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第四节 希夏邦马峰上的随想(上)

 

------第四节 希夏邦马峰上的随想(上)------

在登希夏邦马峰的时候,我萌生出一个写作的念头。

为什么会在登希夏邦马峰的时候萌生这个念头呢?我想主要是因为登希夏邦马峰让我感觉出奇的顺利,这是原来完全没想到的。顺利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希夏邦马峰是唯一一座全部在中国境内的8000米以上高峰,但先前中国的业余登山队是从来没有上去过的,我们的队伍是中国第一个登顶的业余队,登顶的难度可想而知。正因为登顶困难,所以连专业队上去的也不多。人们对主峰的情况了解得也不是很多,人们的恐惧便来自这里,能不能上去都不清楚。出乎意料的结果是我们登顶非常顺利,我2007年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的难度比这要大。整个过程中,人的状态很好,气候也很配合,时机拿捏得也很好,下来后大家皆大欢喜,11个队员有9个登顶了。

我个人的状态可以说好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状态是指两方面,一是精神状态,一是身体状态。实际上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气管炎,年轻的时候患有慢性鼻炎,还有痔疮犯得很厉害。登珠峰的时候痔疮好了,登卓奥友峰的时候咳嗽减轻,2008年登希夏邦马峰那一年,不但痔疮没有发作,没有咳嗽,鼻炎也没有发作,身体状态这么好真的没有想到。一般来讲,登这种山峰都是对身体有损害的,没病都有病了;我可好,原来的病都好转了,那种状态让我自己都很意外。

2010年10月2日,王石登顶希夏邦马峰。

我当兵的时候一米七六,这么多年过去,缩了,现在是一米七五;登山前,我的体重是75千克,按照我的身高和年龄,这已经偏重了,但是我下山之后是70千克。所以,你怕登山有危险,这是好事,你为了要克服登8000米的难度,你必须要时时刻刻处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中,你要一直运动,而且吃饭的时候要控制食量,吃到一定程度就不吃了。因此,登山反而成了你节制自己的动因。不仅如此,我现在没有大肚腩。我是很开心的,60岁的人了,没有啤酒肚,这个状态和登山是有关系的。于是,我下山后想到:自己登山都10年了,这种状态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并非一开始便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经验是慢慢积累出来的。比如我登卓奥友峰的时候就很冒进,觉得自己连珠峰都上去了,这个简直就是小儿科。于是,别人进山10天之后我才去,去追赶他们,而且不吸氧。后来登到8000米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不得不吸氧。登顶下来之后,人透支得太厉害了,差不多用了一个月才缓过来。我因此知道以我的年龄,我的行为是非常冒进的,弄不好大脑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登希夏邦马峰之所以会有这么好的状态,也跟我正确地认识自己有关,之前我作了精心的准备。所以下山后一想,我登山都10年了,但是你看以前出的书,专门写登山的没有,基本都是博客文章的结集。这回真的有冲动,登山10年,借登希夏邦马峰之机把这10年的感受写一下。

还有一个缘由,是2002年北京大学“山鹰社”五名社员在登希夏邦马峰时遇难。这是很大的新闻,一下子北大五名优秀学生都被雪崩埋进去了。我们进山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帐篷里坐着,突然听说有客人要见一见我。在海拔6300米的位置竟然说有客人要见我,我很吃惊,忙问是谁。原来是刘炎林,就是2002年登希夏邦马峰的登山队队长,出事的时候他正好是在前进营地,逃过一劫。我听说他来了,马上邀请他进来见面。他说他要给五位遇难者建一座碑,以示纪念。于是,我就和他一起去选址,祭奠一下。人生真是无巧不成书,他选的那个建碑地点,正好就是我们的扎营点。

那天我们很晚才回来,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时,碑已经修好。这个碑实际上是石堆,尖顶,比较稳定,藏族风格,还有五块不锈钢的金属盘压在上面,金属盘上打着遇难者的头像。刘炎林此时已经离开,我凝视着这个纪念碑,往事不禁浮现到眼前……

2008年9月20日,山鹰社墓碑。

希夏邦马峰顶峰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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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希夏邦马峰上的随想(中)------

因为我本身登山的缘故,加上北大“山鹰社”在登山圈很有地位,再加上当年五名队员遇难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所以,2002年“山鹰社”队员登希夏邦马峰遇难的新闻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我在德国,看到网上有很多负面评价,说这么优秀的大学生,真可惜。不理解是主流。我记得当时我在德国发了个帖子叫《北大“山鹰社”精神永存》,我是从积极的角度看的,你要参与有风险的活动就要玩得起,我觉得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形成内敛、不敢冒险的传统。所以,敢于冒险的北大“山鹰社”所体现的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缺乏的,意义非常大。我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事情的,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否则你说刘炎林建那个纪念碑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在希夏邦马峰的每一天早上,我都要去那个碑前看看。

2008年9月20日,王石于希夏邦马峰墓碑前。

第三天去的时候,我和每一次去一样凝视他们的遗像,结果发现看了半天,很难看清楚。那天的阳光太强烈了,我突然发现,我看到的不是他们的头像,看到的是我自己的脸,因为那个打磨得非常光滑的不锈钢,就像一面镜子,我的脸倒映在上面。此情此景,引发我很多反思。

他们这样死掉值得不值得?我们现在讲“80后”,五个遇难队员,除了一个是1979年的,其他都是“80后”。我看着“镜”中倒映的自己,问自己:“他们值得不值得?你值得不值得?你如果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样死了,你后悔不后悔?”这些问题跃上我的心头,我突然发现,原来登山的真正意义便在于此。值得不值得,在我心中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和我们一起登山的11个队员中,有一位大科学家是搞人类基因学的,名叫汪建。而且,他带着他的博士生一起登山。他喜欢登山,把登山跟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一般的科考都是针对气候、高山、地质,但他是针对人在高海拔地区缺氧情况下的适应性,以此作为一个博士论文的课题。一路上,我们都成了他的“大白鼠”,从拉萨一直到前进营地到登顶回来,我们被抽三次血。他将从DNA的角度,对人类高山适应性的变化做一个研究。

2008年9月16日,队员田同生抽血中。

实际上,这几年我对生命的认识,和认识汪建有关。他是搞人类基因学的,从分子生物学的层面来研究人。和他认识是在2003年,登珠峰之前。我们在京郊训练的时候他也来了,他们是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他们出名是因为参加了人类基因组的研究。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承担了整个研究的1%,他们承担了1%中的60%,而且是民间先主动参与的。民间介入之后,中科院才介入。汪建比我小四岁,基本和我属于同龄人,都生于20世纪50年代。这个年纪的人,最后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成就的很少,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把学习耽误了。我们是同龄人,比较容易沟通。

他们真正出名是在“非典”期间,那时候我在珠峰。现在回过头来看,“非典”期间全国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珠峰,因为海拔太高病毒上不去。所以,在上面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跟“非典”病毒扯不上关系。但由于那时候情况特殊,我们鼓舞了士气,成了“战胜”“非典”的一面旗帜。中央电视台4月开始转播,4月是闹“非典”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于5月20日登顶珠峰,无形中,我们成了“战胜”“非典”的“英雄”。

但实际上,真正立功的是汪建。他们在“非典”期间坚持做基因测试,但他们得不到病原体。他那时候甚至策划要去“盗尸”、采样,来破解这个新出来的病毒。当然,最后他没有成行,他通过渠道取到了病原体,然后用了不到36个小时就破解了病毒。但是很可惜的是,在两三天之前,加拿大科学家就公布他们已经破解了“非典”的基因序列。

队员汪建在希夏邦马大本营。

希夏邦马峰最后冲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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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人物励志小说 《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

作者:王石
小说现有字数:8万字
最后更新于:201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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