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你讲话真的很“暴力”

 

马歇尔的“非暴力沟通”并非一碗鸡汤。...




编者按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们会碰到说话伤害了对方而不自知的状况,而这种无意识的伤害也能导致双方关系的疏远甚至隔阂。著名心理医生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认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困难的原因是我们的语言中充斥的暴力的成分。如何解决?马歇尔提出了“非暴力沟通”的方法。

文 / 汪洋 本刊主笔

有时候人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但语言确实常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受害者”迫于身份或形势,无论服从或反击,心中的敌意都会生根,长期以来必然导致关系疏远或者冲突难以调和。

在阿伦·甘地回忆中,祖父圣雄甘地让儿时的他画一棵树,每天晚上,祖父会和孙子一起分析阿伦一天中的经历——所读、所看、所做。如果行为涉及使用武力,就把它归于暴力之树“身体的暴力”那一边,如果主要造成了精神伤害,就归到“隐蔽的暴力”一边。几个月后,阿伦·甘地房间的一面墙上就写满了各种“隐蔽的暴力”。

圣雄甘地曾以“非暴力不合作”而闻名,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如果是建立在暴力压迫的基础上,双方必然也是心怀恐惧。著名的心理医生马歇尔·卢森堡博士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困难的原因,是我们的语言中充斥着暴力的成分。这往往说者无意,而听者有心,误会滋生。



暴力的根源在于人们忽视彼此的感受和需要,而将冲突归咎于对方。如马歇尔引用鲁本·贝本梅尔(Ruth Bebermeyer)的一首诗中说:“听了你的话,我仿佛受了审判/无比委屈,又无从分辨/在离开前,我想问/那真的是你的意思吗?……”

通过分析,马歇尔列出了实现“非暴力沟通”的路径。

1用观察代替评判



使用“非暴力沟通”的第一步是用观察代替评判,比较也是评判的一种形式。评判暗含着我们的价值观和需要。以评判的方式提出主张,很可能会招来敌意,使得人们的愿望难以得到满足。另外,人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负责责任,而人们却广泛的使用“不得不”、“你让我”这类短语,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有些事你不得不做”,“你让我伤透了心。”等等。这种表述淡化了个人的自主性。

在沟通中强人所难,也是一种普遍的态度,而语气暗含着可能“惩罚”他人的信息,而“你应当”这个短语则体现了这一点。“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倾向于评判、比较、命令和指责,而非鼓励我们倾听彼此的感受和需要。”在马歇尔看来,异化的沟通方式来自“性恶论”,人越是习惯于评定是非,就越倾向于追随权威,来获得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一旦专注于自身的感受和需要,我们就不再是奴隶。



人们行为的动因,大多数就是为了履行职责、获得回报、逃避惩罚或避免内疚和羞愧。这不但是滋生“暴力沟通”的土壤,也使我们感受不到情谊。因为心生抗拒和自我欠缺导致的沮丧,也难以真正快乐高效地处理事情。

当人们把观察和评论混为一谈,别人就倾向于听到批评并进行反驳。比如说“某人过去五场比赛,没有一个进球,而不是“某人是个烂前锋”。

2学会表达感受



马歇尔看来,第二步我们则要学会表达感受。实际上,很多人都羞于表达感受,社会文化也不鼓励我们表达个人需要。人们习惯于表达想法,“我觉得我的丈夫像一堵墙”,这句话无非是想提醒丈夫多关心她,而在她丈夫听来,则是一种指摘,可能会因为感到委屈而退缩。当我们说:“我觉得”的时候,常常并不是在表达感受,而是表达想法。马歇尔建议我们建立表达感受的词汇表,使我们清楚地表达感受,从而使沟通更为顺畅。他强调,在表达感受的时候,“示弱”有助于解决冲突。

当人们听到不中听的话时,无非是四种感受:(1)觉得自己犯了错、(2)指责对方、(3)了解自己的感受和需要、(4)体会他人的感受和需要。批评暗含着期待,对他人的批评实际上间接表达了我们的尚未满足的愿望。“你从未理解我”,意思是说话者渴望得到理解。

在马歇尔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中,人们开始谈论需要,而不指责对方,他们就有可能找到方法来满足双方需要。同时,提出的需求越具体越明确,越好,最好询问一句,对方的理解是否会有歧义。

当然提出需要时,要注意一个问题,即区分请求和命令。一旦人们觉得受到了强迫,往往会不太情愿满足提出者的愿望。有意思的是,当人们以“请求”得到满足来考量沟通的有效性,这时“请求”往往就成了“命令”。而听者认为不答应,就会受到责罚,他们也会把请求当成命令。马歇尔强调,非暴力的沟通的目的不是改变别人来迎合我们,它的目的是在诚实和倾听的基础上和人产生联系。



而一个人真的学会倾听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也是一个需要练习的技能,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别人的不幸,产生的各种看似“善意”态度,往往会深深地伤害他人。

倾听使人们勇于面对自己的弱点,预防自己潜在的暴力,了解“不!”和沉默所反映的感受和需要。非暴力沟通最重要的应用,也许在于培养对自己的爱,避免自我惩罚,不再依赖羞愧、内疚、恼怒或沮丧的心理来寻求改变。

马歇尔的“非暴力沟通”并非一碗鸡汤,有着几十年“临床”实践的支持,他通过谈话调解过各类公司中各级管理者的冲突、黑帮之间的血腥仇杀,以及受联合国派遣前往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波黑等受到种族战争蹂躏的地区去化解人民之间的心理隔阂。当然在他著作中的案例,更多是人们日常遭遇来自家庭和工作中的沟通困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马歇尔的“非暴力沟通”实际上与东方哲学,尤其是佛教的某些实践不谋而合。他对感受的强调,与南传佛教中主张的对“受”的觉知相吻合,后者主张“受”即是“我”,截断因“受”产生的习惯性反应,就消解了烦恼的连锁效应。同时,“非暴力沟通”的立足点在于对自己和他人“忘记结果”的善意,马歇尔所说的爱,则是北传佛教中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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