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同欺凌真的存在吗?(男同篇)

 

1.缘起与目的在美剧《同志亦凡人》中,Ted因为在上班时间看男男色情片而被老板解雇。在搬东西回家时,Ted...



1. 缘起与目的

在美剧《同志亦凡人》中,Ted因为在上班时间看男男色情片而被老板解雇。在搬东西回家时,Ted义愤填膺地向老板抱怨自己被解雇根本不是因为上班看色情片这种小事,而是因为后者发现自己是男同性恋。Ted的老板很严肃地告诉他:“你们这些同志,每次发生些什么事情,你们都认为是歧视。不过这次并非歧视,这是公司的制度——‘如若任何人出于公司事务以外的目的而是用网络且被发现,这个人就会被解雇。’”

只消稍稍回顾现实,我们必能轻易发现许多人都充当了Ted的角色。只要自己是性少数,只要碰到了一些事件,许多人常常会不假思索地将一切根源归咎于自己的身份,并从一开始就预设出自己被迫害的情境。比如一些社运话语一面宣称出柜的性少数不会超过10%,但在另一面又陈述过半性少数遭受过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这似乎是在暗示,性少数的身份导致了歧视。然而话语中的逻辑漏洞却被忽略了。既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另外90%之人是性少数,又何来基于性少数的歧视。于是,解释只有两种:第一,异性恋也面临着诸种相似的歧视;第二,造成事件发生的原因根本就不是身份,或者说不单单是身份。当然,这并不是说迫害必然不存在,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对性少数已然无比宽容,而是说,性少数身份和一些事件之间是否有所关联,本身是需要被探讨的事件。

Ted的幽灵还游荡在诸多的调查和研究中,包括关于校园恐同欺凌的学术或社运话语。人们似乎热衷于在问卷里询问“是否遭受过恐同欺凌”,甚至将性少数所遭遇的校园霸凌全部与恐同情绪相连。但现实却是,每个人都可能是Ted,都可能试图通过性少数的弱势身份来掩盖自己的其他方面的缺陷或错误。因此,前一种询问往往会诱导人们将自己所遭受的欺凌与恐同情绪联系起来,而后者则从一开始就已经玩起了身份政治的把戏。也许在现实中,恐同情绪的确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能够不提供任何证据就开始言之凿凿,或是将质疑的声音全然当做恐同情绪的一部分。无论如何,武断的说辞是否恰好符合现实,“武断”本身都必须被质疑与放弃。于是,在关于所谓的恐同欺凌的研究中,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性少数的身份究竟是否起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也只有理清这一问题,我们才能知道,诸种关于恐同欺凌的宣传与解决方法究竟是否能够对症下药。

因此,与其说此次研究是为了描绘出性少数究竟受到了多少欺凌,不如说是想要探讨这些欺凌究竟和恐同是否存在联系。

2. 诸种社会模型假设

对社会理论模型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清究竟该如何确定研究题目,如何设计问卷,如何整理数据以及如何分析数据。

(1)性别规范的异质性

男性与女性所面对的性别规范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无论是性别角色还是性别气质与表达。因此,第一个理论模型假设即是在男性与女性之间,造成欺凌的因素可能存在极大不同。如果将数据混在一起可能会缺乏意义。因此这次研究会把男性和女性分开讨论,并进行对比。

(2)性少数群体的异质性

这项研究所基于的第二项假设即是不同种类的性少数群体所遭遇的情境完全不同(当然,同一性少数类型中不同性别之人也不同)。因此,将LGBTIA视作一个群体无法揭示不同群体内部的具体状况。为了使得探讨更加细致,本次研究会聚焦于男同和女同的问题。

(3)身份还是行为

在校园欺凌问题上,我们总是会被一个及其重要的问题所困扰:究竟是性别身份还是性别行为/表达造成了欺凌。答案也许是其中之一,也可能是全部。更为重要的一点事,性别身份和性别行为/表达常常具有高度相关性。比如在刻板印象中,男同群体与直男群体相比,总体更加女性化。鉴于人们对男性的女性化气质也存在着方案与偏见,那么当人们欺凌男同时,可能是出于对同志身份的恐惧,也可能是出于对对男性女性化的反感。关于这一点的区分事关重要,因为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我们可以确证“恐同”这个词具有正当的含义,也同样可以认为校园恐同欺凌的说辞是正确的,但如果答案是后者,我们则要反思,“恐同”一词是否应该被“恐惧男性女性化”取代。无论如何,后一个概念同样会作用在直男群体中。而在女性那里,相似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因此,对于身份与行为的检验是这次研究的重中之重。

(4)教育阶段与教育阶级的异质性

众所周知,不同的教育阶段与阶级的生活环境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将所有的阶段与阶级混在一起讨论也会导致我们无法准确认识任何一个阶级或阶段。所以,此次研究会聚焦于特定的群体:高中时期受教育较好的阶层。

(5)社交圈的区隔

只要回忆一下高中时期的生活,我们就能发现,中国的高中社交方式具有独特性。比如人们可能会同与自己相似或关系较好的人去组成一个部分排外的圈子。人们可能常常会在圈子内部讨论另外一个圈子之人,但这些讨论或嘲笑可能只在内部流通,并不会转变成公开羞辱。也是因此,人们可能更多的受圈内氛围而非圈外氛围的影响。当然,不同组别造成霸凌的因素可能非常不同。于是,研究的第四个模型假设为,直男、直女、男同、女同四组中关于霸凌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

(6)错误归因

第五点仍然回到最初所谈及的Ted问题,即受访者或者问卷填写者可能会将由于其他因素引起的欺凌通通归因于身份问题。因此,研究需要在方法论上克服这一问题,并通过计算来探讨这一问题。

3. 方法论

虽然此次研究是为了界定高中校园霸凌问题,但直接向高中生发放问卷缺乏可行性。因此,我们选择的方式是向大学生以及其他群体发放问卷询问他们在高中时的各种状况。问卷发放渠道主要由两个,一个是通过几十个高校LGBT社团向校内群体发放,一个是通过商业性或不直接涉及LGBT议题的机构向受众发放。前者发放的问卷区分了A卷与B卷,A卷针对同性恋,而B卷则针对异性恋。为了保护高校社团以及成员,向异性恋方法的问卷删去了同性取向相关的问题。A卷与B卷都设置了一些选项用来剔除无效问卷以及挑选本次研究所需要的目标群体。C卷与A卷大致相同,但是由于通过社会机构的目标受众更加多元化,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此次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在其中添加了少量用于筛选问卷的选项。C卷的发放只选择商业机构或同LGBT并不直接相关的NGO是因为,LGBT倡导型机构的受众往往并不具有代表性,过多的此类样本会污染样本总体。

此外,问卷设计的重中之重便是如何避免诱导性的问题或者吸引过多受过欺凌之人填写从而夸大欺凌状况。我们采取了三个措施来减轻这一问题。首先,问卷以校园性别环境调查的名义而非校园欺凌状况的名义进行发放,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某一类群体的聚集效应。比如如果以第二种名义发放,没有受过欺凌之人很可能不会填写问卷。其次,问卷问题的设计尽量多元化从而同校园性别环境调查相关,而同欺凌相关选项会在事后被抽取出来。最后,问卷避免了诸如“是否遭遇过恐同欺凌”这种误导性的问题,取而代之的则是高中时受到言语欺凌、肢体欺凌和孤立的程度。三种欺凌状况被分开询问,因为在我们的假设中,三种欺凌并不一定具有高度相关性。欺凌程度用类似于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进行衡量,即“非常少/非常轻微甚至没有、少/轻度、偶尔/中度、频繁/较严重、非常频繁/非常严重”。至于这些欺凌是否因为恐同欺凌而引起,我们会通过与其他选项所代表的因素的计算来表明,也会与直男直女的状况进行对比。

此次研究目标群体的关键词是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良好、同性恋与异性恋。研究根据一些选项剔除了同这些关键词相关的问卷,即有效问卷。首先,“受教育程度良好”这一关键词根据高中级别挑选。问卷中高中被分成五类,最高的两类为较好的高中与重点高中,我们将这两类人定义成受教育程度良好群体。其次,同性恋与异性恋则根据人们现在的性取向进行筛选。事实上,问卷设计中有两处需要填写性取向,一处为高中时的性取向,一处为现在的性取向。问卷结果科院看到,一些人的性取向发生了变化,因此性取向本身并没有那么容易确定。不过,由于这部分人比例较小,并不会影响总体结果,因此这并不会成为大问题。此外,在发放B卷之时,我们要求社团避开已知的性少数群体发放。但是其中必然会混入极少量的性少数,而且由于为了保护社团而没有在B卷中设置性取向的选项,在后续工作中无法将性少数剔除。但是只要B卷中异性恋占据了绝大多数,我们仍然可以判断出同性恋群体和异性恋群体的差别。而在年轻人方面,研究并没有进行刻意筛选。首先,样本中绝大多数(约87%)是本科生与研究生(其中大部分是本科生),因此基本可以判定这些人的年龄段在18-30岁之间。其次,我们所选取的社会机构的受众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因此即便是在问卷中填写了“工作”之人中,绝大部分也是年轻人。至于剩下的那一部分非年轻人比例较小,并不会影响总体结果。最终,我们将符合条件的A卷、B卷、C卷的样本根据性取向进行了分组与合并(B卷即便混入了少量的性少数,也全部被当做异性恋,不过这并不会影响结果有效性)。

截止撰写报告之时,我们一共回收了4843份问卷,筛选之后,一共剩下2740张有效问卷,其中男同性恋组样本容量为1003,女同性恋为588,男异性恋为459,女异性恋为693。

最终,我们初步选取的同高中校园欺凌相关的变量有性别气质[1]、高中所在地域[2]、班内成绩[3]、性教育知识[4]、家境[5]、老师的照顾程度[6]、颜值[7]、肥胖程度[8]、身高[9]、言语暴力程度、肢体暴力程度、排挤与孤立程度[10]、他人是否认为是性少数(异性恋问卷中无此选项)[11]。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前面9个变量极有可能会对后面三个变量造成影响。

[1]高中时表现出来的外在性别气质(指外表、声音、肢体行为以及游戏、活动等,不包括细腻、坚毅等品质):符合男性气质=1,主要为男性气质但带有女性气质=2,中性气质=3,主要为女性气质但带有男性气质=4,女性气质=5

[2]您所就读的高中所在的地域:市区=1,乡镇=0

[3]高中时平时成绩(班级中的大致排名):倒数20%=1,倒数20%-倒数40%=2,居中=3,正数40%-20%=4,正数20%=5

[4]高中时班里是否经常进行“不同性倾向、性气质、性别自我认同平等”的教育或知识传播:非常少甚至没有=1,少=2,偶尔=3,频繁=4,非常频繁=5

[5]高中时家境(富裕程度或/和社会地位,以当地状况为基准):非常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非常好=5

[6]高中时班主任对待您的态度(主要是学习和生活方面的照顾程度):非常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非常好=5

[7]高中时颜值(以他人评价为标准,综合帅气、漂亮、和善程度、可爱程度等标准):不好看=1,一般(包括一般偏上与一般偏下)=2,好看=3

[8] 非常胖=1,较胖=2,不胖=3

[9] 矮小=1,一般=2,高大=3

[10] 五分制,从几乎没有到非常频繁/非常严重。

[11]高中时班里同学是否认为/知道您是性少数(无论您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状况,只需考虑他人的看法):不少人认为或知道=1,没有同学认为或知道/只有密友认为或知道=0

4. 总体状况与差异

表1显示了样本的大致状况,也部分证明了样本的有效性。



首先是地域问题。地域均值显示大部分样本曾经在市区高中就读。鉴于中国较好的高中往往集中在市区中,这一均值符合实际情况。此外,四组群体的地域得分相似,这能够部分证明四组样本的来源渠道相同。

其次,性别气质均值也符合现实认知,即男同与直男相比更加女性化,而女同与直女相比则更加男性化。当然,即便是男同,也要比女同更加男性化(见图1)。



班内成绩这一项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样本受教育程度良好的特性,因为都在平均值之上。但是比较让人惊讶的是,女同的班内成绩排名要远低于其他三组(其他三组相似)。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老师照顾程度的差异。按照常识,老师会更加照顾成绩较好之人,因此女同的老师照顾得分也较其他组别更低,而其他组别则较为相近。

性教育程度的得分非常之低,但更加值得注意的则是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得分差异。同性恋、异性恋内部得分的相似其实可以间接表明样本应该有效,毕竟关于性倾向、新气质方面的教育往往同时针对男女双方进行,因此相同性向之人得分相似较为符合现实。而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存在差别最有可能的原因则是,作为利益相关方并受到性别规范压制的同性恋可能会更加倾向于认为这方面的性教育远远不够,而作为利益无关方的异性恋在感知上则会有所差别。

此外在家境方面四组虽有差异,但差异并不明显。而在颜值、胖瘦程度、身高等方面,男女之间的标准并不相同,而且这些问题可能也会同性别气质(以及性别气质所代表的审美标准)相关联,因此无论是否存在差异都是正常现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研究并没有用具体数值量化这几个变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区对于身高、富裕程度、肥胖的定义标准相差较大,而欺凌问题只有在不符合标准之时才会发生,因此在这里模糊化处理了这些选项,即把中间一个选项(肥胖问题则是最后一个选项)当做这一标准。

最后则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校园霸凌的总体状况(见图2)。



在我们所调查的群体中,高中校园霸凌问题在总体上并不严重,不同组别之间的差异也相对较小。三种欺凌中,言语欺凌最为严重,而肢体暴力则最不成问题(尤其在女性群体中,肢体暴力几乎等于0)。为了对不同组别进行比较并确定不同组别间的均数差别是否具有显著性,需要根据上图的均值对差异较大的组别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2)。



从表2可知:

言语欺凌程度:男同>直男>直女≈女同

肢体欺凌程度:直男≈男同>女同≈直女

排挤孤立程度:男同≈直男>女同≈直女

话句话说,女同与直女在高中校园中受欺凌状况并没有显著的差别,而男同与直男只在言语欺凌方面存在显著差别。此外,男性总体受到的三种欺凌程度都显著高于女性总体。然而,显著性并不代表均值差异巨大(事实上,均值差异非常小),而只是说,







图3到图5是四个群体在三个领域中遭受欺凌程度的分布状况。

5. 产生欺凌的原因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差异与性向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差异就是性别身份或性向身份引起的。当然,鉴于研究目的,该报告并不会去讨论性别差异的问题,而是将重心放在性向差异上。根据先前假设的社会模型,如果差异由身份引起,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恐同欺凌,但如果差异并非由身份引起,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是恐同欺凌,尤其是当这些异于身份的因素同时也在异性恋群体中起作用时。

首先考察男同性恋与男异性恋的问题,因为两者在言语霸凌问题上呈现出了较为显著的不同。根据先前的均值表,男同与直男除了具有不同的性向身份外,在性别气质和肥胖程度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是需要把性教育程度排除在外,因为这个因素很可能只是心理上的差别而非实质差别)。因此,男同和直男之间的差异也可能并非由于身份差异造成,而是由于性别气质与肥胖程度的差异导致(直男要更接近比较胖这一选项)。但是根据常识,肥胖程度可能需要被排除在外,因为胖子可能比瘦子遭到更多言语羞辱。不过常识并不一定可信,因此,在后续的有序logit模型回归中,肥胖程度与性别气质会被当做关键变量,而其他因素则会被当做控制变量使用。



如表三所示,肥胖在任何领域中都与欺凌状况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性别气质除了在直男组的肢体暴力领域以外,都呈现了显著正相关,即越接近女性气质,受欺凌程度越高。这也表明,性别气质/行为对男同和直男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它并不只是局限在男同群体中。在确定这点以及男同性别气质更偏向女性化之后,我们就可以猜测,男同受到的欺凌程度更严重至少部分因为偏女性化的气质。图6非常直观地印证了这一猜测。大部分直男符合男性气质,而大部分男同带有女性气质,这一差异可以对均数造成较大的影响。



为了检测身份的作用,可以采取两个方法。其一,同志群体问卷中区分了是否被他人知道/认为是性少数,可以根据这一区分来分析同一群体内两拨人之间欺凌的差异。其二,可以将拥有相同性别气质的男同与直男进行对比。不过,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问题。

方法一:根据表3可以发现,是否被他人知道/认为是性少数这一变量同三种欺凌程度具有相关性,即被知道/认为是性少数之人受到的三种欺凌度更高。然而根据表4可知,是否被知道/认为和性别气质也呈现出了显著的相关性,即性别气质越偏向女性之人被他人知道/认为是性少数的频率也更高。因此,表3中显示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欺凌差异是身份引起的,因为可能仍然是由性别气质引起。



方法二:由于直男与男同组中都缺少从中心气质到女性气质之人,因此在此只对比符合男性气质和主要为男性气质但带有女性气质之人。当然,对比这两组也最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们代表了男性中绝大部分之人。另一方面,如果男性具有另外三种气质,那么不论他是男同还是直男,都可能会有很大几率遭受欺凌。

然而表5所显示的结果却让人吃惊。无论是性别气质1还是性别气质2,直男群体受到欺凌的程度均值都高于男同群体,而且有一半条目的差异具有显著性。根据表1可以相信直男和男同的样本来源的可信度(因为其中许多同性取向并不相关的条目均值非常相似)。因此,这一差异可能印证了社交圈区隔假设。换句话说,如果直男社交圈与男同社交圈有所区别,而且双方受到的欺凌主要来自于圈内,那么出现这种状况也并非毫无可能。但是如果采纳社交圈区隔这一假设,那就意味着直男与男同的对比无法确定性别身份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



此外,根据表5我们也可得出另一个结论:

如图7所示,相同男性气质中,男同所受到的所有类型的校园霸凌程度都小于(或等于)直男;但是如果性别气质不相同,那么所有性别气质更加偏向女性群体所受到的霸凌程度要小于所有性别气质更加偏向男性的群体。



方法三: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第一种第二种方法混合起来,即对比男同组内相同气质但身份状况不同之人的受欺凌程度。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个问题,即现有样本中性别气质符合男性气质且被他人认为/知道是性少数之人的样本容量太小(31人),做均数对比会有极大误差。因此,这一对比并没有多少价值。虽然仍然给出这一对比,但结果并不可信。

如表6所示,被知道或认为是性少数之人所遭受的总体欺凌要高于并没有被认为或知道是性少数之人。不过由于样本过少,现在只能确定性别身份的确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没有办法比较到底是性别身份的作用更大还是性别气质的作用更大。



此外,如果将性别气质为2且被知道/认为是性少数之人同性别气质为2的直男相比,前者和后者所受到的欺凌程度均数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考虑到直男群体中也有一部分人会被认为是性少数,被认为是性少数的直男群体受欺凌均数很有可能仍然高于被认为是性少数的男同。

当然,上述结果并没有表明男同的生存环境好于直男(即便也没有表明不好),毕竟歧视本身也可以通过易于欺凌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些结果也会被严格限制在受教育良好的年轻人身上以及高中校园环境之中。不同社会环境与年龄段可能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情形。不过这也在提醒我们,将LGBT当做一个整体来考虑在很多时候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毕竟最终需要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环境对症下药,而不是描述大部分人的总体状况。此外,此次选取受教育良好的阶层中的年轻人是因为,各式社会机构与组织(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的绝大部分恰好就是这个群体。至少从中国高中校园环境来看,同志们的境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错误的想象来自于照搬美国的现实或是通过其他阶层情况来解释这个阶层)。

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其他测试,比如将那些在较差高中读书之人也放入回归,结果表明高中质量越差,欺凌程度更加严重。但是我并没有把他们加入到这次数据中是因为,他们圈子内部影响其实的因素也可能非常不同,混在一起可能导致许多能在小圈子里面呈现显著相关性的变量无法显著。

这部分关于男同性恋,具体成报告的时候还要修改。女同性恋与直女部分的数据正在处理中,目前看到的结果与男性群体相比简直天差地别。另外几张回归图表和均数图表其实还展示出了非常多的信息,许多呈现显著相关性的自变量可能同其他自变量也存在相关性(就像性取向身份和性别气质呈现正相关),因此暂时还无法确定到底哪些自变量才是真正的影响因子,也还无法确定需要用什么社会模型或假设去解释这些问题。

当然,样本量不足仍然还是个大问题,希望能够继续补充样本。

(PS:以前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更喜欢做理论和定性,现在觉得玩定量也是蛮有趣的,虽然还玩的不好。重要的是如何用社会理论模型和自己的直觉去不断测试数据,包括不断进行数据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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