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孙立哲：医生这个行业是最不能过度市场化的！

“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在今日中国是件大事。前段时间去医院看牙，那个医生把我的牙弄完后说今天不看病...



“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在今日中国是件大事。前段时间去医院看牙，那个医生把我的牙弄完后说今天不看病了——所有医生都要集中，找高手学防身术，因为现在当医生很危险。”一场主题为“动荡青春、大爱传奇”的知青往事对话近日在西安举行，央视前主持人、现任中国传媒大学教师的崔永元客串了一把老本行，一上来就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就医见闻。

崔永元讲的第二个故事，是他看到一个院长在写病历，特别厚，就问：“那么多病人在外面等着，你怎么还在没完没了地写病历？”他说：“你问得对，其实这个时间能多看很多病人，但我写这个病历是为了上法庭打官司用的。我只有把病历写这么细，才不怕打官司。”

医患关系怎么就成了这样？有什么方式改善？崔永元戏言，这次自己主要是以病人身份来见医生的，在来时路上还与孙立哲“探讨病情”。《赤脚医生往事》是著名画家靳之林当年采风的摄影、速写作品集，今年63岁的孙立哲就是书中描述的主人公。



1969年年初，1391名北京知青远赴陕西北部的延川插队落户，一群城里娃被扔进深山大沟成了农民，其中一群人还担负起救死扶伤的职责，孙立哲就是其中之一。在极度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在黄土高原简陋的窑洞里，他们把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的医疗制度、医患关系、医德医风是否“今不如昔”？公民的生命和健康该如何保障？赤脚医生的传奇，又能给今天的医疗现状带来什么启示？



在延川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担任赤脚医生的10年里，孙立哲为老乡动手术3000余例，救治病人8万多人次。“现在有很多医患纠纷。很多人问我，你当年在农村的时候，有没有人告你们？我说，还真没有。”

让孙立哲感动至今的是，有一位女病人求子心切，不听劝告偷偷怀孕，导致妊娠7个月心肌衰竭，最终抢救无效去世。病人父亲说：“是她自己非要怀这个孩子的。我们马上走，不给你的名声惹麻烦。”



有个村民胃穿孔并发腹膜炎，已经疼痛性休克，而公社医院远在15公里之外，还都是山路。病人的弟弟在几个月以前得了肠梗阻，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死在了送医的路上。病人的丈夫蹲着抽烟一言不发，最后他说，小孙你给治吧，死了不怨你。

在巡回医疗中，一名患视神经母细胞瘤的病童家长对孙立哲说：“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凶多吉少，很多医院都不收，没有哪个大夫愿意让病人死在自己手里，那是砸牌子的事。这个手术要是下不来，我们马上就走。”



那时候，这样的感人场面多极了。有一次做子宫瘤切除手术，做了七八个小时。缝到最后一针，孙立哲快虚脱了，怎么都钩不上，嘴里忍不住唠叨“这一针太难钩了”。病人半醒着，接了话：“我口袋里还有一个顶针呢。”

“医生这个行业是最不能过度市场化的，因为医疗健康服务给人带来的是心理的安慰、疼痛的解除、对死亡焦虑的减少，甚至救命，这个情感价值非常大。”孙立哲说，“现在有的医生是多重身份的代理人，医院拉他，药厂拉他，医疗器械商拉他，养家的私念也拉他。一个人处在这么复杂的状态下，很难形成一个正确的医疗决策。”



孙立哲说，有的医院根据市场规则追求规模和利润，医生除了对病人负责，还间接对医药供应商负责。这就难以把患者作为利益中心进行最优医疗决策，不但造成过度医疗和资源浪费，还是“回扣”“红包”等市场补偿机制的结构性根源。

“高昂的就医成本让老百姓形成一个非理性的、不正常的对于结果的期待。你既然敢要我这么多钱，你得拿出好的结果，没有好的结果——你等着。‘医闹’由此产生。”孙立哲说。

40多年过去了，“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天天巡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的歌曲，还在延川乡亲们和他们的后代口中传唱，至今孙立哲还被当地的老乡们称为“灵神神”“活菩萨”。

今天，关家庄当年建立的已经很有规模的医疗站已经空空荡荡。孙立哲们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也成为人们对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2014年，孙立哲带领当年的赤脚医生回到关家庄，重走了部分巡回医疗路，又像当年那样被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坐在窑洞的炕上。“他们都拽着我，跟当年一样东拽一下、西拽一下。后面排不上的，说我们这个病重。有个老奶奶拿了一卷病历和X光片子，另外两个抱着小孩的，像炮弹一样往里面冲。”孙立哲说。

孙立哲认为，即便有了大医院，对农村老百姓来说，看病成本还是太高。随着人口往城里迁移，许多乡村医院不复存在，甚至一些县医院的病人都很少。很难有好的医生愿意在农村里扎下来为农民服务，病人普遍进最大医院看很小的病，严重浪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



“过去我们都觉得，医院是我们的避身之处，是我们在生命中最能感觉到安慰的地方，但现在医院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跟自然环境一样，吃的越来越好，穿的也越来越好，但是空气越来越污染，水越来越不洁净。”编剧芦苇用“戏剧性”来形容眼下的医患关系，“有的医生现在居然戴着钢盔上班；南方有个别医院，甚至给护士和医生都配备了钢盔、防弹背心，实在是耸人听闻。”

芦苇打算把孙立哲当赤脚医生时的故事搬上银幕。在他看来，不管是医患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是人设计的，“目前我们的医患关系和医疗制度是不是合理？倘若不合理，不合理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社会人，都需要思考”。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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