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伦理困境、官僚系统与一句话的力量（下）

《我不是潘金莲》读书会讲稿（下）...

（接上）

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行文中他尽量悬置价值判断。读者需要自己在官僚们义正辞严的对话中去体会其中的微妙之处。比如说，如何看待首长对人大代表们的怒斥，市长马文斌对郑重的谆谆教诲？而各级官僚们对此的反应，又该如何理解呢？

因为李雪莲的“御状”，省长储清廉被首长怒斥。但是静言思之，他得出的结论却是：他要搞我。储清廉撤了市长、县长等一干人等的职务，并不是要贯彻首长的讲话精神，他只是要发泄自己仕途受阻的愤恨，只是急于表忠心、表决心罢了。

在这里，作者写出了官僚系统的一项很根本的逻辑，那就是把路线斗争下降为派系斗争。要知道很多人，你是无法和他谈理念的，他也不认为人和人会因为理念的不同而产生争执。你可以用政治利益去引诱他，但你永远无法以某种理念去说服他。他们的行动只服从于政治利益，某些理念，在他们看来无非是攫取政治利益的幌子。对于储清廉来说，首长那套说辞，只是打击他的借口；所以，他只会想着如何利用这套说辞，以最简单、最低成本的方式躲过打击。储清廉们有一百种手段，把你的理念矮化成简单粗暴的派系斗争或者说政治操作，把你的理念歪曲成他们出于私心所制造的政治事故的元凶。你高贵的理念落到官僚手里，就被玷污了。

有趣的是，作者写了一个“附录”，讲述了首长得知一批官员被撤职之后的反应。他说：

乱弹琴，我也就是批评批评这种现象，他们竟然一下子撤了这么多干部，也太矫枉过正了。

又说：

这个储清廉，心机也太重了。

这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李雪莲的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李雪莲想要的正义和名分，说穿了就是一种理念。李雪莲的上访，是理念之争。但是，官僚所不能理解的恰恰就是理念，所以她注定是要失败的。耗尽一生的

“一句话”我们刚才说，文学作品有其自身的逻辑。《我不是潘金莲》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不仅在于其对现实的一定程度程度的反映，也在于它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写出了某种人的根本困境。

这种困境，就是找不到说得上话的人。这不仅意味着有苦无处诉，也意味着不被他人理解与认同。《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里，没有人理解李雪莲的举动，官僚们更是不相信李雪莲李雪莲；甚至连她的女儿都躲着她。被视为疯子或刁民的李雪莲，面对的是“神圣”的伦理生活与“世俗”的政治生活的双重排除。李雪莲只能和牛说话，只能在和动物的交流中寻求精神寄托或者伦理生活的慰藉。这是一种极端孤独的状态。

这种状态，其实也是作者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所关心的问题。在《出延津记》中吴摩西虽然不被视为疯子或刁民，但他是个“倒插门”女婿，改姓妻姓；这种人在传统的伦理秩序里是被人看不起的，甚至是不被当成“人”的。更惨的是，他后来还被自己的老婆戴了绿帽子。这么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无能之人，为了寻找那个他唯一能说得上话、唯一能聊得来的人，最终出走延津；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则是为了让人们认可自己的“道理”、承认她不是潘金莲，而上下折腾了二十年。这两个人，都为了“说上一句话”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那个和自己说得来的人？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有没有人愿意听我们说话，愿意相信我们的话？

在这里，我只能给出一个粗浅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或者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通过和他人连结而宣告进入社会，通过和他人的连结来确立自己在社会秩序中，或者说在广义的伦理秩序中的位置。而语言，就是我们与他人连结的最常用、最便捷的工具，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和他人说不上话或者不被任何人相信，就意味着你无法融入到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明确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因此也就很难在伦理意义——也就是在根本意义上成为一个完整的、健全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句顶一万句》与《我不是潘金莲》分享了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一个在伦理生活中找不到位置的“边缘人”，试图通过“一句话”的力量回到伦理秩序中，或者说重建崩坏的伦理生活。只不过，吴摩西是要寻找那个“能说上话的人”，这个活生生的人依然意味着一种在伦理生活内部解决困境的思路；而李雪莲，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出于种种原因选择将自己的问题诉诸公共政治，希望国家能够为她正名——这是在伦理生活之外寻求解决的方案。

但不论是在家庭政治内部还是外部解决问题，问题本身的伦理性质，依然决定了其枢纽在于那“一句话”。《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极端展现了这一点：李雪莲前夫的一句话，直接或改写李雪莲以及一干官僚的命运；但一干人命运的改变，也无法扭转这一句话。但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话，真的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我觉得，言语的力量不仅仅是由其“社会性”所赋予的，也是由其作为“道理”承载者的性质所决定的。李雪莲的根本诉求不是“说话”，而是“讲道理”，是通过“讲道理”让别人认可她在婚姻纠纷中“占理”。“理”，在她心中，就是伦理生活的一切公平、正义等价值的总和。“有理走遍天下”，是很多人在伦理生活中的基本原则。所以，小说她才会去找前夫理论，并且认为只要前夫认错，承认她占理，她就可以放弃折腾。

问题在于，在日常生活中，“道理”并不能抽象地存在，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讲道理。但语言却不是中立的、中性的，我们可以通过操弄语言来歪曲道理，来强词夺理，道理就在语言的流转之中，从一件事变成了另一件事，甚至从正的变成了反的。在现实中，“讲理”往往成了某些人话语的游戏。“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言语道断”，“讲道理”真的能讲道理讲明白吗？我看未必；不仅讲不明白，甚至可能越讲越不明白。在刘震云一层套一层、一句赶一句的叙述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语言汇聚成的川流，感受到沉浮其中的精微的道理、纠结的心思在字字句句的冲刷下逐渐变得面目模糊，而人物的命运，也随着语言的波涛渐行渐远。

这是让人恐惧、也让人无奈的情形。或许，所谓“说得上话”的人，就是你能跟他“讲明白”道理的人。但首先，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讲道理；其次，每个人讲道理的方式不一样；最后，每个人心中的道理也不一样。除非你有着相当的语言天赋，否则把“讲道理”当做人生的寄托，风险太大了。不仅有可能坑到自己，甚至也有可能坑到别人。

当然，实在迈不过这道坎，坑了也就坑了。一句“世事难料”，可以解释一切问题，也给了小说家发挥渲染的空间。

小说的结尾，是全篇的点睛之笔。《我不是潘金莲》耍了一点小聪明。看目录会发现，故事的主体被作者命名为“序言”，而故事的尾声则被称为“正文”。“正文”的内容差不多是序言的二十分之一，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人春节期间买不到火车票，滞留北京。但为了回家和牌友打麻将，他灵机一动，冒充上访者。最终成功地被截访的协警遣送回家。

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县长史为民。当然，对于这个小手段，协警们感到非常愤怒。史为民对说：

当年撤我的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二十多年来，我该年年上访；但为了党和政府，我含冤负屈，在家煮肉；到头来，我不跟你们计较，你们倒认真了。

史为民将自己的行为解释成“玩儿呢”。他作为一县之长，政治前途却全被一位农村妇女对“一句话”的执念给毁了；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恐怕日后对待什么，都会有一种“玩”的心态。不过，史为民至少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非常严肃，那就是打麻将。每周固定时间、固定牌友的牌局，对于已经脱离公共政治的史为民来说，已经成为伦理生活的一部分。他之所以一定要回家打麻将，就是因为他的一位牌友罹患大病，这很可能之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打牌。生死是大事，交情是大事；这二者关系着普通人的生活中的善好，一场麻将，也就成了证明史为民在伦理秩序中的位置、证明其人格完整程度的大事。与这件大事相比，“假上访”还真的只是“玩呢”，根本算不上个事儿。作为平民的史为民，其实和李雪莲分享着相同的逻辑。

官僚也是人，在公共整治之外，他也要回归自己的伦理生活、维护自己的伦理生活，并且将伦理生活视作某种根本价值。史为民虽然倒霉，但每周还有麻将可打。比起为一句话付出一生、只能和牛说话的李雪莲，他实在是幸运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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