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与香烟对抗:关于吸烟的研究

 

吸烟—寻根问源第一篇!!!...

 放弃与香烟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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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吸烟是当代社会中严重而令人困惑的现象之一,没有人真正知道怎样对付这一现象,甚至不能说清这一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禁烟运动的主要思想是:烟草公司对青少年撒了谎,通过把吸烟表现得比实际情况更加诱人、更加无害,来引诱青少年吸烟。为了解决这个间题,我们重新规范了香烟广告,并制定了相关政策,因此烟草公司现在撒谎就难得多了。我们还提高了香烟价格,并推行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的法律,希望这样能使青少年不易买到香烟。而且,我们还在电视、广播和杂志等煤体上大力进行公共健康广告,以此向青少年灌输香烟有害的概念。

然而,这一方法不怎么奏效。比如,我们凭什么认为,禁烟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向人们推广香烟有害的知识呢?哈佛大学经济学家W·基普·维斯克斯让一群吸烟者预算一下,如果一个人从21岁开始吸烟,那么平均寿命会减少多少年。他们猜的是9年,而正确答案是6-7年。烟民吸烟不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吸烟的危害。而且,即使他们高估了吸烟的危险性,他们也照样会吸烟。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不甚明了,就是家长劝阻青少年吸烟的告诫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正如任何一位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的家长都会说的那样,青春期孩子独有的乖庚个性会导致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况出现:成年人越猛烈地抨击吸烟,越多地向孩子灌输吸烟的危害。青少年就越想尝试吸烟。如果你回顾一下过去十年来吸烟的趋势,就会发现情况的确如此。在过去十年中,禁烟运动的声势是史无前例的浩大。然而,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在青年人中的禁烟运动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1993—1997年间,高校学生吸烟人数占总人数的比率从22.3%增至28.5%。1991-1997年间,高校学生中吸烟者的人数上升了32%。实际上,自1988年以来,全美青少年吸烟总人数已经超乎寻常地上升了73%。近些年来,几乎没哪个公共健康节目因为缺少反烟斗争题材而无法办下去。

根据目前的状况,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即我们应放弃与香烟对抗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以前寻找吸烟起因的方法没有多大意义。设想,如果引起吸烟的并不是市场环境下自然出现的合理规则,而是某种神秘而复杂的社会规则和仪式,那么情况将会怎样?如果吸烟实质上是一种像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自杀流行潮一样的时疫,它能怎样改变我们解决吸烟问题的方法?

吸烟流行潮中的个别人物法则

青少年吸烟现象也是以这样的逻辑关系发展的吗?为了发掘青少年吸烟背后的更多起因,我在几百人中开展了问卷调查,我让他们描述一下他们最早接触香烟的经历。这并不是一项科研调查,因为我所抽查的人没有代表性,他们大部分是30来岁的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而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因为这些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吸烟这一行为似乎总是和一段特定的童年记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记忆生动、清晰、饱含感情。一位女士记得她小时曾那么地喜欢打开她祖母的钱包,每次她一打开,都能闻到一种“淡淡的温斯顿牌廉价香烟和皮革的气息,还混合着药房润唇膏和肉桂香口胶的味道”。另一个人回忆道:“坐在克莱斯勒轿车的后座上,一种无比美妙的硫磺和烟草的混合味道,轻轻飘出驾驶员的窗外,飘进我的鼻孔。”吸烟对个人来说几乎都会必然与一样东西相联系,那就是成熟。甚至对那些讨厌吸烟或认为吸烟是肮脏而危险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吸烟语言与自杀语言一样,听起来惊人的一致。下面是两则童年回忆:

我妈妈吸烟,尽管我讨厌这一点,我讨厌烟味。但她有着纤长的手指和丰满略皱的嘴唇,唇上经常抹看口红,在她吸烟的时候,她看起来是如此的优推、如此的漫不经心,以至于我觉得毫无提问有一天我也会吸烟。我妈妈认为不吸烟的人没有胆量。“能使你发臭,也能使你思考。”她总是一边说,一边颇为这句难听的话而得意。

我最好的朋友苏珊是一个英籍爱尔兰人。她父母与我父母不同。他们年轻、宽容而开明,他们在晚饭前就喝鸡尾酒。奥沙利文先生留看胡子,穿着高领套头毛线衣。奥沙利文夫人穿看不带后跟的拖鞋,穿着与她那乌亮的黑发相衬的黑色衣服,慢悠悠地走来走去,显得体态苗条。她画着很深的眼影,肤色偏棕色。在她精心修过指甲的手上总是免着一支长得危险的香烟嘴儿。

这就是吸烟的通用语言,和自杀通用语言一样,含义丰富、富有表现力。在这场吸烟流行潮中,同样也有引爆点人物、推销员和许可给予者。一次又一次,回应调查的人都描述这样的情景:总有一个特定的个人,以极其相同的方式,让他们见识了吸烟。下面是几个例子:

在我9岁或10岁的时候,我的父母接来了一位到家庭打工的英籍女留学生,她叫玛吉。她将与我们共度一个夏天。玛吉当时大概20岁,十分性感,常在坎贝尔家的游泳池里穿着比基尼泳装。由于她能穿着比基尼倒立,因此她在当地成年男子中十分出名。而且据说她有一次跳进水里时,比基尼的上半部分脱落了。因此无论她什么时候跳进水里,卡彭特先生都会潜入水下。玛吉吸烟,而我曾经请求她让我抽一口烟。

我结识的第一个吸烟小孩是比利。我们在五年级时成了朋友,那时在我们断泽西州的市郊小镇上,开始形成所有主要的等级划分,如乡下佬、前卫、老板等。比利简直太酷了,他是孩子中最早与女孩约会、最早抽香烟和吸吗啡、最早喝酒精饮料、最早开始听迷幻音乐的。我甚至记得我们曾一起坐在楼上他妞姐的卧室里—他的父母离婚了(这也是我们中间最早的),而且他的妈妈从来不在家—在一张感恩而死乐队①的唱片封套上挑选大麻种子一事……这件事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代表坏事,它代表成熟,以及它能让你立即变成为另一个人。

在我记忆中,第一个吸烟者是个叫帕姆的女孩。我认识她时我们正在读十年级,我们一起在长岛的格雷特奈克区乘坐校车。我记得当时我觉得她酷极了,因为她一个人住在公寓里(当时在格雷特奈克公寓的并不多)。帕姆看上去比她的真实年龄15岁要成熟得多。我们曾一起坐在巴士的后部,往车窗外吐烟。她教我怎样吸气,怎样把一件男式衬衫系在腰间而显得酷,怎样涂唇青。她还有一件皮夹克。她的父亲很少在家。

有许多证据表明,烟鬼的人格中存在共同之处。英国权威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认为有烟瘾者与不吸烟者可以根据十分简单的人格分界线来区分。据艾森克说,典型的烟鬼一般性格外向,这类人具有以下特点:

喜爱交际、喜欢聚会、交友广泛,需要与人交谈··。…他渴望兴奋,喜欢碰一碰运气,凭一时冲动行事,而且一般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一喜欢不断地活动和做事情,有闯劲,容易发脾气,他不能有效地控制情绪,而且他并不总是个可靠之人。

自艾森克奠基性的论述之后,无数研究得出的结论已使吸烟者的“形象”丰满起来。烟瘾大的人比不吸烟者的性冲动显得更强,他们性成熟得早,对性有更强的“需求”,而且他们对异性有更强的吸引力。例如,不吸烟的19岁白人女大学生中,有15%有过性行为,而在吸烟的19岁白人女大学生中,这一比例高达55%,据艾森克调查,男性的情况也是如此。吸烟者在心理学家所谓“反社会”指数中,排位比不吸烟者要高得多,他们倾向于做出更多的不良行为、更加反叛、更富有反抗性。他们会做出轻率的判断,冒较大的风险。有成员吸烟的家庭平均要比无成员吸烟的家庭多消费73%的咖啡和一到两倍的啤酒。有趣的是,吸烟者似乎比不吸烟者更忠实于自我。戴维·克罗在论文《为什么吸烟》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心理学家在他们称为“撒谎”的测试中,擂入了一些确定无疑的论断—如“我说的不都是真话’或者“我有时对我的配偶态度冷淡”等—如果接受测试者连续否认这些论断,那么他们就被认为不够真诚。吸烟者在这些测试中表现得比不吸烟者更加真诚。克罗写道:“理论上说,他们对别人缺少敬意,又容易蔑视别人,这两点使他们相对来说不太在乎别人如何看待他们。”

当然,这些衡量标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吸烟者,但作为吸烟行为的预兆,它们非常准确。一个人烟抽得越多,他或她就越符合上面的描述。克罗写道:“我以科学的精神邀请读者做下面的试验,以此来证明这种(吸烟与人格之间的)联系。请你将演员、摇滚音乐家和美发师大致地归为一类,土木工程师、电工和电脑程序员归为另一类。然后观察他们的吸烟情况,那么你就会发现差别会有多大。”

下面是对我发出问卷后的另一则回答。看了之后,你是否更加肯定吸烟者拥有外向的性格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祖父是我身边唯一吸烟的人。他是伟大的会扬斯克型的人物,一个骗子英雄。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从波兰移居到这儿,千了大半辈子的装玻璃工。我妈妈过去常喜欢回忆起当她第一次与祖父共进晚餐时,她觉得祖父似乎随时都可能将桌布从桌子上一把抽走,而上面的摆设依然在桌子上,他这样做只是为取悦客人。

我觉得,我们不能轻视吸烟型人格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你将所有这些外向者的特点集中在一起,如不顺从、性早熟、诚实、冲动、对他人的意见毫不在意、寻求感官刺激等,你就会发现这是对大部分青春期少年的完美写照。如家庭打工女留学生玛吉、校车上的帕姆和听感恩而死的比利,他们都是极端前卫的人。他们不是因为吸烟才性格前卫,而是因为他们性格前卫才吸烟。他们具有与上述相同的性格特点:反叛、冲动、爱冒险、对他人的意见无动于衷和早熟。这些个性使他们在同龄的青春期少年中显得如此格格不人,以至于他们必定会寻求一种发泄青春期反叛、冒险、冲动、对他人无动于衷和早熟的最终表达方式—吸烟。

这一点看起来也许很浅显。但这是理解禁烟斗争进行得如此困难的关键。在过去十年中,禁烟运动谴责烟草公司宜扬吸烟很酷的行为,而且为说服青少年吸烟不酷又花费了数百万美

元的财政费用。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吸烟本身并不酷,酷的是吸烟者。吸烟泛滥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自杀事件盛行、与口头信息传播潮、与艾滋病流行潮开始的方式都完全相同,都是因为由如帕姆、比利和玛吉这类的人以及他们吸烟版本的同类人物—R.汤姆·高和盖坦·杜加斯超乎寻常的影响力。无论是吸烟泛滥,还是其他恶习泛滥,都是因为存在一个很小的群体,即特定的一小部分人,在其中起了推动作用。

吸烟流行潮中的附着力因素

然而青少年吸烟泛滥不只是证明了个别人物法则,它也很好地证明了附着力因素法则。毕竟,许多青少年为了与同龄人交流而尝试香烟的事实,就其本身而言,并不那么可怕。问题是上述那些年轻人中的大部分人直到吸烟成瘾,才停止尝试香烟,正是这个事实使吸烟成了大众健康的头号敌人。吸烟的经历是如此的难忘和富有影响力,以至于有些人无法停止吸烟,这样养成的吸烟习惯就具有附着力。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把“传染性”与“附着性”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因为它们有着极为不同的模式,暗示着极为不同的对策。洛伊丝·韦斯伯格是一个具有传染性的人。她认识许多人,属于许多团体,她能同时以1 000种不同的方式来传播一则信息或某种观点。另一方面,莱斯特·旺德曼和《蓝狗线索》的制作者是附着力方面的专家,他们在制造令人难忘并能改变人们行为的信息方面具有天分。传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传播者的作用之一,而附着力从根本上说是信息本身所拥有的特性。

吸烟也不例外。青少年吸烟习惯的养成取决于他或她是否曾与某位推销员接触过,是否从推销员那儿获得了做出违规行为的许可。但是青少年是否会吸烟成瘾,则取决于一套完全不同的标堆,例如,在密歇根大学最近的一项调查中,一大批人被问及他们第一次吸烟的感受。该项目调查员之一奥维德·普马利奥说:“我们发现,几乎每个人第一次品尝烟草时感觉都不好。但能够吸引未来烟民,并把他们与那些此后不再接触香烟者区分开来的,却是未来烟民从体验中获得的一点总体快乐,比如:一种晕乎乎的感觉和酒醉般的愉悦感。”下面的数字是惊人的:在那些曾试过几次便从此不再碰烟的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觉得从第一次吸烟中得到了某种愉快的“兴奋感”;在那些吸过但已经戒烟的人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获得过愉悦的眩晕感,在那些烟瘾小的吸烟者中,约有一半人对第一次吸烟感觉良好。而在那些烟瘾大的吸翅者中,有78%的人刚抽几口烟就获得了舒适的眩晕感。对个人来说,吸烟有多大的附着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或她对尼古丁的第一次反应。

在不断升温的有关吸烟的论战中,我们常忽略了关键问题,例如,烟草工业多年来因为否认尼古丁会使人上瘾而备受公众嘲弄。当然.他们的立场是荒谬的。但是反对吸烟者所持的反对观点,即尼古丁像个致命的监工一样奴役着所有接触它的人,也是同等荒谬的。在所有尝试吸烟的青少年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继续定期吸烟。尼古丁也许极易上瘾,但它只对某些人、在某些时候有效。更重要的一点是,甚至在那些定期吸烟的人中,他们对吸烟的依赖性大小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吸烟向题专家曾经认为,在所有烟民中有90%--95%的人定期吸烟。但几年后,联邦政府的全国健康调查对吸烟提出了更详细的问题,由此调查者十分震惊地发现,五分之一的吸烟者并不是每天都吸烟。也就是说,有数百万美国人虽然定期吸烟但并未上瘾,对他们来说,吸烟具有传染性,而没有附着力。在过去几年中,这些绰号为“奇普斯”( Chippers)的人已被专门研究过,其中匹兹堡大学的心理学家索尔·谢夫曼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谢夫曼对“奇普斯”的定义是:一天吸烟不超过五根但一周至少抽四天烟的人。谢夫曼写道:

奇普斯每天的吸烟情况都不同,常有一整天不吸烟的情况出现。奇普斯们自己认为,保持这种随意停烟的行为并不难,而且几乎不会因停烟而感到不适··。…不像那些定期吸烟者,他们早上一醒来就需要立即补充昨晚已消耗掉的尼古丁,奇普斯要好几小时后才吸一天中的第一支烟。简言之,每一项研究数据都表明奇普斯并未对尼古丁上瘾,他们吸烟不是为了要缓解不适或避免不适。

谢夫曼把奇普斯与社交饮酒者列为同类人,他们都是能够控制自己习惯的人。他认为:

这些烟民中大部分人从来烟森就不大,我认为他们是逐步发展成这样的。每个烟民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个奇普斯。但渐渐地,时烟越来越依赖。当我们在搜集有关早期吸烟情况的材料时,发现奇普斯刚开始看起来似乎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一段时间之后,有的人烟瘫开始变大,而奇普斯却还是原样。

那么是什么因素把奇普斯与烟鬼区分开来的呢?可能是基因。例如,科罗拉多大学的阿伦·柯林斯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给几组不同血统的老鼠注射尼古丁,并逐渐加大剂量,当

尼古丁在老鼠体内多到使其中毒的程度时(尼古丁实际上是种毒素),老鼠会突然发病:它的尾巴变得僵直,开始在笼子里疯狂乱窜,头开始抽搐,最后突然翻身仰面倒地。柯林斯想要证

明不同血统的老鼠对尼古丁的抵抗力不同,结果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血统中抗尼古丁能力最强的老鼠发病前承受的尼古丁量,是抵抗力最弱的两到三倍。“这与酒精的情况是相同的,”

柯林斯说道。随后他把不同血统的老鼠都关在一个笼子里,笼子里放两个饮水瓶,一瓶是糖精溶液,另一瓶盛着混有尼古丁的糖精溶液。这次他想看看不同血统中基因的抗尼古丁能力与老鼠自愿摄入尼古丁的数量是否有联系,结果再一次证明了他的猜测。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几乎完美的联系。老鼠对尼古丁的基因抵抗力越强,它饮用的含有尼古丁的水就越多。柯林斯认为老鼠的大脑中有控制尼古丁发挥作用的基因,它控制着毒素的释放速度,控制着尼古丁给老鼠带去的愉悦程度和眩晕感觉。某些老鼠血统中的基因能够很好地控制尼古丁并从中提取出最大限度的快感,而有些基因则把尼古丁当做毒药对付。

显然,人类不同于老鼠,点燃一支万宝路香烟也不同于在笼子中从瓶子里喝含有尼古丁的水。但是,尽管我们大脑的活动与老鼠的大脑相似之处很少,这些研究成果仍可与普马里奥的研究成果相媲美。那些没有从第一支烟中获得快感而且觉得整个经历如此糟糕而不再吸烟的人,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对尼古丁过于敏感,即使对最小的剂量也无法应付。奇普斯可能拥有从尼古丁中获得快感的基因,但不具有应付大剂量尼古丁的基因,而烟瘾大的人其基因则有可能同时做到上述两点。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吸烟量完全取决于基因。例如,由于人们认为尼古丁可以缓解无聊情绪和压力,因此,处在无聊和压力状态下的人比处于正常状态下的人更容易吸烟。我们很容易发现吸烟的附着性与传染性的成因是完全不同的,但如果我们要找到吸烟之战中的引爆点,那么我们就需要判断出在这场吸烟流行潮中哪一方面更值得我们攻击。我们是否应该通过阻止推销员传播吸烟病毒的方式,来尝试缩小吸烟的传染范围呢?还是应该想办法把所有的吸烟者变成奇普斯,以此来减少吸烟的附着性呢?如何挂欺吸烟“推销员”的企图

首先让我们解决传染性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法来阻止吸烟的蔓延。第一种策略是先阻止玛吉和比利之类的“许可给予者’吸烟。很明显,这是最困难的一步,因为这些独立、早熟、反叛的青春期少年几乎最不可能接受这种说教式的健康意见。另一种策略是说服那些向玛吉和比利寻求“许可”的人,让他们从其他人那里寻找扮酷的信息,比如让他们把目光转向成年人。

但这也并非易事。实际上,这甚至比第一种策略更困难。原因很简单:就是家长对孩子不具有这种影响力。

当然,这个事实令人难以相信。人们总认为家长拥有塑造孩子人格和行为的巨大影响力。朱迪·哈里斯在她1998年的著述《抚育的假定》中,对这一点做出了精辟阐述,她认为这种观念严重缺乏证据。心理学家为测出父母对孩子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而付出了多年的努力。父母将基因遗传给后代。因此,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父母在我们年幼时给予我们许多爱与关怀,如果剥夺走这些早期的感情关怀,我们将会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父母还为子女提供了衣、食、住、行以及保护与日常生活必需品,使子女能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做到这些并不太难。但如果你是个焦虑而没有经验的家长,而不是一位权威能干的家长,是否就会对孩子的个性造成永久改变呢?是否在你的家里堆满了书,就更有可能培育出求知欲强的孩子呢?是否你一天只见孩子两小时而不是八小时就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呢?换句话说,我们在家中创造的特定环境会对孩子的成长过程有重大影响吗?

在一系列对双胞胎子女,特别是那些一生下来就分开抚养的孪生子女进行的规模庞大而精心策划的研究中,遗传学家已发现,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性格特征的人的因素,如友善、神经质、率直等一半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另一半是由我们周围的环境决定的。而我们却一直以为,家庭环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最大,但心理学家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种养育影响。

例如,此类研究中以规模最大、程序最严格著称的“科罗拉多收养工程’就证实了这一点。这项工程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一组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权威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密的带领下展开的。他们在丹佛地区征募了245名想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的怀孕妇女。然后,他们对这些进入新家庭的孩子进行跟踪调查,在他们的整个孩童时期对他们进行了定期的人格与智商测验,并对他们的养父母也进行了相同的测验。出于对比的缘故,调查小组还对另一个由24}名家长及其亲生孩子组成的团体进行相同的一整套测试。这个用来进行对比的团体中,孩子与他们亲生父母在智力和人格的某些方面十分相像,该研究结果正如人们所意料的那样。但那些被领养的孩子与他们的养父母则毫无共同之处,尽管他们的养父母16年来一直在抚养他们,供给他们衣、食、住,让他们读书,教他们学习,给他们关爱,但是这些孩子与养父母的相同之处并不比他们与街头任选一对夫妇的相同之处多。

如果想一想,你就会觉得这个研究结果有违常理。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孩子之所以像父母是因为二者在基因和抚育方面存在着联系,而后者则更为重要。很大程度上,父母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抚养孩子的。但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为什么养子完全不像他们的养父母呢?科罗拉多州这项研究的结果并非认为基因就能解释一切,而环境就无关紧要。相反,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有力地证实了:在人格和智力的塑造过程中,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这个作用并不比遗传强。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哪一种环境影响,都不来源于父母,而是来源干其他事物。朱迪·哈里斯认为这种影响来源于同龄人。

哈里斯提出疑问:为什么新移民的孩子几乎从不保留他们父母的外地口音呢?父母聋哑的孩子是怎样像那些父母正常的孩子一样又快又好地学会说话的?答案通常是:语言是一门通过后天努力而学会的技能。因此,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孩子们从其他孩子那儿所学到的东西与他们在家中学到的是同等或更重要的。哈里斯认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情况也是如此,是孩子们的同龄人帮助塑造了孩子的个性与人格,他们才是重要的环境因素。

不难理解,这样的观点引起了公众的许多争议,他们对这个观点的合理性进行了讨论,不论是对它的适用范围,还是对它的适用程度。但毫无疑间,这个问题与青少年吸烟问题有很大相关性。吸烟者其子女吸烟的可能性是不吸烟者孩子的两倍多,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是,按照哈里斯的逻辑,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在孩子面前吸烟,就成了孩子们模仿的榜样。这只能说明,吸烟者的子女从他们父母那儿遗传了容易对尼古丁上瘾的基因。实际上,对被领养孩子的研究表明,那些养父母吸烟的孩子成为吸烟者的可能性并不比那些养父母不吸烟的孩子大,换句话说,抚养环境的差异(如养父母是否吸烟,是否在家吸烟等)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几乎为零。心理学家戴维·罗在1994年出版的《家庭影响的局限》一书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他写道:“家长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他们将具有吸烟倾向的基因传给后代,但不能在社会方面影响后代。”

以罗和哈里斯的观点来看,青少年完全是在同龄人中传染上吸烟习惯的,他不是在模仿成人的举动,这也是成年人吸烟减少的同时,青少年吸烟反而增多的原因。青少年吸烟是因为他们正处在青春期,因为他们要分享情感经历,他们需要表达性的语言和青春期的特有仪式,而这一切与密克罗尼西亚岛上的青少年自杀仪式一样,被局外人认为是无法理解和不理智的。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怎么能指望成年人的干预发挥作用呢?

“告诫孩子吸烟有害健康?这会让你皱纹增多!会使你变得无能!会让你气死!总之,会让你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哈里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成年人的宜传,这些都是成年人的观点。正是因为成年人不赞成吸烟,正是因为吸烟具有危险性,而且名誉不好听,青少年才要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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