取得胡桃木、红木、桧木、柚木、桃花心木之类高级木材，常派宦官前去为幼树打上印记，以供日后皇帝专门使用，也要宦官去“抽分”森林物产里应属政府的份额。

据认弘治帝是第一位派宦官接掌这类职务的明朝皇帝，时为15世纪末期。

1517 年至 1518 年左右，正德帝派宦官李文、马俊分别前往湖广、浙江，将两地的抽分业务制度化。不久，就有宦官在福建、 江西和其他数省掌理营造材料的抽分业务。但所有收税宦官中，太监夏绶成为真定府境内最令人害怕的官员，因为他掌理水芦等当地特产的抽税业务。

到了16世纪20年代，据估计，光是御用监就索求总值超过20万两的木头，以满足其一年需求。而位于安徽南部长江与青弋江交汇处的芜湖市，则成为皇宫木头与营造材料的主要供应地之 一。

明朝期间，从芜湖坐船到南京通常要三四天，由于有舟楫之利，芜湖成为重要的稻米、农产品集散中心，能供应内廷所需木头、竹子的一成。

还有一些营造材料和矿物，也得让官府抽课一定比例的实物，包括每年来自浙江省的2000张金叶、来自河南的2500斤水乳胶和500斤石墨、来自山东的约1800米最耐用木材和20根檀香原木。每年御用监宦官也负责从山西取得3000只大罐和盘，从广东取得5000斤白圆藤，从陕西取得 200斤羊角和500斤羊毛。有份分项详列的税收账目(约1500 年)也显示，御用监一年收到300件来自苏州府、以具有长节著称的“白猫”竹，300斤来自大名府的小铜线和500斤来自同地的红矾。

这一机构还得到课征自河间府的3000斤砂，课征自永平府的400斤硝酸盐，课征自今日河北省境内滦州一地的3000张纸和1万斤锌。此外，这一宦官机构每年从北京征收到500斤蓝鲜白土、30万斤煤炭，以及从工部收到约5万斤石灰。加工处理数十万斤木柴，监督高贵稀有林木的标记、砍伐，也是宦官的例行业务。

除了向林产和矿物抽税，明朝宦官还参与征收宗教什一税。想尽办法逃避政府课税，却乐于向个人所信奉的神像献供，向庙宇、教堂捐献，几乎是举世皆然。1516 年，正德帝首度授权山东镇守太监黎鉴，向辛苦爬上 1500米泰山的香客课征所谓的香税。香客到著名的碧霞寺拜神，希望有幸一睹太阳升上山顶的壮观景象，宦官就在碧霞寺入口设立收费站，把泰山当成现代国家公园般经营。泰山这类宗教税每年征收到多少，不得而知，但 17 世纪初期文人余寅写道，明末时明廷本身已靠寺庙收入来获取资金，甚至光从泰山碧霞寺收到的钱，就足以支应山东官员的薪水。如此取得收入相对较容易，明廷自然而然在湖北太和山和国内其他圣山也设立类似的“香钱”收费站。

有时明朝宦官也奉命向渔业、茶业、水果抽税，收取过路费、过桥费。但有关这类活动的报告少之又少，从中不足以对此有清楚的了解。但财政活动里有个领域得到了翔实记录，即绝无仅有的“门税”。凡是没有通行证者，不管是商人、观光客、平民、官员，要进出京城九大城门，都得先缴门税。事实上，明廷靠这项财源收到不少钱，收到的钱则用来购买朝廷祭品、支应御膳房开销。

16 世纪初，城门收费员全是宦官，每个城门配置至少10名宦官，且通常由 1 名内官监少监监管。带货进京城卖的商人，得以三成铜钱、七成纸钞的方式付门税。根据某份相当可靠的文献，可看出京城九门可带来多少税收。弘治帝在位(1488— 1505)初期，京城九门收到665080贯纸钞、2885130文铜钱;20年后，总收入是715820贯纸钞、2054300文铜 钱;1512年至1523年，每年平均总收入是2558920贯纸钞、1190360文铜钱。但不断的通货膨胀往往使纸钞急剧贬值。

1390年，一张一贯纸钞约合250文铜钱;但3年后，贬值为只合160文铜钱;到了15世纪30年代，纸钞币值已降到初发行时币值的1/1000;到了1526年至1550年间，只有极少数人还想用纸钞，因为白银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品交易媒介。明朝宦官还懂得借由经营一些“皇店”，替主子和主子夫人赚钱。

有位名叫于经的太监，据认首开先河，在京城内外开始做这种生意，且据说每年净利达8万两。据16世纪末期宦官刘若愚的记述，有6家皇店卖一般货物给民众，一年获利数万两。刘若愚写道，这些皇店开张于嘉靖年间(1522—1566)，销售收入全归老皇太后。刘若愚还披露，17 世纪20年代魏忠贤权势如日中天时，这个太监头子接管这些店，自己雇人经营。

宦官征得的税收和赚取的利润究竟有多少难以确知，但根据可靠的资料估算，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初，宦官每年交给内承运库将近100万两，外加数量不详的珠宝、贵重物品。这些收入来自非正规、非计划中的财源，因为未登录于税收分类账里，但这些收入有助于弥补从明朝体制内财源取得收入的不足。或许会有人主张，皇帝需要借助他那些寡廉鲜耻的宦官来收税，以便有足够的收入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另一方面，儒家卫道之士通常把加税视为恶事，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所应为，因而认为应谴责这些宦官的作为。

（注释略）

本书简介

《明代宦官》详尽介绍了宦官在明朝扮演的角色。作者从各种资料取材写下这本书，试图向读者说明宦官如何渗透包括明朝的宫廷政治、特务活动与内部安全、军事与外交事务、征税与上贡、皇家专卖事业、司法审查、紫禁城布局、大运河等在内的多个方面，内容饶富趣味。

作者简介

蔡石山（Shih-shan Henry Tsai），历史学者，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博士，曾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与伯克利分校、阿肯色大学等，曾任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明代的女人》《永乐大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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