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询问即将出洋的使臣：外国也有总理衙门？ 短史记

曾纪泽答慈禧问。...

本文选自费正清、邓嗣禹编著，陈少卿译《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已获授权。

本文可与二条推送搭配食用。

如果你见识过20世纪中国外交官的能力和手腕，就会惊讶于清朝竟然这么晚才开始对外遣使。

1866年，清廷派出了第一个半官方使团，由赫德陪同。使团以“年衰位卑的满族官员”斌椿为首，另有三名同文馆学生。该使团以考察为目的，游历了欧洲九国，然而所获甚微。

1868年至1870年间，著名的蒲安臣使团访问欧美。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此事似乎由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一手包办。而从中方的材料看，使团中志刚和孙家谷这两位中国官员与蒲安臣是平起平坐的。

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清廷不得不派出以满人崇厚为首的特别使团，前往法国谢罪。但这并不等同于常驻使节。

1877 年，经过一系列会谈和挫败之后，清廷终于向英国派出了常驻使节。但是，这次遣使的直接目的是为1875 年英国外交人员马嘉理（ A . R. Margary）在中缅边境被杀一案致歉。清廷首任驻美公使是陈兰彬，首任副使容闳兼任留学监督。此后，清廷在德国（1877）、法国（1878）、俄国和西班牙（1879）、秘鲁（1880）相继建立了使馆。

此后，奕䜣等人初识了国际法的作用，认为国际法是一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利器。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1818—1891）能力出众，很受尊重。他禀性耿直严正，将旅英见闻据实直陈，对于清廷对法关系的措置失宜也直言不讳。而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谈话记录，是当时最像记者招待会记录的一篇文献。

曾纪泽（1839—1890）是曾国藩的次子，同样出众、直言敢谏，且略通西学与英语，西人以“曾侯”（Marquis Tseng）称之。 曾纪泽被时人视为出色的使才，并不是因为他曾于1878年至1886年间担任驻英法公使，而是因为他从沙俄处虎口夺食的功绩。1879年，崇厚糊里糊涂地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将伊犁的几处战略要地让与俄国。曾纪泽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了经修改的《圣彼得堡条约》，收回了这些要地。这一胜利固然得力于左宗棠在新疆的捷报和主战派的支持，曾纪泽本人在谈判中的机敏也功不可没。

曾纪泽到过欧洲之后，不但成为西化的热情鼓吹者，还身体力行地穿西装、用西器、服西药，颇受保守主义者诟病。

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公使。11月22日从上海启航之前，他在北京觐见了慈禧太后。

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幼稚而有趣的谈话（太后说的陈述句一律记作“旨”）。

曾纪泽觐见慈禧太后的记录（1878年）：

丑初入朝……卯初入乾清门，在内朝房坐极久。辰初军机下， 召见纪泽于养心殿东间。掀帘入，跪谢天恩，免冠碰头，着冠起立，进至垫前，跪聆圣训。

西太后问：“你打算那日起身？”东太后亦同问。

对：“臣因公私诸事，须在上海料理齐备，势须早些出都。现拟于九月初四日即启程。”

问：“走天津不走？”

对：“须从天津经过，且须耽阁十来日，与李鸿章商量诸事。” 旨：“李鸿章熟悉洋务，你可与他将诸事细细讨论。”

对：“是。”

问：“上海有耽阁否？”

对：“出洋路程甚远，应办诸事，应带诸物，均应在上海料理清楚，又臣携带随行员弁，亦须到上海乃能派定。所以上海耽阁较久，大约须住一个多月。”

问：“你携带人员，系到上海再奏否？”

对：“臣携带人员，有从京城同行者，有从外省调派者。其外省调派之员能去不能去，未可预定。拟俟分派定局，再行汇案奏闻请旨。”

问：“天津到上海要走多少日子？”

对：“招商局轮船快慢不一，其快者，从天津至上海不过三天半。”

问：“你先到英国？先到法国？”

对：“臣拟于十月廿八日从上海动身，赁法国公司轮船，行至马赛儿登岸，再赁火轮车行至巴黎。巴黎即法国都城，法国人见中国使臣至彼，必有迎接款陪之礼，臣若径行不顾，颇有未便。拟从上海发一电报致郭嵩焘，请其至巴黎交印。臣在巴黎接印，即可先将寄法国之国书交给，然后再赴伦敦，交递致英国之国书。伦敦系英国都城。”

问：“国书已办齐交与你否？”

对：“已接收。”

问：“你去住房如何定局？”

对：“郭嵩焘早经赁定房屋，臣去悉当照旧。近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将来经费充足时，宜于各国各买房屋一所，作为使馆。外国公使在中国，其房屋皆系自买自造。中国使臣赁屋居住，殊非长局。且赁价甚贵，久后亦不合算。”

旨：“你有事要办的，当与王大臣随时讨论。”

对：“是。”

问：“你出洋后，奏报如何递来？”

对：“郭嵩焘于紧要事件须奏陈者，系寄交总理衙门代递。其寻常事件咨商总理衙门，或用公牍，或用信函，均由上海之文报局递寄，臣拟照旧办理。其文报局委员，曾经郭嵩焘派游击黄惠 和经理，尚无贻误，臣亦拟照旧用之。”

旨：“你随行员弁，均须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国多事，令外洋人轻视。”

对：“臣恪遵圣训，于随带人员一事格外谨慎。现在能通洋务而深可信任之人，未易找寻。臣意中竟无其选，只好择臣素识之读书人中，择其心中明白、遇事皆留心者用之……现在携带之二等参赞官陈远济，系臣妹婿，臣敢援古人内举不避亲之例，带之出洋。缘事任较重，非臣亲信友朋素日深知底蕴者，不敢将就派之……”

问：“你这个亲戚多大年纪？”

对：“三十六岁。”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

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话。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 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身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译，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 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问，亦可借以停顿时候， 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 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问：“闻威妥玛快来了，你听见说没有？”

对：“夏间见新闻纸，言威妥玛秋后动身，其后未闻的确信。”

旨：“威妥玛人甚狡猾。”

对：“威酋能通华文华言，人极狡猾，抑且性情暴躁，外国人也说他性情不好。”

旨：“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对：“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旨：“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对：“是。”

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 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旨：“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免冠碰头，未对。

旨：“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

对：“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

旨：“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旨：“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 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旨：“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都知道。”

对：“是。”

问：“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

对：“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臣等从前未敢与闻。现 因奉旨出使，须将英国、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并须摘要抄录一点。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 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

旨：“你办事倒很细心。”

肃然未对。

问：“你带同文馆学生去否？”

对：“臣带英翻译一名，法翻译一名，供事一名，均俟到上海汇奏。”

问：“他们都好否？”

对：“臣略懂英文，英翻译左秉隆，臣知其可用。法翻译联兴，臣未能深加考究，因臣不懂法文之故。然联兴在同文馆已派充副教习，想其法文尚可。至于供事，不过钞誊公文，只要字迹干净， 就可用了。”

问：“递国书日子，系由你定？系由他们外国人定？”

对：“须到彼国之后，彼此商量办理。”

问：“外国也有总理衙门？”

对：“外国称‘外部’，所办之事，即与中国总理衙门公事相同，闻英国近亦改称总理衙门。其实外国话都不同，也不唤外部， 也不唤总理衙门，只是所办之事相同就是。”

问：“你甚么时候可到？”

对：“只要托赖太后、皇上洪福，一路平安，路上没有耽阁，年底总可到法国都城。”

问：“你没到过外国，这些路径事势想是听得的？”

对：“也有翻看书籍、地图查考得的，也有问得的。”

问：“香港安船不安船？”

对：“臣赁法国公司轮船，轮船总有载货卸货、载人下人等事，一路口岸必有耽阁，但皆由该船作主。”

良久，旨：“你就跪安罢。”

退至原位，跪称：“臣曾纪泽跪请圣安。”

掀帘退出，已辰正二刻矣。

（完）

本书简介

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海内外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本书将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文献组织在“冲击-回应”的理论框架下，将原本零散的史料整合起来，探讨了在西方挑战的刺激下，中国长久稳定的意识形态和知识阶层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作者简介

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邓嗣禹（1905—1988），湖南常宁人，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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