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诠释学:一种反方法的“方法” 社会科学报

 

探索哲学诠释学在本体论转向中开启的内在方法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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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是关于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和本体论、认知面向和实践面向以及价值导向的学说。上海市社科规划优秀课题“本体论诠释学:一种反方法的 ‘方法’”(批准号为2014EZX003)旨在探索哲学诠释学在本体论转向中开启的内在方法论思路,思考未来诠释学发展的合理走向及其对建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的借鉴意义。
原文 :《本体论诠释学:一种反方法的“方法”》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牛文君

图片 | 网络
中西诠释学向纵深发展


西方诠释学有着古老的思想传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形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成为一门显学,这主要归功于伽达默尔,以《真理与方法》(1960年)的发表为标志,具体呈现为实现了诠释学本体论转向的哲学诠释学。然而,本体论诠释学的研究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遇到瓶颈,面临相对主义、价值向度缺失等挑战。如何应对并克服这种危机,成为国内外诠释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哲学诠释学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流派:

(1)从现象学、生存论的角度探索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及其与海德格尔的理论传承联系,以费加尔和格朗丹为代表;

(2)研究伽达默尔对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方法论诠释学进行的变革,以沃恩克为代表;

(3)坚持方法论诠释学的立场与路向,以希波姆为代表;

(4)批评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反实在论倾向和相对主义倾向,试图回归到诠释学的实在论立场,以克莱默为代表。
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入西方诠释学,从翻译介绍到专题探讨,再到中西诠释传统的比较、会通与创造,我国的诠释学研究不断向全域和纵深拓展。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该学科的影响力已辐射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不断在国内学界和海外华人学界掀起研究热潮。

近年来出现以下几种重要的研究趋势:

其一,基于本体论诠释学的“过度”引介这一背景,学界呼吁回归和发掘方法论诠释学思想,同时反思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困境,力图消解哲学诠释学和方法论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对立,以潘德荣、彭启福、李红、丁来先、孙义文、王子廓等为代表;

其二,借鉴中国传统哲学体用合一的思想,在更高的层面上使本体与方法、诠释与认知达到整合统一,以成中英建构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为代表;

其三,推动诠释学的公共转向、实践转向和伦理转向,提出德行诠释、公共诠释、经典诠释的价值取向,并探索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以潘德荣、张江、何卫平、彭启福、傅永军、张能为等为代表,这方面的研究旨在以公共性、合理性、伦理性等为价值导向,克服哲学诠释学之偏颇,使诠释学与伦理学、实践哲学互摄互动。
审视诠释学的方法论问题


就哲学诠释学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相关研究一直以来比较侧重于强调前者对科学方法论的批评抵制及其本体论转向上的突破,尽管近年来已有学者呼吁回归方法论诠释学,抑或研究伽达默尔与现象学、辩证法的渊源关系,抑或建构本体论和方法论统一的诠释学,但仍有必要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探讨哲学诠释学与方法论诠释学的关系、哲学诠释学对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反思及其本身蕴含的内在方法论思想。

诠释学起初就与方法相关:作为诠释学起源的古典语文学和圣经注释学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现代诠释学的奠基人施莱尔马赫所创立的一般诠释学则力图建构正确理解文本的方法论体系。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具有鲜明的“反方法”倾向,他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对于通达真理而言,方法似乎不再重要,甚至成为阻碍。

随着诠释学研究的推进,澄清以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哲学诠释学方法论批评的来龙去脉及其实质是什么,它是否开启了一种“内在的”诠释学方法论,如何更合理地综合平衡诠释学的不同面向(本体与方法、认知与实践等)。笔者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作为本体论诠释学的哲学诠释学,尝试解决以上提出的问题。
首先,要在更加全面的视野之下审视诠释学的方法论问题,即把这一问题放到哲学诠释学与整个现代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中重新思考与定位。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始于对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反思,抵制科学方法论的普遍要求;但哲学诠释学对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批评不能泛泛而论,需要弄清何谓现代科学方法论及其核心理念,并描述它在传统人文学科领域中的运用。经过分析得出,伽达默尔并不否认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积极意义,但他抵制现代科学方法论试图成为“万能工具”的狂妄理想,进而又在诠释学内部对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
其次,考察诠释学方法论意识和体系的形成、维柯和狄尔泰对人文/精神科学方法论的反思,进而探讨哲学诠释学如何实现了本体论转向。在哲学诠释学产生之前,诠释学主要是作为一种方法和方法论,方法意义上的诠释传统历史悠久,到现代正式形成诠释学的方法论意识和思想体系。

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外在影响和古典语文学、解经学内部的发展需要相互作用,催生了诠释学的方法论意识;这种方法论意识在浪漫主义诠释学那里达到自觉,开启于施莱格尔,完成于施莱尔马赫,发展于博克。维柯和狄尔泰分别是现代诠释学建立之前和之后对科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为人文/精神科学进行辩护的典型代表人物。在伽达默尔看来,关于精神科学方法论的构想在诠释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最终难免陷入历史主义的困境,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诠释学还能否成为保障精神科学知识之客观性的有效方法论,乃至诠释学在根本意义上是否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基于此,伽达默尔沿着海德格尔开辟的道路完成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
最后,阐发诠释学的经验、经典、教化理论,并在哲学诠释学与当代方法论诠释学(以贝蒂、赫施、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相互激荡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方法论问题及其当代意义,探索真理与诠释、理解与实践,以及诠释与方法的关系。在历史考察与现今交叉视角的纵横维度上,思考未来诠释学发展的合理走向。
探索解决当今诠释学发展的困境
从实质上来看,哲学诠释学所批评的方法乃是一种“外在的”方法,它自身却开启了一种反方法的方法、一条通往真理的“内在的”诠释学方法论之路。深入探究诠释学和方法论关系的来龙去脉,阐明诠释学的本体、认知、实践、方法等面向,并将它们统一起来,应是当前诠释学研究的重点。
诠释首先要求知识的正确性和意义的可传达性、可分享性,不可避免地涉及认识论问题。同时诠释与技术、方法密切联系,从“外在方法”的层次来看,认知的客观性、可靠性需要一定的方法论工具提供保障,而且这种“技术”并非机械的操作程序,它同时具有“艺术性”,解释者的个别性、特殊性和创造性始终参与其中,使得诠释过程成为多元开放的意义流动;从“内在方法”的层次来看,诠释作为内在的思想批判,是朝向“事情本身”、朝向真理的思想进程,因而它不仅是“认识论的”“方法论的”,而且是“本体论的”、“现象学的”和“辩证法的”。诠释的最终归宿乃是达到“知行合一”的实践,应以实践上的正价值为导向,追求一种合乎伦理德行要求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诠释。
这样一种探索不仅试图促进解决当今诠释学发展的困境,而且可以为中国诠释思想的研究与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资源。就理论建构而言,可援引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学说,整合丰富的中国诠释思想传统,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就经典诠释的实践而言,汲取西方诠释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之义涵精髓,对于文化传承以及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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