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2.有多少债可以重来

------2.有多少债可以重来------

十七岁的崇祯最初比较走运。他病歪歪的哥哥早早的死去，在临死前做了一生中惟一做过一件好事，他没有让他宠爱了一生的魏忠贤公公有机会伤害的了这位孝顺的弟弟，早早的立了他为接班人，使崇祯的上位，完全合理合法，合乎一切法定继承标准。

崇祯又比较不走运，因为他有一个缺心眼到了极点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个人品德败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爷爷——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两个人留给他的，是在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皇权，但同样的，还有他一生也没有能力偿还的巨债。

我们要想分析崇祯是怎样从一个有梦想的少年变成一个无德无能的昏君的，那就要先看一看，他在登基以后接过来的都是什么东西？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崇祯的爷爷，留给他的是积重难返的土地与财政问题。自明神宗时起，明朝财政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这一切，与明神宗破坏本朝第一权臣，也是明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懂经济的内阁首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有直接关系。其实明朝能持续到崇祯这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没有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缓解土地兼并与税收问题，稳定了政府的财政，可能明室早就崩溃了。

神宗皇帝在他的老师兼帝国首脑张居正死后，出于对他个人的厌恶，任性的破坏了“一条鞭”法，设矿监税监，并且从我做起，鼓励以他为首的皇亲内侍兼并土地，最大的恶果是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赋税，更破坏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土地问题，而对于财富的迷恋，也让神宗成为明朝开朝以来最贪婪的君主。他掠天下财富于一身，个人财富空前积累，但国家财富却残失殆尽，而他又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完全凭性子来，搞得上下不同心，君臣不同路，对国家的凝聚力的破坏无法估量。

到了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比神宗更过份。他留给亲弟弟的不但是更加溃烂的财政问题，还加上溃烂的人事，和近于溃烂的国土问题。

（图3：神宗画像）

天启年间最初的问题不是来自宫廷的变乱，而是战事的紧张。辽东出现了几次大的败战，丢掉了土地，也让以往人们并不太认真看待的关外后金势力，直趋而入，分庭抗礼。在这个形势下，比较不幸的是明朝内部又出现了几次大的党争，更有如火上浇油。

党争的导火线是“三大案”。

“三大案”分别为“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个案子发生在万历至天启初年，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崇祯无关，但对明朝整个朝政的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三大案由此派生出来的问题，同样是万历与天启这两位皇帝留给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又一笔债务。

这三起案子源头在于明神宗朱翊钧在皇位继承权上的昏昧举动。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按照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这种争论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最后，终于还是以皇帝妥协为结束，是之为“国本之争”。

三大案就是在国本之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明神宗处理不好的家事，后来引发了极大后患。万历四十三年，先出现梃击案，这是针对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有意识的刺杀行动。一名叫张差的人进宫手持棍棒行凶，被当场抓获后由此牵连到了郑贵妃与福王朱常洵，朝中大臣对此事的态度分成两派，但因万历皇帝不愿深究，此事在几次廷审后不了了之。此后又现了红丸案，这是在万历死后、太子朱常洛刚刚继位后发生的事情，又是针对新皇帝朱常洛的行动。郑贵妃送给新皇帝几位美女，因耽于酒色，朱常洛病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结果这一粒红丸就要了这位短命皇帝的命，朱常洛死后，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暗中下的手，朝中再起纷争，但终于还是未揭明真相。再往后，又发生移宫案，主要是针对一手带大朱常洛长子——后来成为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李选侍（因为当时朱常洛有两个妃子，一在东宫，一在西宫，都姓李，故而这两人被称为东李西李，这位选侍是西李。）朱常洛死后，这位西李不愿搬出正宫，（即皇后有资格居住的乾清宫），想控制小皇帝，重新效仿当年郑贵妃专权旧事，由此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在东林党人的策划下，群臣逼朱由校将西李驱出乾清宫，移到了宫女居住的鸾宫。

这三大案的产生是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神宗时期对皇位继承问题的暖昧不清和偏私情结，但真正卷进去的却是整个文官集团。在三大案中，文官集团绕着国本问题、后宫问题、皇权归属问题，与皇室中的各种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论激烈，斗争残酷，而因东林党出力较大，成为党争中最大的派系。东林党人虽以清流自居，但在行事上仍然走党同伐异的路子，由此也为党争埋下了伏笔。这三大案发生于崇祯继位之前，但对本朝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形成了对立的格局，而其内部，围绕国本问题历经数年，同样斗争激烈。

从明朝建朝起，朱元璋就惟恐臣子结党，后来杀功臣蓝玉、宰相胡惟庸都是借结党为由下的手。但他却没有意识到，党争最后竟成为他死后明朝政治最大的特色。到明朝晚期，营私结党已经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明朝的政治是唯亲政治，不是清明政治，而这党争的最直接后果，是破坏了文臣内部正常运行的环境，甚至破坏了表面上的和谐，但这并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党争还削弱了文官集团的核心控制能力，而让皇权落入到另外一种政治势力的控制下。仔细分析这三大案我们会发现，这三大案全部是围绕着皇权的归属问题而发生的，它产生的结果是，让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而这个情况给太监————这种后宫的特定人群反而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操纵一切变局的空间，因为真正亲近皇帝的人，不是铁骨铮铮的清流，而是他们。

魏忠贤当政后，三大案的翻案之风抬头，本来在这次国本之争中一直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天启帝此时已经由少年变成青年，突然间也“醒悟”，借三大案打击自己讨厌的文官势力。党争之战，再次掀起高潮。

天启对曾经维护了他利益的文官集团突然翻脸也是有原因的，既出于对政治的无兴趣，更是出自于一个未经风雨的少年对复杂世事的本能的厌恶，及对党争之中乱哄哄的局面有意识的回避。天启信任魏忠贤，在某种程度是出于文官集团的深深厌烦，这处厌恶与回避其实在崇祯身上也有，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一点其实神宗就是如此，他后期如此的厌烦张居正，其实是厌烦整个文官集团，以至于最后竟然几十年不上朝。他们爷孙几人，尽管性格迥异，但在这一点竟然惊人的相似，这不能不体现出明朝政治中极为令人不安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他转向后宫深处，做木匠活去了。

天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对待处理国家大事比万历还要低调，但这对于一个政治最高决策者来说，决非好事，由此，大权旁落于司礼太监魏忠贤之手。在这时，党争的阵营出现了变化，几乎完全呈二元对立的状态——即亲魏势力与反魏势力。这两大阵营的斗争成为明朝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甚至影响到了边境，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卷入了新一轮的争斗中，亲魏的将领步步高升，不亲魏的将领屡遭构陷，被构陷的人当中也包括帝国当时最有能力的将领熊廷弼、孙承宗，后金势力趁机乘虚而入，边关的溃败之势已经无可阻挡了。

崇祯上台后，除掉了大权在位的权奸，但是，这些历史留下的巨债，一个也没有因此卸掉。而这些债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债务链，直接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运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崇祯上台后不久，这些困境就集中的体现在了以下的问题中：一是土地兼并，财富集中，由此派生出流民问题，这是他爷爷神宗留下的；二是连年征战，军费耗尽，战事愈紧，辽东前线的敌人越来越难消灭，再加上因为多年党争，无人抓经济，财政匮败，由此派生的是军队长年欠饷问题，这是他哥哥熹宗没有解决的；三是，天灾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由此派生的是土地衰竭，资源匮尽问题。这是他上朝以后新出现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在崇祯继位以后就一直困扰着他。当然，做为一个帝国元首，他当然要积极想办法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在这个路程上，崇祯不久就出现了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后来竟然伴随了他一生，因为他发现，他此时惟一能倚仗的力量，就是明朝自建朝以来就持续了多年的文官集团势力，而这种势力，他无力操纵，竟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反噬他的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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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历史军事小说 《帝国雄关》

作者：刘剑
现有字数：16万字
最后更新于：2016年08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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