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匯┃今日小滿

物致於此小得盈滿...

詩

花事茶韻小滿，夏熟穀物籽粒開始飽滿。時至於此，降雨增多變大，要避免過量進食生冷食物，送上大杯的太平猴魁，雨季里添一份快慰。物賞炎炎夏夜，煩躁不安，令人無法入睡。幸好現代科技給我們帶來了空調電扇，幫我們消夏納涼，那麼古人又是如何消夏納涼的？古人講究“心靜自然涼”，又發明了扇子、竹席、瓷枕等消夏設備，加上沒有溫室效應，古人的夏天，也過得清爽宜人。

瓷枕是床上用品，一般內部中空，下端又有孔穴可以透風，四周又可透氣，加上瓷有透涼的優點，因此瓷枕是古人夏季首選的寢具，它一開始不是消夏納涼的，發展到後來卻是以納涼之用居多。瓷枕最早出現於隋代，同其他日用陶瓷一樣，伴隨着制瓷工藝技術的發展，經歷了唐朝的大量生產，兩宋及金元時期的鼎盛，至明清時期優異制枕材料出現而退出歷史舞台。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在《醉花陰》寫到“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的詞句，玉枕便是青白釉枕，因其清白如玉，所以比喻作“玉枕”。印證了瓷枕已是人們納涼的寢具。

在造型上，瓷枕有長方形、腰圓形、半月形、雞心形、四方形、六角形、八方形、橢圓形、銀錠形等，也有塑成嬰孩、卧女等人物形，卧虎、卧龍、雙獅、壽龜等寫實形以及雕鏤成宮殿、戲台等建築形。其造型精巧，製作細膩，令人嘆為觀止。比如說宋朝就有“張家造”、“趙家造”、“王家造”等等很多做瓷枕的。現如今看來千餘年前宋人生產的瓷枕仍可謂之“美不勝收”，比如一鷺鷥置身蘆葦之中，雙腿岔開，回首相望，用筆寥寥，一派生機；一孩童持竿垂釣，神情專註，幾條小魚欲咬欲溜，意趣盎然；兩束萱草，豐滿柔韌，舒展大方……無不流露出送人的情趣，安逸，不尚浮華。

瓷枕的造型與紋飾無不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中文化、習俗、時尚、追求等方面。這一點尤其以帶有文字紋飾的瓷枕所表達出的最為明顯，再沒有比文字裝飾更能直接反映時尚的了。唐代的銅官窯，也就是長沙窯中，常有書寫詩歌的，許多詩還可以在《全唐詩》中查到，顯然，這與唐代詩歌興盛有直接聯繫。而宋枕，卻大量書寫詞曲，如磁縣出土個瓷枕上寫着“左難右難，枉把功名干。煙波名利不如閑，到頭來無憂患。積玉堆金無邊岸，限來時，悔後晚，病患過關，誰救得貪心漢。”你們聽聽：“煙波名利不如閑”，可見宋人有點兒看破紅塵了。於是，大宋江山就成全了趙佶這位國政庸碌無為，藝術卻頗有造詣的皇帝。

然而，隨時間更迭，瓷枕被柔軟舒適的枕頭替代，完整品極為少見，若有，那也是極其珍貴的傳世品了。

閒情雅事宗教的產生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早期人類對風雨雷電、江河湖海、高山巨川、日月星辰等理解不深，從而產生敬畏，繼而開始膜拜、祈禱活動。人類自從脫離動物界變成理性動物後，就開始了對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自身的來龍去脈的思考。宗教遠足是以取經拜佛、尋仙求福、佈道施法為目的的一種古老的旅行方式。它歷史久遠，即使是今天，也是一種影響深廣的旅遊方式。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朝廷的提倡，佛教逐漸興盛起來。例如在南北朝，僅建康一帶就有寺廟500餘所。唐代詩人杜牧有一首《江南春》云：“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詩中所記，便是當時時尚的真實寫照。當時曾把官賜者稱為“寺”，私造的叫“招提”。後來通稱佛寺為“剎”，故寺院也有梵剎、禪剎、古剎之稱。剎是梵文音譯，意為土田、國。

佛教寺廟大多建在名山之中，故有“天下名山僧佔多”之說。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中所描述的道教中的“仙境”：華山、泰山、霍山、恆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兒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經山、天台山、羅浮山等等，也大多為中國的風景勝地。

為求風調雨順，免受災禍襲擾，古人很早就開始了祭祀山神的活動。據史籍記載，當時，有451座山被奉為山神祭祀，貧民和統治者都不例外。據《史記•封禪書》載：“天子祭天下名川大山，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各種寺廟古剎依附於名山，形成“天下名山僧佔多”的客觀現象。反過來，名山之所以有名，則大多因為其擁有眾多的古剎名寺。自古民眾遊覽名山，大多也是因為他們要朝山進香。即使到了如今，情況依然如此。這也應驗了古人之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魏晉時期，廟主和寺廟擁有許多特權，如土地、薪俸、商貿、高利貸等。一時間，寺院經濟發展迅速，這樣就為宗教旅遊提供了經濟和物質條件。取經、傳經和修行活動日益頻繁，許多僧人和信徒都加入到求法修行的旅行者隊伍中來。

魏晉時期佛教旅行活動，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為傳經、取經而從事的旅行活動。這個時期，因為海陸路比較發達，所以不少國外僧人來華傳經。最早從陸路來華傳經的是大月氏（今阿富汗）使者伊存，他於西漢末年到達中國。隨後苧法蘭、攝摩騰兩人由敦煌東遊長安、洛陽，他們死後安葬在今河南白馬寺。三國孫權時代，陸續有僧人從越南等南亞地區漂泊而來。其中天竺（今印度）人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後，對中國文化影響較深。史書記載，他先後到過廣州，建康（今南京）等地的寺廟，最後落腳河南嵩山。在嵩山，他開創了靜坐修行的佛教禪宗派，並創立了享譽世界的少林武術。

這一時期的外來傳經者，促進和繁榮了我國佛教文化，同時也推動了我國僧人西行求法旅行的步伐。據考證，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者是曹魏時代的朱士行。他是潁川（今河南）人，平日在誦經念法中深感有些讀本上下缺乏連貫，每每看到外來傳經者的身影，便動了出國求法、尋本溯源的念頭。繼他之後，又有康法郎等數十位僧人分別去了西域、印度等地求法，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山西平遠郡武陽名僧法顯，他根據自己所見所聞撰寫的《佛國記》，對當今研究南亞古代史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魏晉時期外來僧人傳經和中國僧人西行求法，標誌着中國首具規模的國際旅遊是從宗教開始的。為促進中國佛教的發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開了先河。

除了僧人的西行，佛教旅行的另一種形式就是本土僧人在自然山水中修身養性、清談佛理的旅遊。當時有名的僧人旅遊家分別有於法蘭、支道林、釋道安、慧遠等人。他們認為，“山水可以休閑”，可以養性，在自然中品味山水，切磋禪理，是高僧的一種風度。

慧遠是釋道安的高徒，四十五歲時，為弘揚佛理，他告別師傅隻身南下。慧遠路過廬山時，“見廬山間曠，可以息心”，於是就在西林寺築龍泉精舍，後又遷東林寺。在長達36年時間裏，慧遠“跡不入俗，影不出山”，闡揚佛理，遂成遠近聞名的南方佛教中一重要派別的代表人物。

道教是中國本土教。在秦漢時期，為求長生不老，秦始皇、漢武帝就曾派高士走訪奇山異水，人們將這些高士的活動稱為仙游。魏晉時期，隨着道教的興盛，參加者不僅有道士，文人墨客、宦海官吏、普通百姓都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

葛洪是東晉時期著名的道教領袖，擅丹道，習醫術，研精道儒，學貫百家，思想淵深，著作弘富。他不僅對道教理論的發展卓有建樹，而且於治術、醫學、音樂、文學等方面亦多成就。

為了搜集道教的神術仙方，葛洪“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廣游天下名山，廣結天下朋友，終於得到不少仙養典籍。據說，在他八十一歲高齡去世時，眾人仍觀“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

由於宗教的興盛，各地寺廟、道觀不斷湧現，普通信徒也日漸眾多。這些信徒雖然不能像教長方師那樣去雲遊四方，但一旦農閑之時，尤其是節假祭祀之日，去宗教聖地參觀朝拜甚眾，使得宗教旅行的規模日漸擴大。但宗教旅遊真正盛行起來，還是經濟文化都興旺發達的隋唐時期。

到了唐代，禪宗開始興盛，禪僧尋師訪道之風蔓延。行腳成為當時的一種特殊的修行方式。禪僧的行腳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遊山玩水，他們四處遊歷，往來於各宗師名派之間，切磋佛理，增長見識，開闊心智。

禪宗行腳的這一獨特的修行方式，是禪宗根本思想的體現。禪宗強調“無住者人之本性”，所以在修行上“貴自求不貴他求”、“貴行解不貴知解”、“貴超聖不貴住聖”。

所謂“住”即意念定住在某一點上。禪宗認為，人若擁有什麼，“心”就會被什麼所縛住，人所擁有的東西越多，“心”被系絆的東西也越多，只有把所擁有的東西減少到最低點，人的心才會無過多雜念，才能真正做到六根清凈。因此，行腳僧通常是通過雲遊方式，去體驗那種閑雲野鶴、無牽無掛的禪的境界。因禪僧的此一行為沒有任何功利目的，所以他們得以與山水做伴，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禪僧們日日漫遊于山山水水之間，日常月久，吸取大地精華，煉就非凡修養，對山水草木的感受自然與普通人不一樣。這種不同，反映在他們所寫的詩歌當中，能看到與傳統的文人山水詩歌的區別，為我國古代詩壇增添了新的內涵。

他們往往以佛寺為題，選擇的意象電總是幽谷深山、荒寺白雲、月夜寒松之類，以從中體會到禪悅和禪趣。如黨建有一首《題破山寺後禪院》，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唯聞鐘磬聲。”此詩極言山寺之寂、之靜、以突出禪機禪味，實為寫山寺的名篇。其他還有：《贈琴僧》“太古清音髮指端，月當松頂夜堂寒，悲風流水多嗚咽，不聽希聲不用彈”；《忘惶》“方春不覺來朱夏，秋色蟬鳴翠影斜。夜來風急柴扉破，滿地霜鋪落葉花”；《半窗松影半窗月》“半窗松影半窗月，一個蒲團一個僧，盤膝坐來中夜後，飛蛾撲滅佛前燈”等，都是描繪虛靈縹緲禪的意境之佳作。

因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發達，唐朝佛教僧人西行求法出現新的高潮。一批佛教旅行家將自己的游跡延伸得更遠，行腳行到國外。這類旅遊當中，往往因路途遙遠艱險，使其披上一層神奇色彩。中國四大名著《西遊記》唐僧的原型玄奘，就是這種旅行的首倡者。

玄奘（600-645），俗姓陳，名褘，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人，生於儒學家庭，自幼聰慧過人。據說他八歲時，父親給他講《孝經》時，講到“曾子避席”，玄奘忽然整理好衣服，站起來立在一邊。父親問他：“怎麼啦？”玄奘說：“曾子聞師命避席，吾今奉慈訓，豈敢安坐？”玄奘遍學了傳入中國的各家經論，看到其間諸多相異之處、不同之說，便立志要解決這些分歧。他選擇西行求法的道路，希望在印度能找到統一國內佛教異說的經典。

公元629年，玄奘離京西進，在高昌王和西突厥可汗等西域首領的協助下，穿越西域十六國，越大雪山，又歷十餘國，進入北印度的濫波國。公元633年，玄奘到達印度當時的佛學的中心那爛陀寺，該寺常住僧就有數萬人。玄奘在該寺學習哲學、佛學、邏輯、醫學、工藝、音韻等多方面知識，過了五年，成為精通五十部經論的十大德之一。繼而，玄奘離開那爛陀寺，先後去東印度、南印度和西印度遊歷，最後又回到爛陀寺。在那爛陀寺內，他有機會跟主持戒賢學習了《瑜伽師地論》和其他大小乘經，實現了玄奘在國內時的願望。

經過這一番學習，玄奘對瑜伽和中觀達到融會貫通的地步，並著有《會宗論》。由此，玄奘在印度的名聲很大。後又寫了《制惡見論》，被戒賢讚歎為“天下無人能敵”。玄奘在印度時，曾經有一位外道順世論者將四十條論點掛在寺門口，邀人辯論，稱若辯不贏，將以斬首相謝。一般人都不敢去應對，只有玄奘去了。幾番來回，順世論者敗北，要求履約斬首，玄奘不允許，只要求他稟事佛法就行了。

玄奘回國之前，戒日王為他在曲女城舉行告別大會。會上，玄奘提出了他在《會宗論》和《制惡見論》中的觀點，十八天內，沒有一人提出疑問，大家便一致推薦並授予他“大乘天”、“解脫天”的榮譽稱號。

公元645年中國農曆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到達京師西郊，相迎者數十萬，人群擁擠，道路阻塞，玄奘等幾乎進不了城。當時唐太宗在洛陽，與太宗見面後，唐太宗要其把西域所見所聞寫出來，又勸他還俗從政，玄奘只答應了太宗提出的前一條。

玄奘回國時，帶回六百五十七部梵本經。玄奘回國後的近二十年內，共譯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五十卷，另外還著有《大唐西域記》等作品，一些表、啟、書等則收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

玄奘的事迹，在唐代僧人中引起了很大反響，此後以玄奘為榜樣西去求法者前赴後繼，至死不渝。僅《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就記載有此類高僧六十人。他們面對艱難險阻，不畏懼，不退縮，不聽天命，以一種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虔誠胸懷，一步一個腳印走下去，成為後世代代相傳的歷史佳話。

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在唐代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因道教創始人為李耳，與唐皇同姓，所以道教在唐朝享有與佛教同等的特權。全國各地興建了許多道教祠院，尤其是“三官（天官、地官和水官）”廟遍布全國。“送子張仙”、“鍾馗捉鬼”、“八仙過海”等在今天都有影響的民間故事，都是起源於唐朝。受“道在山林”影響，許多著名道人如元丹丘、李治、皇甫松等人，或隱居山中或遨遊江湖，陶醉在大自然的神韻之中。從某種程度來說，與佛家相比，道家更領會山水之精華，更貼近旅遊之本真宜時宜室

美食

民俗趣事相傳小滿為蠶神誕辰，因此江浙一帶在小滿節氣期間有一個祈蠶節。我國農耕文化以“男耕女織”為典型。女織的原料北方以棉花為主，南方以蠶理為主。蠶絲需靠養蠶結繭抽絲而得，所以我國南方農村養蠶極為興盛，尤其是江浙一帶。

蠶是嬌養的“寵物”，很難養活。氣沮、濕度，桑葉的冷、熟、干、濕等均影響蠶的生存。由於蠶難養，古代把蠶視作“天物”。為了祈求“天物”的寬怒和養蠶有個好的收成，因此人們在四月放蠶時節舉行祈蠶節。溫馨提示此時氣溫明顯升高，降水以開始增多，已進入運氣學中的“三之氣”，主氣是少陽相火，客氣是厥陰風木，屬風屬火，宜清淡利濕熱養陰食物為主，少劇烈運動，建議順應夏季陽消陰長的則律，早起晚睡，但要保證睡眠時間，以保持精力充沛。同時，多按壓勞宮穴、中沖穴、三足里以緩解疲勞、去熱清心火以及養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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