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我们拨开100多年前的影像史迷雾：专访泰瑞·贝内特

把罕为人知的摄影师信息一点点成功拼在一起，是一个很刺激的研究过程。——泰瑞·贝内特...

泰瑞·贝内特 是英国著名学者、摄影史作家，也是一位是专门收集东亚老照片的商人。他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经营这门生意。起初，他收藏日本老照片，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对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产生了兴趣。他先后出版过日本和韩国的摄影史书。

大约十几年前，他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中国摄影史上。2011年至2014年，中国摄影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三本巨著，分别是《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和《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1844-1879）》。

编写这三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泰瑞·贝内特：在我开始这套收藏计划时，一开始只是几张照片，照片所传达出的信息也比较散乱。随着收藏品的不断增加，我逐渐开始在里面发现它们的关联性，我收藏得越多，这种关联性就越明显。所以通过好多年的积累，我发现其中很多作品还没有被世人所知，我觉得有必要通过我的著作把它们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1844-1879）》被评价为中国摄影史最具权威书籍。

这些老照片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在之前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讲述方式，你是如何去做这么繁杂的工作的？

泰瑞·贝内特：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分类学方面的问题，我很喜欢做这个工作，就是把这些摄影师和作品一一对应起来，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完成这个工作。首先在照片上，一些照片的形式和细节，包括一些标记，通过这些标记可以判断出这些作品来自于哪个照相馆，以此来判断它的身份。

第二就是在这些底片上，一般都会带有编号，这些编号也是很有利于照片分类的。第三就是通过对当时的报刊、广告的研究，因为这些报刊或者广告很可能记录了当时哪位摄影师拍摄了这些东西。通过这些文字或者广告资料，我就可以更加准确地定位到这个作品的内容。还有一点就是，在很多照片上都会有照相馆的印章，尤其在一些人物小照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印章，那么通过这个印章，我们就可以来识别这是哪个照相馆的作品，在他们的一些大画幅的作品上，也会有这样的标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这样的标记会出现的越来越多，工作也就越来越简单。



约翰·汤姆逊，“广州的花园”，1868年。底片上有签名。作者收藏。



约翰·汤姆逊，广州的中国居民，约1869—1870年。底片上有签名。伦敦格林威治，国家海军博物馆。



威廉·桑德斯，上海剃头店，19世纪50年代



威廉·桑德斯，小吃担与抽烟者，19世纪50年代

早期来华的西方摄影师，你最喜欢谁？

泰瑞·贝内特：我认为最有才华的应该是约翰·汤姆逊（John Thompson）， 他是一名英国人，而且他的作品也被很多人所熟知，第二位是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他的作品能够很好地体现出他的技术和艺术性，他在中国开设了20多年照相馆，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坚持这么久。他的作品能很好地体现出他对于中国的理解和中国文化的敏感性。还有一些摄影师也很出色，但是他们在中国待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些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米尔顿·米勒，他也是我认为最为出色的一位人像摄影师。

你最喜欢的中国摄影师是哪位？

泰瑞·贝内特：赖阿芳是我最喜欢的中国摄影师，他的作品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约翰·汤姆逊也很欣赏他的作品。我认为他是19世纪最好的中国摄影师，他的成就不亚于同时期的那些西方摄影师。



赖阿芳，蓝蛇滩，延平府下游30里，约1869年。



赖阿芳，中国官员的妻子，19世纪70年代。



赖阿芳，中国理发师，19世纪70年代。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最大困难是什么？

泰瑞·贝内特：其实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选择和界定你去收藏什么。我将自己的界定设定在清朝时期。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就意味着我不会再去顾及其他时间段的作品，我的想法是，搜集到每一位我所知的摄影师的一张作品。有些藏品条件并不太好，但我依旧把它珍藏起来，虽然残破，但依旧能够带给我们那段历史或者那个摄影师的信息。同时我还会收藏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比如能够记录当时重要历史时间或者历史事件的照片，哪怕这些照片可能受损很严重，我也想要把它们收藏起来。

在研究过程中，你认为最大的收获是？

泰瑞·贝内特：研究的过程对我来说很刺激，把罕为人知的摄影师信息一点点成功拼在一起，是件很让我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有什么新计划？

泰瑞·贝内特：我目前研究越南和柬埔寨的早期摄影，计划在2017年或2018年能出版一本书。

以上内容摘自《摄影之友》2016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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