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人不倦，为什么斗了2000年还要斗？

三千年前，周文王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制止奢靡浪费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他这样告诫自己的儿子：

“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括柱茅茨，为民爱费。”

不要骄纵奢侈，不要过分浪费，不要贪恋华美之物，柱子不需要雕饰，屋顶用茅草盖住就好，要为百姓珍惜物用。

《尚书》“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思想传承至今，“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道理谁都懂得。

然而，纵观几千年中国古代史，奢靡之风却始终刮得很猛，统治者们颁布了无数次“禁奢令”也无济于事。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文 | 陈忠海

编辑丨李雪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受发展水平制约，我国古代社会早期经济太落后，想铺张浪费也没有条件，因此除了少数传说中的荒唐帝王，即便是社会上层人士，也很难有过多的财富可供挥霍。

到了汉代，高祖定天下后，历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奢靡之风开始露头。汉文帝时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发现了这股奢靡之风的苗头，在其著作《新书》中写道：

“广较自敛谓之俭，反俭为侈；费弗过适谓之节，反节为靡。”

奢，与侈同义，均指过度享受；靡，指浪费；二字组合后，主要含义有三点：

*超过基本需求的和不正当、不应有的消费；

*与自身收入不相匹配的消费和攀比性消费；

*违背伦理纲常及等级秩序的消费行为。

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忧心忡忡地说：“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

社会上的奢靡风气一天比一天严重，已经演变成影响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

汉武帝时期国力日增，达官贵人普遍讲究“衣则绫罗绸缎，食则山珍海味，居则楼阁台榭，行则前呼后拥，其一举一动、一器一物，无不讲求排场，务崇华丽，侈风盛行”。

到了西汉第十二位皇帝汉成帝时期，奢靡之风横行。上流社会的挥霍无度，让耽于酒色的皇帝本人发出惊呼：“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

当今社会，人们不顾身份、等级，无止境地追求享乐，从来不知满足。

除了史料，重见天日的文物同样记载着两千年前那一幕幕金雕玉砌的奢华场面。

以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为例，仅漆器就有 180多件，每一件都极其精致，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巨可见一斑。

还有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里的金缕玉衣，这种价值连城的“超级奢侈品”在河南、江苏、河北、安徽、山东等地都有出土。

此外，汉代社会奢靡之风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嫁娶方面。

这项花费主要集中在聘礼、嫁妆、婚嫁宴席3项。东汉思想家王符描述当时富贵人家婚嫁的场面非常盛大，“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

如此高消费显然不是平常人能负担得起的，但是风气如此，老百姓婚嫁也只得硬着头皮充场面。婚宴的一顿饭就能把一个家庭吃破产。“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相恋的故事家喻户晓，尽管老岳父、富商卓王孙对女婿不满意，但婚礼仍然办得极为奢华，陪嫁也相当丰厚，“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

奢靡风刮得实在太厉害，危及社会稳定和王朝统治，汉朝的皇帝也不得不重视起来。

针对当时婚丧嫁娶中的奢靡现象，两汉朝廷多次发布诏令予以制止，比如：

*汉宣帝时发布过“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诏”。

*汉平帝时期制定婚丧嫁娶等规制以禁挥霍无度的不良风气，“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规定官秩三百石及其以下的官员与庶民百姓在操办婚嫁事宜单方面的总体花费不能超过15000钱。

同时，爵位在关内侯以下至皇亲宗室及列侯，子女在婚姻聘娶上也须各自遵循符合秩级与身份地位的费用标准。如有违反，则将其所拥有的奴婢及其财产全部没收。魏晋乱世，战火连绵不断，朝代频繁更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这种状况衍生出“及时行乐”思潮，进一步助长了奢靡风。

魏明帝曹睿“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孙吴末代皇帝孙皓“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

三国归晋后，深谙艰苦奋斗和勤俭兴国道理的晋武帝司马炎力倡节俭、反对奢侈。

有一次，他患病初愈，大臣来朝贺，有些还带来了礼物。司马炎不收，并令行禁止。一位太医得到了一件精美无比的雉头裘——只用野鸡头上的那一点羽毛织成的大衣。他认为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如此昂贵的衣物，于是献给了皇帝。

司马炎很生气，下令在殿前当众烧毁。

秉持这一原则，司马炎开创了“太康之治”。

然而，日子好过了，晋武帝开始骄傲自满，而且贪图享受，后宫佳丽近万人，“羊车望幸”的典故由此而来。

由于妻妾太多，司马炎很难决定去哪就寝，干脆坐上羊拉的车子，车停在哪位嫔妃处，当晚就留在那里。为“引羊入室”，“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

上梁不正，下梁便很容易歪。西晋上层社会迅速掀起强劲的奢靡风：

侍中石崇“后房百数”；

大将苟晞“奴婢将千人，侍妾数十，终日累夜不出户庭”；

开国元老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

何曾的儿子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司马炎的女婿王济为了让清蒸猪蹄更鲜美，“以人乳蒸之”；

……

在自己家里享受还不够，斗富比阔才过瘾。

王济在京城洛阳的黄金地段买了块地，建了个射马场，用铜钱铺地，时人称其为“金沟”。

赤裸裸的炫富行为，使另一位大“土豪”极为不满。此人名叫王恺，深得司马炎宠信。

为浇灭王济的嚣张气焰，王恺用一头叫“八百里驳”的名牛跟他打赌，看谁能射中这头牛，赌注为1000万钱。王恺自恃箭法好，让王济先射，没想到对手超常发挥、一箭穿牛，自己是输了面子又输钱。

后来，两大巨富王恺和石崇烽烟再起：

王恺家用糖水洗锅，石崇便让家里人把蜡烛当柴烧；

王恺做了件长达40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立即让人做件50里长的锦步障；

王恺家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当时算名贵物资的花椒涂墙；

王恺拿了一株2尺高的珊瑚树炫耀，石崇挥起如意就把它打碎——王恺正心疼，石崇微微一笑，命人拿来六七株珊瑚树，每个都有三四尺高……于是，王恺被打击得“恍然自失”。

奢靡、比富之风引发的拜金主义，弥漫到整个社会。

有个名叫鲁褒的人，写了一篇《钱神论》针砭时弊：大家都把钱当成了“神物”，因为钱这种东西能量实在太大了，有了它“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总之，人世间一切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如果不能，那就再加点钱。

“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

“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

奢侈动摇国本，拜金腐坏人心。太仆刘毅、御史中丞傅咸等少数有远见的官员深感忧虑，多次上疏要求朝廷整顿社会风气。

傅咸称“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然而，已经膨胀到听不进劝谏的司马炎认为这些不过是小节，不必大惊小怪，因而未予重视。

唐太宗李世民从前代得失中悟出奢靡浪费祸国殃民的道理，亲自撰写文章，阐述节俭的重要性。

在《帝范》中，他说：“夫圣代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



在生活中，他以身作则、带头节俭。因为患有“气湿”病，李世民怕潮。朝中大臣们看见秋雨连绵，皇宫里潮湿，再三请求新建一处宫室，但李世民担心花费太大，一直不答应。

一次，李世民驾临蒲州，刺史赵元楷征召一些老年人，穿着黄纱单衣在路旁迎接皇帝。为了给最高领导留下好印象，赵刺史不但专门装修了官署和城楼，还养了一百多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亲贵戚。

李世民得知此事，对其严加斥责：隋朝就是这样灭亡的！难道你要来动摇我大唐的天下吗！在皇帝的盛怒之下，这位刺史精神压力山大，没过几天竟然死了。

唐太宗身后，也有几位皇帝令行节俭，比如唐高宗和唐文宗等，规定官员和普通百姓要按照不同等级着颜色不同的衣服；规定一品以下官员使用食器不能用浑金玉，六品以下的官员食器不能用浑银；多次下令革除奢靡之风。

但是，总的来看，坐享大好江山的李唐子孙们渐渐忘了本。

唐代经济进一步发展，交通发达，内外贸易往来日渐增多，人们不仅追求本土的奢侈品，而且，开始对来自远方、长久只闻其名的稀有珍宝趋之若鹜。

*杨贵妃喜欢吃荔枝，但是，在没有冷链的一千多年前，这种水果在长途跋涉之中很难保持鲜甜多汁，为追求色味俱全，唐玄宗专门开辟了一条从岭南通往长安的“荔枝道”；

*天宝年间，公主们喜欢各地的“水陆珍馐”，不远万里运到长安，“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

*名将郭子仪入朝，宰相元载等设宴招待，一顿饭“共出钱三十万”；

*宰相杜佑的孙子杜悰好口腹，每天要吃5顿饭，“一食耗费万钱”；

*宰相李德裕喜欢喝一种羹，“杂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这番料理下来，如此一杯羹，约耗三万钱；

*节度使裴均举办宴会，散席时把宴会上用的重200两的银质酒壶、酒杯全部送给客人，表示“咱很阔气”；

*大臣李涯家里花园中有一口井，“金玉为栏”，把“天下宝玉真珠，悉投入中”，他似乎把金银珠宝当成了仙药，认为喝了用这些金银珠宝浸泡过的水就能长寿；

*一位姓杨的驸马爷，家族住宅极尽奢华之能事，而且，一旦发现有人盖的宅院超过自己，就毫不犹豫推倒重建；

……

有唐一代，如此穷奢极欲的例子不胜枚举。

上流社会奢靡成风，有点家产的老百姓争相效仿，长安富户王元宝“以锦文石为柱基”“以铜线穿钱于后花园径中”，为的是下雨天不会滑倒。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的王朝，官员待遇好到了荒唐的地步。

当时，官员收入一般分为三个部分：

*俸料，类似基本工资，发放的是货币；

*衣赐，类似于实物福利，主要有绫、绵、绢、罗等物；

*禄粟，类似于生活补贴，主要发放的是粮食。

以宋朝枢密使的月收入为例，三项折算成货币约为500贯，即50万枚铜钱，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60万元人民币。算下来，高级公务员的年薪高达720万元！

除此之外，官员每个月还能领到“添支钱”“餐钱“以及柴火、干草等实物补助。

在缺乏管制的情况下，如此高薪和高福利无疑成了奢靡之风的助推器：

*穷书生出身的吕蒙正，当了大官以后，喜欢上了鸡舌汤，喝一次汤就要杀上百只鸡；

*一代名相寇准，动不动就在家里摆宴席，席上必须用特制的巨型蜡烛，将夜间照得亮似白昼；

*翰林学士蒲孟宗，自家人吃顿饭，往往也要杀十来头猪。

那时没有微博和朋友圈，这些有钱有闲的官员们要“晒幸福”，往往通过吟诗作赋，留给我们著名的作品就是欧阳修先生的《醉翁亭记》，美则美矣，细思极恐。

当然，宋朝也有秉持节俭之道的官员。

大文豪范仲淹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在他的教育下，其子范纯仁也成为一名清官，提出“惟俭可以助廉”。

另一个是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司马光。他在《训俭示康》中告诫儿子：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

这立场站得相当明确：大家都认为奢靡很有面子，但我认为节俭最美，人家嘲笑我，认为我顽固，但我认为自己没有错。

宋人袁采认为，勤俭是谋取生计的根本，不勤劳，收入就少；不节俭就会浪费，导致钱财缺乏；人缺钱到一定程度，就会干出一些有违道德和法律的事。他提醒子孙后代，千万要量力而为，勿以追求享受而走上邪路。

“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知道生活的艰辛，所以特别强调节俭，“珠玉非宝，节约是宝。”

在这方面，他以身作则，要求皇宫里的设施、用具不能带金，以免浪费，需要的地方都用铜代替；他睡的床很普通，“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

一次，朱元璋到东阁检查政务，正值酷暑，汗水湿透了衣衫。侍从拿来为他更换的也是洗了又洗的旧衣服，在场官员无不大受触动。

朱元璋对文武百官们也提出了严格要求。

“近世以来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杂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

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屋舍服色等，策明立禁，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

然而，历史总是重演。日子慢慢好起来以后，朱元璋的后代又走上了由俭入奢的老路。

不仅皇亲贵戚、文武百官，就连社会上的普通人也慢慢受到此风影响。

尤其是在明朝中期以后，传统礼制进一步瓦解，一些原本只能由皇室、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特权，逐渐商业化、世俗化，普通人的日子也“讲究”起来：

衣

原有的服饰制度逐渐打破，一些富裕人家竞相穿着华丽的服饰，崇尚服饰奢华成为一种时髦。

食

富裕家庭讲究吃，万历年间编纂的《通州志》记载，该地之前在饮食上很简朴，如今“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

住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兴起“园林热”，由士人带动、富商跟进，私家园林被大量修建。明人所著《建业风俗记》记载，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

行

明朝中期以后兴起了“旅游热”，一些钟情山水的文人或结伴或独行，遍游山川，出现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和沈周、唐寅那样喜欢自然山水的画家。

正德到万历年间，奢靡之风最盛，整个社会呈现出竞相“比奢”的风气。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皇室宗亲到民间，无不攀比竞逐。

这一时期，人们在婚丧嫁娶方面的花费更多，“婚嫁之具，或移业产之半”，出现了“嫁女或至于破家，治丧不难于鬻产”的问题。因为担心拿不出丰厚的陪嫁，有些地方出现了“生女而溺之”的丑陋现象。

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如是说：

“何谓奢侈？其甚者，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食；机坊之费，一衣而十夫之煖。”

其实，明朝的禁奢制度也非常多。在《大明律》《大明令》《明大诰》等一系列律令中，对服饰、饮食、屋室、用器及婚丧嫁娶等都有严格限定，如：

“两京堂上文职四品以下及五府管事，并在京在外镇守、守备等项，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俱不许乘轿，违者参问。”

康雍乾三朝，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从公卿到贩夫，人人追求享受，在“吃”上的花费更甚。

记录当时地方风土人情的《兖州府风俗考》中称，“婚丧嫁娶之间、饮食宴会之际，不知检束，任意糜费”，甚至“一事可耗数事之费，一日可靡数岁之积”。

学者方行在《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一文中估算，当时民众的粮食支出约占每年生活消费支出的70%。

加之清朝人口剧增，给保障供给带来了巨大压力。奢靡之风的兴起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多位皇帝对禁奢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

乾隆皇帝多次下诏禁止奢侈、崇尚节俭。他在诏谕中强调：

*“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之道在于崇实而去华”；

*要求官民“以俭素相先”，要求官员们“各敦本业，力屏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侈靡之是戒”；

*要求地方官员“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竞奢靡，习于怠惰”。

在禁奢方面，清政府还颁布过一份《大清通礼》，强调的重点虽是礼法，但其中许多规范对日常生活中的奢侈浪费现象多有抑制。

晚清名臣曾国藩告诫在家乡的子弟：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

另一位名臣丁宝桢告诫儿子：

“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试看做官之家，奢侈无度者，究有几人可长久？”

纵览古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奢靡之风祸国殃民程度之甚：

从经济角度来看，由于获利丰厚，大量人力和资本集中在奢侈品生产和相关服务行业上，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农业等领域人力投入不足，而且使商业畸形发展。

奢靡之风带来的危害绝不止经济领域，着实是很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它扰乱了人们的价值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坏人心、败坏了社会风气，同时，给政治腐败的产生提供温床，当情况恶化至系统性腐败时，王朝便走向了穷途末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

“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浪费。”

前文提到的奢靡现象最典型、最突出的西晋王朝只走过了51年便“盛年而逝”，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脚。

统治者不是不懂得这些道理，而历代也不乏禁奢的律令，那么，为何几千年来奢靡之风屡禁不止呢？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首先，统治阶级未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到奢靡之风造成的危害。如司马炎等人所说，只当作“小节”，不过是消耗了一点资源而已，强调一下草草了事。

其次，我国古代颁布的“禁奢令”多是出于维护等级制度、捍卫“家天下”统治的需要而出台的，与“礼”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只在穿戴、居住、出行等方面进行等级规范，“标”都治不全面，更难以触及“本”的层面。

第三，抓而不实，也是奢靡现象有禁难止的原因。如清代的《大清通礼》，虽然篇幅浩繁、规定详尽，但它“藏在官府，民间罕见”。老百姓都不知道有这回事，还怎么抓落实？

清人葛士浚对《大清通礼》落实情况多有记述：

“在外不过行之督抚，督抚行之布政，布政行之道府州县，止有告示一张，挂于署门，遵依一纸，报于上司，州县奉行之事毕矣，原非家喻户晓也”；

“未几而告示损坏，案卷残缺，官员迁谪，父老凋谢，三十年中之禁约，后生子弟，谁能记忆为何事，有厌常喜新而开禁者，亦有愚昧无知而犯法者”。

即使有好制度、好办法，用这种态度和方法抓落实，也只能走马观马、浮光掠影，自然没有什么成效了。

以史为鉴，今人应慎之又慎。

库叔的赠书活动一直都在！国文传媒为库叔提供15本《犹太文明五千年》赠予热心读者。犹太民族史诗巨作，讲述了犹太人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从古王国的兴衰到五次中东战争的演绎，以及近年中东风云的变幻。请大家在文章下评论，点赞最高的前3名（数量超过50）将得到赠书。

    关注 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