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真的在全球化中吃亏了吗？元首会晤之前这些必须知道！

每个国家内都有受益者与吃亏者。...

大智论道 Great minds disscuss ideas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雪珥

在此前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及最重要的推动者。当然，全球化的红利的确未能惠及所有美国人——“大锅饭”式的雨露均沾，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中都还只是美好的梦而已。第一焦点？经济！

“习特会”举行在即，中美关系再度引发全球瞩目。我的确没有想到，在当下似乎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中美关系中，经济依然是美国智库精英最为关注的焦点，甚至超出了朝核危机及南海问题。

作为特朗普宣誓就职后到访美国的首个中国智库，我随盘古智库代表团走访了16家美国主流智库，会见了数十位顶尖研究专家。这些智库及专家，大多数是研究安全、外交等政治领域，并非经济，但几乎每家智库都至少用近半的会面时间，探讨经济问题。经济，的确是最大的政治。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6家涵盖了左中右各色立场的智库，虽然在政治议题、尤其对特朗普的评价上分歧很大，甚至相互对立，但经济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一、均十分重视经济在中美关系中的关键作用；

二、均看好特朗普对美国国内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少认为，即便特朗普未必能直接拉动经济，但其对既有格局的“破”，利于打破僵局，利于市场力量随后发挥作用，拉动美经济发展。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甘思德（Scott Kennedy）的话说：“混乱也是力量”。

三、均基本认可特朗普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看法，即美国吃亏了、甚至吃大亏了；

四、均基本赞同对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经济反制，尽管普遍并不看好贸易战的前景。

即便在对待朝核问题上，这些美国智库都未表现得如此一致。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在当下的中美关系下，经济依然是最大的关注点；在如何评价此前三十多年的中美关系、尤其经济关系上，美国精英或许的确形成了某些共识。

雪珥与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两度会面，盛赞她对中美经贸颇有卓见。

全球化吃亏？伪命题！

不仅特朗普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吃亏者，我们所走访的不少智库也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这些智库本身无一例外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一些智库在华盛顿或者纽约拥有自己的办公房产、甚至整幢楼。只要稍有历史常识，就可明白：在此前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及最重要的推动者。当然，全球化的红利的确未能惠及所有美国人——“大锅饭”式的雨露均沾，在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中都还只是美好的梦而已。

此次出访，我在费城晨跑走错了路，在距离下榻的五星级酒店仅仅两公里开外，发现了连绵的废旧厂房，凋敝斑驳，荒草丛生，与不远处辉煌的城市形成极大的反差，宛若两个世界。这样的景色，我本以为只有在所谓“铁锈地带”才能看到，而费城可是东部发达地区。贫富悬殊，不仅存在于每个国家，甚至存在于每个城市；不仅存在于全球化之前，更存在于全球化之后。美国如此，中国何尝不是如此？这是两国乃至更多国家需面对的共同问题。

其实，纳入全球化体系的国家，哪些是受益者、哪些是吃亏者，这实在是个伪命题。每个国家内都有受益者与吃亏者。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是：哪些人群是受益者、哪些人群是吃亏者？实现“帕累托最优”的难度，在每个国家的不同人群之间，要比在不同国家之间更为艰难。走访的多家美国智库都明确指出，特朗普所谓的那些全球化的吃亏者，仅仅是美国的某些产业，比如低端制造业。

此类产业中的问题，尤其是就业问题，究竟是因中国竞争造成的，还是技术进步本身带来的？在时间颇紧的交流中，美国的智库同行们显然回避了这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却直接关系到当下美国对中美关系、尤其是对经贸关系的定位。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对内动员手法，颇有“阶级斗争”的烙印，乃至于他的就职演说，也是一篇充满了“革命激情”的檄文。他的难题在于：用斗争思维可以夺得江山，用斗争思维还能治理天下吗？

美资在华受歧视？自作多情！

美国的智库同行们普遍关注的，是美资企业在华受到歧视。

各种现象归结起来，“歧视”大约集中于：一、中国政策环境对美资企业变得更为“恶劣”；二、中国的一些行业、比如金融服务行业，依然没有对美资开放。

中国的政策环境的确发生了变化，而美国智库同行普遍忽略了：不少案例，究竟是“受歧视”，还是仅仅从之前的“超国民待遇”回归到了“国民待遇”。毕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给予外资让利优惠的“超国民待遇”相当普遍，如今回归“国民待遇”，不仅是市场和法制经济的应有之意，也是中国进步的表现。当然，对于一些享受惯了特权的外资企业，的确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也有一个对投入产出比进行重新计算权衡的过程。

至于美资无法进入某些行业，既有中国尚需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继续努力的客观原因，也有中国基于经济安全的主观顾虑，后者即便在美国也并不罕见。

其实，在美国朋友们的抱怨中，有一个不自觉的误读：以为这些都是刻意针对美资的。在中国当下的“经济新常态”（甚至是“L型”）及其伴生的“政治新生态”下，无论产业结构、还是产权结构，都在经历幅度颇大的波动与调整。而美资当下在华所遭遇的几乎所有困扰，并非美资“独享”，而为所有非公企业“共享”，中国本土民营企业远比美资更为艰难。将一个普遍的、共性的问题，看成是专门针对自己的特定行为，这实在是美国人过度“自我”，导致过度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美国智库指出，美国大企业、尤其跨国企业曾经一直是对华友好的主流，但如今因受到“歧视”也开始加入了对华强硬的行列。资本逐利，本是天性，所谓友好本是应有的手段，而非目的。从中国的角度，在如今的转型期，自然无需刻意迎合跨国企业，但对于跨国企业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确实值得两国智库进一步做实证研究。

美国智库精英们对中国现状基本面的狭隘认知，恰恰反映了美国当下进行自身改革的迫切性——美国还有不少人尚未看到自身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共识及难点，早已不在是否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不过，美国的怨气，对中国来说未必是坏事，大可大度待之，或可发挥“鲶鱼效应”，倒逼中国改革。对此，中美教育基金会的张之香、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两位女士，不约而同，都有卓见，令人感佩。

中国多元性？不可忽视！

将中国在“新常态”下出现的普遍问题，当作中国歧视美资的特殊问题，这种认知误差不仅基于傲慢导致的自作多情，也基于偏见导致的盲点：忽略、漠视了中国自身的多元性。

在探讨特朗普的政策时，不少美国智库的同行甚至毫不掩饰地将特朗普描绘为“狂人”，并认真地提醒中国不要对“狂人”的言行“过度反应”。前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也郑重建议，不必过分关注或过度回应特朗普的推特。

这些提醒，出发点固然是理性而善意的。但问题在于：面对一个惯于虚张声势、惯于使用假动作的“狂人”，什么才是“过度反应”？特朗普的假动作含有很多试探性，可算“心战”，如果一概置之不理，是否反而会造成其误判，在错误的方向愈行愈远？

走访中的各种细节显示，美国智库的不少人都容易忽略中国内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他们眼中，从外交部的发言人、到《环球时报》，再到社交媒体，似乎都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不仅美国智库，美媒乃至其它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也很容易将中国的一切人、一切事，乃至包括海外华人，都当作中国政府、中国软实力的代表，甚至当作中国的“影响力特工”。

于是，在对话中我们只好不断提醒美国朋友：

一、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中当然也有特朗普式的“狂人”。美国既然有“狂人”乐于毫不收敛地刺激中国，两国“狂人”之间自然会相互试探、相互刺激、相互激励、相互验证，在各自国家挤压理性者的回旋空间。

二、多元言论在美国固然有足够的表达空间与渠道，在如今的中国也有相当充分的表达空间与渠道。中国媒体、尤其社交媒体上，所谓“左派”、“右派”之争、所谓“鹰派”、“鸽派”之争，近年从未断绝过，甚至令网络成为舆论场的“上甘岭”。

三、美国的媒体言论未必代表政府，但有时也未必就不“姓党”；中国的媒体、甚至包括《环球时报》的言论同样也未必时时代表政府，不必过度解读。

有意思的是，每当我们点破这一基本常识，美国同行往往作恍然大悟状。其实，常识就在身边，很好理解，也很易忽略。

特朗普与他的前任们有很多区别，据说其中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他不喜欢大多数的所谓“智库”，不大可能听取他们的建议。这未必是件坏事。

倘或这是一个实干出身、对经验主义颇为依赖的企业家总统，通过生活阅历中所形成的观感，那的确也从某个程度证明了偏见如何遮蔽了美国智库的视线，以至于阉割了自己在新总统面前的利用价值。

尽力以专业主义消除偏见，不仅有助于美国智库更好地找回自己在美国的定位，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清晰地对望。

(本文作者介绍：作家，专攻中国改革史，著有《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天子脚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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