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融汇贯通方可独树一帜——谈艺如乐图的书法和刻字艺术
兴安，蒙古族，1962年出生于内蒙古。文学艺术评论家、水墨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书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签约作家。著有随笔集《伴酒一生》、评论集《想象与真实》《我的文学备忘录》。...
最初认识艺如乐图是因为他的蒙古文书法。201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对蒙古文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练习蒙古文书法。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故乡的海拉尔一中读初一的时候曾上过将近一年的蒙古文基础课程，初步掌握了蒙古文的七个元音字母和二十一个辅音字母，并能简单地拼写和读音。一年后我随父母来到了北京，一直接受汉语教学，所以，蒙古文字在我的记忆中逐渐模糊，以至后来看到蒙古文，虽然感到亲切、熟悉，有时候还能拼出大致的发音，但多数已无法辨认字的含义。值得欣慰的是我至今还能听懂和说出一些常用的蒙古口语，尤其是在我酒过三巡之后，我少年的记忆仿佛一下子打开了闸口，竟然能用蒙古语与人对话。或许蒙古语作为我的母语一直潜藏在我语言与思维的深层记忆之中，被汉语强大的系统所挤压和遮蔽，而一旦有了酒精的刺激，它便像脱缰的烈马狂奔而起。但我清楚的知道，是特定的氛围，故土的情感，族性的本能，让我顽强地守护着母语的最后记忆。
2010年，我收藏了第一幅蒙古文书法，只一个大字，有“永远、平安”之意，作者是著名的书法家那木达嘎，就挂在我的客厅里。而第一次用毛笔写蒙古字是在2013年，我参加《人民文学》杂志组织的山东古贝春酒厂采风。对方要求每个作家留下墨宝，在场的散文家赵丽宏、评论家梁鸿鹰等一挥而就，只有我感到为难，我虽画过画，却从来没练过毛笔字。可就在这个时候母语救了我一把，我立刻给蒙古族诗人哈森发微信，请她用蒙古文写好“美酒”两个字发给我。于是，我照猫画虎地将两个字写下，结果竟然受到在场的所有人的惊奇和称赞。这次经历，不仅让我体会到蒙古文书法的独特意义，而且发现蒙古文字非常适合用毛笔书写，也让我下定决心开始学习蒙古文书法。由此，经过内蒙古文学评论家李悦先生的引见，我认识了蒙古族著名书法家艺如乐图先生。
2015年5月，我有幸到他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工作室拜访。他的工作室不大，但是非常有艺术氛围。四周的墙面挂满了他的作品。他不仅是很有成就的蒙古文书法家，他的汉语书法也非常出色，尤其是对汉简很有研究，还有他的篆刻，其中的刻字艺术是他尤为 擅长的创作形式。工作室里堆满了各种老木头，有门板、木桩和车轮等等，他说这都是他从牧区和农村一件一件收购来的。他的工作台上更是五花八门，既有笔墨纸砚，更有刻刀、钳子、锤子、刨子和钢锯。他自嘲说：我是书法篆刻家，也相当于八级木匠。我尤其对他的单人床上铺的一张巨大的蒙古文书法感到好奇。他说：这幅字写坏了，但是有几个字自己又非常喜欢，没舍得扔，就把它当床单铺在这里了。
艺如乐图比我小四岁，属马，我们同出生在内蒙古的兴安盟，是真正的老乡。他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后留校任教。他曾获得全国第十届刻字艺术展最高奖、全国篆刻艺术展最高奖，中国青年美术书法大赛一等奖，并两次荣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艺术创作最高奖——萨日纳奖。出版有《蒙古文书法章法》《艺如乐图书法篆刻选集》等。他现在是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也是西冷印社屈指可数的内蒙古社员。我对内蒙古的书法篆刻界不大了解，但是像他这样蒙汉书法兼通，尤其在篆刻和刻字艺术上造诣深厚的艺术家，确实不多见。
蒙古文书法相较于汉语书法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艺术形式。汉字据说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而蒙古文字的历史不过千年。最早的蒙古文字是从回鹘文转变过来的。公元十三世纪前，分布在蒙古高原的蒙古民族还没有统一的文字，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命人借用回鹘文的字形、特点和顺序创造了蒙古文，之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形成了蒙古文字。①蒙古文是由若干音节组合而成的竖型结构的拼音文字，却又有象形的特征。有专家形容蒙古文的字体很像蒙古人骑马行走一般，字母骑字母，组成了字词的竖型结构，所以，蒙古文字字体修长，线条匀称，千姿百态，变化莫测，富有律动和张力。蒙古文字不仅每个字都有头、腰、尾，而且每个字母都以人或动物的某个部分来比喻。比如字角、字辫、字脑，还有字牙、字钩、字肚、字爪等等。由于蒙古文字这种独特的象形结构，给艺术家提供了非常大的想像和创作空间，也使蒙古文成为拼音文字中少有的富有书法审美价值的语言。最初的蒙古文书法由“软笔”和“硬笔”两种工具书写。硬笔就是竹笔，羽翎和骨签，而软笔即为毛笔。由于毛笔的表现力更强，加上汉语书法对蒙古文书法的影响，后来的蒙古文书法，多使用毛笔。历史上蒙古文书法作品不少，1818年俄罗斯考古队，在今俄罗斯境内额尔古纳河流域，发现的十三世纪的成吉思汗石碑，即“成吉思汗石”，上面的蒙古碑文，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蒙古文书法的遗迹。清代和民国时期产生了诸如嘎拉旦旺楚道尔基、古拉然撒、宋旺旦楚、尹湛纳希、达木楚东日布著名的蒙古文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几年，蒙古文书法风声水起，影响广泛，有大量的人开始学习和从事蒙古文书法的创作，成立了内蒙古书法家协会和蒙古文书法艺术协会。书法艺术还走出国门，在国外展出，受到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欢迎。2004年9月在内蒙古美术馆举办了“中日友好蒙古文书法作品展”，其中，日本女书法家关野美代子的蒙古文书法，特别受到关注。之后还出版了《关野美代子、艺如乐图中日友好蒙古文书法作品集》。
由于受到汉语书法的影响，蒙古文书法的书写在执笔和运笔的方式上都与汉语书法有密切的关联，字体也多沿用了汉语书法的楷书、行书、草书等。但是由于蒙古文字的独特性，比如，转笔相比汉字更多，在笔顺上，词干部分一律自上而下书写，字点、字辫、字角等另起笔点画等等，以及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蒙古文书法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笔方法，比如同样是绞转、提按、平动，蒙古文的笔法相对更自由、更灵活。
艺如乐图的蒙古文书法创作，或许更多地受到了秦汉简牍和章草的影响。我们知道秦汉简牍是书写在竖竹简或木条上的，由于载体的特殊性，字体横画短、细而结体偏长和粗，即所谓“蚕头雁尾”。这恰好接近蒙古文的书写习惯和字体特征。蒙古文书法家斯仍在《蒙古文书法创作漫谈》一书说：“蒙古文各类笔画中，词尾在结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最能为结体增色，意境显示最丰富，与下一个字的承接呼应最直接而显明的一种笔画，其中右长尾尤为突出，变化形式颇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最能反映书家独特的风格。”②返观艺如乐图的蒙古文书法，他对字尾，尤其是挑画和捺画的处理，粗犷而有力度，令字体有一种向前的推力和飞动感，却又不失字本身的重心和稳定性，使书体的结构宽博开张，神采飞动，气息浑厚苍雄。当然，他并不是所有的字尾都如此处理，在字符较多的书写中，尾部的笔画粗细变化，刚柔适度，错落而有序，使字与字之间或行与行之间，形成稳固而彼此呼应的整体。这一特点在他的几幅蒙古文书法“成吉思汗箴言”，还有“古诗四首”中尤其明显。而他的“古诗一首”和“古诗二首”则完全吸取了汉简草体的书写方式，尾部垂直恰如雁尾，潇洒而灵动，加之纸质的残片和墨迹的擦染效果，更传达出一种古法与古意，让人仿佛穿越历史，领略笔墨文明初始的源头。
说到汉简，不能不提著名的“居延汉简” ，这个大部分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的中国最早的书法墨迹，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汉代时期隶书的研究，为中国书法史填补了一个空白，也在当代书法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艺如乐图的蒙古文书法不仅受到汉简尤其是居延汉简的影响，他的汉语书法也继承和发扬了汉简的笔法和技巧。我们知道，汉简牍片因为在20世纪才大量出土，所以古代书法历史上关于它的记载和论述极为少见，因而当代的有些研究书法历史著作中，几乎不承认它是书法艺术，也怀疑临习汉简书法对发展和创新书法艺术的价值。③
众所周知，秦汉简是古人最早的墨迹，而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文人名家墨迹只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被誉为“天下第一帖”。之前古人研习书法的样本多是刻在钟鼎上的金文或石碑上的碑文，所以宋代书法家米芾在《书史》中慨叹：“白首阅书，无魏墨迹。”碑文是经过工匠对照墨迹凿刻而来的字迹，在这种笔和刀的转换过程中，很难不发生变异。虽然汉简多是下层文吏记述公务之笔，但其中不乏浑然天成的精彩之作，同时，它也是中国书法由篆书开始孕育几种字体的一个重要的开端，它所包含的丰富性，足以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原型。所以，我不同意张志和先生的观点。④历史上，号称“扬州八怪”的金农，他的“漆书”式的楷隶，就被后人认定是受到“简书”的启发⑤。而今人被誉为“画坛怪杰”的陈子庄先生则在《石壶论画语要》中，对汉简更是推崇，他说：“学书法可在汉简中受到启发。汉简境界高，首先是朴素，所以就高了。”⑥
引经据典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肯定艺如乐图对汉简书法艺术的传承、探索和实践的自觉精神，作为一个当代书法家,他师古却不泥古，在借鉴古人的同时，勇于创新，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我非常喜欢他在丁亥年书写的《敕勒歌》，笔法、形式，甚至书写状态，既保持了汉代简书的自然、飞动和雄健的美感，也发挥了自己随意、潇洒的个性。他写于甲午年的汉简隶书“杜甫诗《春夜喜雨》中堂”，笔墨的粗细、浓枯，错落有秩，朴拙而自然。还有“汉画像石拓片题记”，以及“隶书扇面，节录《文心雕龙》” 字与古拓片、团扇面，还有章印，布设巧妙，相映成趣，既有古朴的天造，又有精工的匠心。而他的“节录唐诗”的汉简条幅，更是将汉简书法艺术展现的淋漓尽致，唐诗、汉简墨迹、不规则的牍片，还有朱砂印章等等组合成一个诗文与书法的简牍阵, 让人叹为观止。我评价这幅作品既是古汉简墨迹的重现，又是一次跨越历史的回望。
艺如乐图最令人称道的还是他的蒙古文书法和刻字作品。他的一幅蒙古文条幅，中间为大字的“平安”，笔势以侧锋为主，浓枯并行，字体峭立而浑厚。而左侧的四行朱砂小字，既是题款又是陪衬，与右边的上中下三枚印章遥相呼应，几近完美。他非常善于利用大字与小字的结合与映衬，将文人画的构图与书法的空间构成巧妙地契合，毫无时下流行的工艺化的刻意与媚俗。他的蒙古文中堂《达·那楚克道尔吉诗一首》更是令人叫绝，小字如影随形，大字气势磅礴，整体又如大汗引领千军万马，攻城掠土，开天辟地。“彩虹”则完全用抓笔枯墨写就，蒙古文字特有的象形结构，使其有一种君临天下，百花肃杀的威武和沧桑。这种气魄与格局，即使在汉语书法中也不易见到。蒙古文书法发展到今天，可能面临两种难题：其一是如何超越传统，推陈出新，创造出一种新的规范；其二是如何防止和剔除书法艺术的工艺化和行匠倾向。艺如乐图的书法创作实践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经验和方向。
刻字在中国至少有上万年的历史，中国书法所尊崇的两大源流：“碑”和“帖”，其中的“碑”就是书法被人刻在石碑上流传下来，成为后人临习的楷模。古代的刻字一般是书刻分离的，由文人写，工匠刻，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宋代书法家米芾，还有唐代书法家李邕，都是自书自刻，这样可以准确体现书家的笔法和风格。现代刻字艺术是用雕刻的手法，通过平面、立体和色彩三种构成，表现书法意境的创作形式。它是中国传统实用刻字、刻画艺术走向审美自觉的一个重要阶段。艺术家以书法为立足点，继承和发展了甲骨文、汉画、瓦当、碑刻等传统的工艺和方法，逐步摸索出了一种的新的书法艺术形态。艺如乐图在这个领域，即使是从全国的范围来考察，也是一流的艺术家。他在吸取上文所列举的中原传统工艺和方法的基础上，继承了北方民族，尤其是蒙古先民的岩画和民间木雕、骨雕、毡雕和皮雕等工艺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刻字艺术风格。我对刻字艺术领域所知不多，更缺乏研究，但是看了艺如乐图的几件作品之后，非常震撼。他将书法艺术和雕刻技艺融会贯通，通过笔意与刀法的转换，还有色彩和材料的装饰，给人一种古朴而又现代的审美体验。比如《玄之又玄》这件作品，材料是椴木，书体是大篆，“之”与“又”字，共用一个“玄”字。三个字相互勾连穿插叠覆，构成一个既抽象又象形的富有张力的整体。“玄之又玄”出自《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句，表达道的微妙无形以及创生万物过程的深奥难测。“玄”字在钟鼎文里像是一根绳子的两头对接，然后相对拧转，形成两个圆环，这便是“玄”的形状，寓意事物从无到有而发生的转变。这件作品恰恰是这种规律与思想的艺术体现。《一生一世》这件作品的构思非常特别，一根木杆，像普通的扁担，又似天平的等臂杠杆，两头各用麻绳悬挂着山体状的木结，其一刻有“生”字，其二刻着“世”字，两个字与木杆的“一”字形连接成一个词组：“一生一世”。这让我想起李文宝的刻字作品《黄钟大吕》，木柱与编钟上的文字，让人仿佛听到远古的乐声和呐喊。相比《黄钟大吕》，艺如乐图的《一生一世》则更独特精巧，富有想像力，它让我们联想到人生、情感、家国，想到公平、安定，还有和谐、包容与相互依存等等人生与社会伦理。《天边》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品。一块矩形的椴本板，上方是草书的“天”，下方是大篆的“边”，“天”字的上横雕出板面，给人以空间上的延伸感。在技术上，艺如乐图巧妙地体现了草书“天”字的墨趣和线条的飘逸感，达到了“若将飞而未翔” （见曹植《洛神赋》）的静与动的审美临界状态，而“边”字的钟鼎文的镂刻效果又给人以金属的质感和遒劲凝重的篆体风格。还有《中流砥柱》《长沙万里》《九曲黄河》等等，可以说都精彩纷呈，让人过目难忘。
总体来看，艺如乐图是一位成就卓著又勇于探索的艺术家，他在多方面的才华和艺术实践，使他在国内的书法艺术界独树一帜。我们知道，他是绘画专业出身，后来才开始蒙、汉书法、篆刻以及刻字的创作和研究。画、书、印，还有刻字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探索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书画同体”（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见魏锡曾《绩语堂论印汇录》）。篆刻必须有书法的基础，而书法又从篆刻中获得启迪脱化而出，所以，他的书法有凝炼苍朴、金石铸凿的味道。正如王冬龄对金农的评价：“画家字的趣，书家印人字的法，格调高，有境界。”⑦艺如乐图的刻字更是他综合艺术素质的高度体现，他以书法为基础，将传统的阴刻、阳刻、透雕、浮雕等技法融会贯通，并结合绘画、雕塑、裱装、设计，甚至还有装置等等艺术手法，将汉字和蒙古文字的形态在二维、三维空间中得以完美呈现，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扩张力和奇观性。
注释：
①见《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第11页，（匈牙利）卡拉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②见《蒙古文书法创作漫谈》第141页，斯仍著，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
③见《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史》第61页，张志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
④同③注。
⑤见《清代隶书要论》第22页，王冬龄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
⑥见《石壶论画语要》第160页，陈滞冬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⑦见《王冬龄谈名作名家》，王冬龄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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