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知识 多伦铸妙像 大漠开美莲 ——黄春和赏析清雍正绿度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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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蒙古多伦风格铜镀金绿度母像赏析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

在

清代藏传佛像艺术体系中，漠南蒙古造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流派与风格，它与漠北的扎拉巴扎尔造像比肩而立，南北辉映，共同展现著蒙古民族独特的佛教信仰和艺术审美，成为清代蒙古地区最富民族特色的两大藏传造像艺术形式之一。一直以来，人们普遍青睐于漠北蒙古造像，而对漠南蒙古造像似乎置若罔闻，主要原因是市场所见漠南蒙古造像大多为锤擛形式，缺乏具有震撼力的精美之作。



面部细节

此像头戴五花冠，头顶束高发髻，发髻为双丫髻形式，为我国古代未婚女子流行的发式，余发编成三条长发辫分垂于双肩及后背。额前缀华丽的流苏，耳侧缯带呈U字形飘转，耳下垂大耳环。面形长圆，双目睁视，双颊鼓起，高鼻小嘴，鼻翼外张，下颌宽平，嘴部窝陷，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形象端庄妩媚。身躯高挑，脖颈细长，体态优美，造型生动，全身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特别是胸部的双乳小如馒头，显示了妙龄少女的身份特征。上身胸前饰项圈、樱珞和长链，双肩披披帛，左肩斜披圣带至腰部，手和足部饰有钏镯；下身着长裙，裙褶优美自如，如水波一样平行分布；腰间束宝带，腰带下亦缀饰联珠式樱珞。半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左手结安慰印于胸前，手中拈花茎，右手自然搭于右膝上，结与愿印。身体两侧的乌巴拉花粗枝大叶，华丽无比，既富于极强的装饰性，又显露出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下方莲座为双层束腰形式，整体造型及局部雕刻皆精致细腻，一丝不苟。莲座的上下边缘均饰一周细密的联珠纹；莲瓣由双层莲叶托护，上下对称分布，且环绕莲座一圈，美观齐整；莲瓣细长饱满，类似明代西藏和内地流行的莲瓣样式；双层莲瓣中央有宽大素朴的束腰，将上下莲瓣分隔分明，形式十分特别。整像造型大方，雕刻精致，装饰繁缛，体量巨大，品相完美，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不仅展现了蒙古多伦造像的精致与华美，也充分展现了清代漠南蒙古造像的艺术特色与独特魅力。



足部及底座细节



▲背部细节

此像无论整体造型还是局部细节上无不体现出浓郁的蒙古民族审美和工艺特色，堪称一尊风格纯正的漠南蒙古地区造像。其民族特色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其一，度母躯体修长高挑，面形长圆，脖颈细长，体态优美，特别是胸部的双乳小如馒头，显示了妙龄少女的身份特征，这样的躯体明显来源于现实中蒙古少女的身材，具有高度的写实性。其二，度母面形长圆，双颊鼓起，高鼻小嘴，鼻翼外张，下颌宽平，嘴部窝陷，这些又明显是蒙古女性面部特征的真实写照。其三，度母的头饰与全身装饰造型别致，不同于其他风格造像，无不体现出漠南蒙古地区独特的审美情趣。如头部的五花瓣十分高大，极富装饰性；发髻为双丫髻形式，高高立于头顶，造型生动，富于生活气息，明显来源于当时蒙古少女的发型；胸前的樱珞、长链，以及臂钏、手镯和足钏的形制十分繁复，特别是长链从双乳外侧绕过后垂下，都是漠南蒙古造像特有的装饰风范；度母身侧的肩花高大繁茂，精雕细琢，极尽华丽之能事，更是漠南蒙古造像尤其是多伦造像有别于其他地区造像的显著特征。其四，全身的装饰上镶嵌有各种宝石，即使如叶状耳环的边缘和发际线下面的流苏这些极其微小的地方，也不惜工本，精心装饰，体现了蒙古造像传统的装饰习俗。其五，工艺独特讲究，主要为额前的流苏、胸前的樱珞、长链，以及臂钏、手镯和足钏等装饰，凸起如浮雕，极富立体感。可以明显看出，这些装饰与像身一体铸出，然后进行錾刻，展现了漠南蒙古擅长的金工工艺特点。其六，度母僧裙上錾刻有梅花形花纹，均匀地散布于大腿部位，也是蒙古造像习惯的装饰细节。以上五个方面足以显示这尊造像受到蒙古民族文化和审美影响之深之广。毫无疑问，这些民族特色的表现正是这尊造像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所在。



图片2 首都博物馆清中期铜镀金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及背面 高18 公分



图片3 首都博物馆清早期铜镀金绿度母像及背面 高60 公分



图片4 台湾洪三雄先生藏清早期铜镀金绿度母像 高60 公分

众所周知，漠南蒙古地区主要以擅长锤擛形式造像而著称，目前市场所见亦均为此类锤擛形式，造像胎体轻薄，装饰繁复。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节省材料，以满足大漠众多经济条件一般寺庙殿堂供奉所需（图片2）。其实，除了锤擛形式的造像外，该地区也擅长铸造佛像，这尊造像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目前国内外尚有许多漠南蒙古铸像遗存下来，如JADE日本美协2013年拍卖的铜镀金白度母造像（ 参阅2013 年JADE 日本美协东京秋拍“佛缘法华—中国历代佛造像艺术精选”第0106 号拍品）、北京瀚海2012年拍卖的铜镀金绿度母像（参阅2012 年瀚海秋拍“金粟神光Ⅱ——比利时私人珍藏佛造像”专场第3106 号拍品）、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铜镀金绿度母像（厦门蔡铭超和台湾洪三雄先生也各收藏有一尊题材与造型完全相同的绿度母像；图片3、图片4）等，也都是非常典型的蒙古铸像实例。此像选材精良，铸工精细，铸胎厚重，通体镀金，外表光洁平滑，金色明亮绚丽，特别是其体量非常高大，超乎寻常，在现存的蒙古铸像中十分罕见，充分体现了漠南蒙古地区高超的雕刻技艺和铸造工艺水平。对于这样一尊大体量和高品质的铸像，我们不难推测它的产地和供奉地点。它的产地一定与当时漠南蒙古几个著名的铸场有关。据记载，清代漠南蒙古造像之地有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市）、多伦和张家口等地，其中多伦造像的名气最大，工艺技术亦优于其他两地。当地高僧也普遍认为多伦造像甚至比北京和库伦制作的造像还要精良，而这尊造像身上的装饰也体现了多伦铸场擅长的工艺特点。因此我们倾向于这尊造像出自蒙古多伦，是多伦铸场制作的精美佛像。而它的供奉地点一定是当时漠南蒙古地区的大寺和名寺，为漠南蒙古地区或北京地区的蒙古皇家寺庙亦无不可，因为只有那些经济富庶的大寺庙才有能力铸造如此精美的佛像，也才有资格供奉如此高品质的佛像。

多伦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城，以城南多伦泊而得名，全称“多伦诺尔”。其历史十分悠久，地位显赫。金代为桓州府，元代为上都开平府，明代为开平卫地。清康熙时，康熙皇帝召集蒙古各部会盟于此，以庆祝平定噶尔丹的胜利，旋即建汇宗寺，任命一世哲布尊丹巴主持，后改由章嘉活佛主持，由此而名声大噪，成为蒙古地区传播藏传佛教的重地。随着佛寺的建立和宗教地位的上升，多伦制作佛像的作坊应运而生，并成为蒙古乃至整个藏传佛教流行区域内制作佛像的重地。匈牙利学者卢米尔•吉斯在其著作中说：“最著名的制作青铜神像的中心有拉萨、扎什伦布和内蒙古的多伦。这些传世的青铜神像就是从这些地方运到西藏的。” 就给予了多伦铸场极高的地位。多伦制作的佛像有铜、铁、金、银等不同材质，而较多的是铜质佛像。制作方法有模范浇铸和锤擛（俗称打胎）两种形式，其中锤擛法是多伦铸场最拿手的造像技艺，远近闻名。用锤擛法制作佛像虽能节省材料，但工艺并不简单。一般大型佛像都用锤擛法制作，而小型佛像则用模范铸造。蒙古族学者阿木尔巴图记载多伦当年铸造佛像情形时说：“多伦诺尔集中了不少作坊，在钟楼后街的街尾则是多伦诺尔的几家铜匠辅，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几家制作佛像的铺子。……据说多伦诺尔制作佛像的作坊共有七家，营业的有六家，其中阿龙希铜匠铺是多伦诺尔最早的，也是最有名望的。其它还有海桑岱、翁楚克、翁楚克诺姆图巴彦台、呼钦姆图等铜匠铺”（阿木尔巴图：《蒙古族美术研究》第303 页，1997 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多伦制作的佛像造型优美，工艺精湛，装饰繁复，蜚声大漠内外。当时就得到人们极高的称赞，称其比例尺寸精确，制作工艺和镀金水平很高，“佛像大至旬丈，小至盈寸，均能范铜铸造……仪容微妙，衣纹挺劲古致，极有美术价值”（杨溥：《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2012 年）。多伦制作的佛像不仅供应内外蒙古地区喇嘛寺庙及信教群众，而且还被请到蒙古之外的西藏、青海等广大地区。



图片5 首都博物馆清中期铜镀金白度母像 高约35 公分



图片6 夏景春旧藏清雍正铜镀金弥勒菩萨像 高24 公分及背面、莲座后刻款、底部




图片7 国内私人藏清雍正铜镀金斗战胜佛像及背面、莲座后铭文、莲座正面铭文 高14 公分



图片8 首都博物馆清雍正铜镀金金刚不坏佛像及背面 高14 公分

另外，此像的铸造年代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此像风格虽然体现了浓郁的蒙古地区民族审美特色，但造像工艺和造型样式与现知的漠南蒙古造像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同时此像面庞清秀，肌体表现富有张力，形象生动写实，细部刻画精致细腻，用料及铸工极其讲究，这些艺术特点又明显优胜于现知的漠南蒙古造像。这些奇异的艺术表现令我们对其制作年代产生了高度警觉和极大兴趣，它明显不同于乾隆时期的漠南蒙古风格造像，也明显优胜于现存多见的乾隆时期制作的漠南蒙古造像（图片5）。那么，其制作年代究竟为何时呢？通过认真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它与乾隆以前的雍正造像风格非常吻合。现存有三尊雍正风格造像可以作为重要参照：一尊是夏景春先生旧藏的一尊清雍正铜镀金弥勒菩萨像，带有“大清雍正年敬造”刻款，笔者曾撰文考证了它的时代，确定为一尊标淮的雍正宫廷造像（黄春和：《清雍正款弥勒菩萨造像》，2002 年《收藏家》第9 期；图片6）；另两尊是康熙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诚造的佛像（为三十五佛中的“斗战胜佛”和“金刚不坏佛”，黄春和：《清代果亲王允礼所造几尊佛像》，2012 年《首都博物馆馆刊》），都带有“果亲王诚造”刻款，笔者也曾撰文考证其时代与产地，确定为雍正时期铸造无疑（图片7、图片8）。这三尊造像风格非常统一，造像躯体清瘦，姿态舒展，风格清新秀雅；莲花座形制特殊，束腰部位留出较宽的素边；莲花座上的莲花瓣细长饱满，带有明代造像的明显遗风。这尊造像与三尊已经确定的雍正造像风格完全相符，尤其是莲座的束腰形式和莲瓣形制与其中的雍正宫廷弥勒菩萨像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此像铸造年代为清雍正时期无疑。而征诸史料，我们也能找到充分的历史依据。漠南蒙古自16世纪晚期全面改奉藏传佛教后，经过康熙一朝的经营与大力推广，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形成相对独立的藏传佛教传播教区。至雍正时，佛教的发展已具相当规模，寺庙兴建增多，大量的佛经译成蒙文；康熙皇帝的第十二子永祹和第十七子允礼先后与二世章嘉和三世章嘉结缘，分别为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与北京距离稍近的多伦已拥有多座规模宏大的藏传佛寺，如汇宗寺、善因寺等，不仅成为漠南地区藏传佛教传播的重心，也是北京朝廷联系内外蒙古的重要纽带。这一历史背景为雍正时期大规模造像和此像的铸造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对此像的价值可以归纳为如下五点

其一，此象是目前所见漠南蒙古风格造像中为数不多的铸造类佛像之一，对于研究漠南蒙古造像中铸造类佛像的艺术和工艺特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二，此像风格典型，民族特色鲜明突出，对于研究漠南蒙古造像的民族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三，此像体量巨大，工艺精致，应当出自清代蒙古地区名闻遐迩的多伦铸场，而供奉地点一定是名望显赫、经济富足的大寺庙或皇家寺庙,具有极其高贵的艺术品质。其四，此像造型优美，具有多伦地区早期造像的鲜明特点，可以判断为清雍正时期造像精品，不仅弥补了清雍正时期漠南蒙古造像的空白，而且对于研究漠南蒙古造像风格的形成与演变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五，此像表现的是藏传佛教十分尊崇的绿度母题材，她是观音菩萨化现的二十一种化身之一，也是集智慧与慈悲于一身的女性尊神，漠南蒙古地区较早塑造绿度母像，充分展现了以彪悍粗旷著称的蒙古民族温情睿智的一面，也体现了他们对慈悲与智慧这一人类最高理想精神的执著追求；蒙古地区后来普遍流行度母信仰和度母造像，此像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亦显示了此像在地域宗教信仰和文化学上的特殊价值。清雍正 绿度母 精美细节赏析



▲面部细节



▲手部细节



▲足部及宝座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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