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制度扭曲企业家精神，消耗人才智慧

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企业家精神的衰落和权势文化的兴起，不仅会使我们国家的创新力衰退，还会引起社会不公平，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随处可见的人性，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从未消失。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它会以不同面目出现。

在黑暗的中世纪，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是各种明争暗抢、巧取豪夺，商业创新深受封建体制的压抑和打击，企业家精神存在于军事行动和战争之中。新教改革时期，循教、建筑、工程和务农等被视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活动。在市场扩张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现代经济学理论开始萌芽和发展，企业家精神才开始与发现、捕捉乃至创造市场机会联系在一起。

以上简史表明，企业家精神并不必定与生产行为联系在一起，也可以与非生产行为乃至破坏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后来经过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予以深入阐述，成为著名的“鲍莫尔假说”。在其名著《企业家精神》一书中，鲍莫尔写道：“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企业家到底会以什么方式行动，这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经济中通行的报酬结构。因此，不同时期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各种游戏规则而不是企业家的供应，正是游戏规则决定着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对经济的最终影响。”

我们用中国民营企业的数据，来检验鲍莫尔假说。最近几年，中国取得了史上最突出的反腐成绩；不过，这也说明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社会的确腐败深重，为实证检验鲍莫尔假说提供了可能。

我们按照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来刻画了各地的商业制度环境，这些制度环境的核心内容包括企业开办成本、获得施工许可难易、对物权的保护程度、合同履行与司法效率。然后我们把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划分成三种：生产性活动（企业经营管理）、非生产性活动（交际应酬跑关系等）和闲暇时间。数据显示，企业家每天平均花在生意上的时间是9.99小时，其中，约6.92小时花在生产活动上，3.07小时花在交际应酬等非生产活动上。

两组数据放在一起，我们发现：在制度环境更好的地方，民营企业家会更多地专注企业经营管理，即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时间会显著增加；同时，在更好的制度环境中他们用于交际应酬跑关系的非生产时间会显著下降。举例来说，商业制度环境评分最高的南京市，民营企业家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0.3小时，其中9.9小时为生产性活动时间，0.4小时为非生产性活动时间；与之对比，商业制度环境评分最低的兰州市，民营企业家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8.0小时，其中生产性活动时间为5.1小时，非生产性活动时间为2.9小时。

这说明，良好的制度的确有助于刺激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也可以看到，制度更糟糕的地方，民营企业家的总工作时间也更少，因为缺乏好制度的激励，他们一方面会以非生产活动替代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工作努力。

无论大小企业，在好制度下都是积极生产；在坏制度下，则是各有各的打算：有些企业家是压缩生产，有些企业家是谋求政治关系自保，而有些企业家是设法转移资产。沿着这些不幸，我们试图进一步探寻民营企业家如何对寻租机会和逼租压榨做出反应。我们以地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规模来衡量寻租机会的大小，因为中国地方政府承担有经济发展的使命，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以企业付出的公关费用衡量企业寻租的力度，同时考虑企业承受的摊派费用来测度企业被逼租压榨的程度。

结果发现，当地方经济建设的财政之规模越大，即寻租机会更大的时候，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活动显著增加，表现为企业家的交际应酬跑关系的时间会显著增加，企业的人均公关费也会有所增加。

我们也发现，在寻租社会中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对企业而言是有经济价值的。具体地，我们考虑企业的开工率，以此衡量企业的生命力。开工不足的企业显然是更缺乏生命力的。结果发现，更高的企业人均公关费，与更高的企业开工率联系在一起；更高的企业人均摊派费，与更低的企业开工率联系在一起。简言之，民营企业因寻租而繁荣，因逼租而凋敝。

回到前面考察过的商业制度环境，不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曾听到有人评价南北两个省的腐败官员行为有何不同，评者曰：这两省中，一省的腐败官员是不给钱不办事，另一省的腐败官员是不办事也要给钱。这正是寻租和逼租的差别。寻租是企业花钱向官员购买发财机会；逼租是企业遭遇官员的“合法伤害权”压榨。寻租是“花钱买路”，逼租是“破财消灾”。不好的制度，可以是以上两种状态之一，也可以是以上两种状态并存。

在2011年的数据中，以人均公关费测度的寻租最严重的前三甲省份是山西、海南和重庆，以人均摊派费测度的逼租最严重的前三甲省份是海南、宁夏与重庆。山西因其自然资源（煤矿），成寻租重灾区，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关于重庆和海南，人们应该从媒体上多有感受，无须赘言。在工作时间上，山西太原的民营企业家平均每天工作9小时，居于全国中间水平；但其中接近3.5小时用于交际应酬与官员打交道等，这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之一；而从事经营管理等生产活动时间仅5.5小时，属于全国最低水平。重庆的企业家平均工作时间是10.8小时，其中用于交际应酬等约3.7小时，工作时间7.1小时左右。如果读者愿意比较一下山西和重庆的数据，再考虑山西制度环境的寻租特征和重庆制度环境的寻租加逼租双重特征，也蛮有意思的。

我们还发现，不同行业和企业规模的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反应也不同。特殊行业（房地产、建筑业、酒店等）和大企业它们更多地通过寻租与官员建立良好关系，不大可能遭遇逼租。而普通行业和小企业的经营者，对逼租极为敏感，一旦商业环境恶化，他们就一边减少工作，一边增加非生产活动时间。

正如鲍莫尔所说：“人群当中从来不缺企业家，企业家总是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企业家的才智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配置，其中有一些作用并不像我们习惯上对企业家所认识的那样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的确，企业家有时是社会的寄生虫，实际上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在我国过去的十余年中，深重的腐败带来了企业家精神上的扭曲配置。如果以非生产性活动时间占总工作时间的比例来衡量，大致可以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家的聪明才智被浪费了大约三分之一。由于生产性活动一直被视为增长的原动力，建立透明、公平、便利的商业制度环境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社会上有两股浪潮，这在各个媒体上都有过广泛的报道，一个是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一个是海外移民。在移民的人群之中有官员子女、有成功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两股浪潮再清楚不过的表明，在中国企业家精神正在衰落之中。

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定义上的说明，我指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虽然有大量的优秀管理者，但是那里没有企业家。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敏锐眼光，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他们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能够组织资源在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他们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成功的收益。

从这个意义来讲，国有企业仅有管理者没有企业家。

当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衰落，必然要问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市场经济的主角原本是企业和民众，而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家。近年来改革停滞不前，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

不仅国有企业政策、法律、资金、资源、意识形态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政府各部门也对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进行干预。干预突出的案例就是房地产，几乎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行政干预手段都已经在房地产上使用过了，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政府对经济活动、市场活动这样的干预增加了企业负担，搅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预期的稳定，提高了未来不确定性。在经营环境恶化，盈利机会减少之际，相当数量企业家放弃了理想，转向了投资，在企业间形成了移民之外的第二个趋势。

在我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当前存在两大趋势，第一是办海外护照，第二做投资，不做实业了，实业做得越来越困难。社会地位的悄然变化也导致了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企业家从令人羡慕的市场经济弄潮变成了抱怨天下不均，近年来在收入分配不断分化，人们习惯性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结果而不是原因上。更多关注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而不去探查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收入分配恶化主要原因是钱权交易，是公共投资中的腐败，是土地的垄断供应以及垄断行业的收益，寻租者总是把舆论压力导向生产者和经营者，买不起房是因为开发商牟取暴利，看病贵是因为医生收取红包，菜价涨是因为菜贩子囤积心理。当仇富心理取代了财富尊重，企业家丧失了精神动力，回馈社会变成了压力下的责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感激。我们在社会上看到裸捐者寥寥无几，日益流行是“裸观”。

企业家精神和诠释文化当中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对我们民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新能力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当社会不再奖励和激励价值创造的企业和民众，而将人们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引向再分配而不是价值再造，我们知道它的长期后果是什么，什么是价值创造就是有效的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清楚看到政府部门实际上并不创造价值，政府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民间，国有资产也是由纳税人的投资形成的。

当我们看到大学毕业生纷纷涌向政府部门，纷纷去竞争，社会精英回避价值创造部门，而向往财富的再分配部门，从财富重新分配中得到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将趋向寄生和停滞，这样的经济将失去活力。价值创造部门萎缩，价值创造速度下降。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社会中的青年才俊不仅向往价值再分配部门，政府各个机关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准备用腐败等违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

有数据为证，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招收公务员3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135万人中间报考国税系统的约40万，报考海关30万，两大系统占报考总人数70%。形成三四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局面，而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是人气惨淡。

我们要问，同样是安全稳定受人尊重的公务员位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报考的冷热不均，很显然人们对这些部门的偏好是由寻租权力大小所决定的，这里有一点信息不对称。刚才我讲到的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报考的人少，实际上信息不对称，因为大家不太知道那里的寻租潜力有多大。

都知道国税部门可以，海关部门可以，所以70%的人涌向了这两个部门。这表明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的青年才俊们不仅是希望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准备以违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以违法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很自然民众会质疑政府立法和执法公正性，动摇人们对社会公平的信心。等到民怨沸腾，再来谈稳定和和谐恐怕为时已晚。

企业家精神的衰落和权势文化的兴起，不仅会使我们国家的创新力衰退，还会引起社会不公平，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鼓励和促进创新是转变增长模式的根本性措施。而企业家的使命和工作求创新，在这个时候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我们执政党的文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决定的。让企业重回舞台当中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放松和解脱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

有的官员受到了民众的谴责，我们的观察表明主动与他们联手是少数人，多数企业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希望透明规范去运作，不愿意冒风险。他们不受政府寻租和过渡管制，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企业家承担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和风险，企业家的创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市场和社会给予企业家丰厚的回报，这是一个合理与公平安排。起码比贪污腐败来积累财富才更为合理，更为公平，因为企业家满足了社会需求，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而腐败寻租只是合法或者是非法的掠夺他人财富。

幸运的是，中国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从小作坊的农民，经营傻子瓜子的企业到今天在座各位都是企业家的代表，不幸我们有几千年的官僚集权传统，压抑和摧残民间创新精神。

如果政府官员能够像小平同志那样，意识到民间的智慧远在自己之上，尊重并鼓励民间自己创造，将自己的重点从参与市场经济的活动管制市场经济的活动转向制度的建设与维护，我们非常有信心，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的转变指日可待，我们将书写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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