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评论:《宋燕鹏审查报告》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东南亚华人史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研究重点也因研究者身份的变化而由“南洋研...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东南亚华人史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研究重点也因研究者身份的变化而由“南洋研究”走向“华人研究”。[①]学者研究范围也不再是东南亚毫无差别的“版块化”,而是注意到了东南亚各国六十余年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走的不同发展道路,对形塑当地华人社会有重要影响。这种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各国的华人社会千差万别。因此按照国别来进行相应的研究,就成为海外学者的一种研究趋势。伴随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论著不断涌现的新局面,学者也不断对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进行深入的反思,而其中所出现的研究目标和学科路径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最近看到华社研究中心何启才副研究员所著之《东海岸潮州人移殖及会馆史略》(以下一律简称《史略》),有一些感受,略述于后。

一、区域:大马华人社会发展的舞台
“区域”(Region)是经常被当做地理范围的概念来处理,无论是以自然地理的山脉、流域、盆地、平原,还是以人文的族群分布、信仰覆盖的人群、语言风俗的传播,抑或是乡村、城市等人群聚居为标准,总归是可以用一定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地理范围来供研究者来处理。但是无论以任何标准来处理,研究者头脑中始终要坚持的问题是:为什么划分为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形成的历史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最终所要回答的是:是什么样的外在和内在的动力使得这片区域最终形成现在的样子?

虽然在东南亚国家里马来西亚并不是领土最大者,但其大马半岛与东马沙捞越、沙巴之间,就已经具有了起码的差异性。而在大马半岛内部,伴随着英国人殖民脚步的快慢,各地发展速度也大相径庭。首先以英国殖民地形成的早晚,可以划分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马六甲、槟城、新加坡),马来联邦(FederatedMalay States,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States,柔佛、吉打、吉兰丹、丁加奴[②]、玻璃市)。如果以这种区域来研究,所着眼的是英国殖民统治渗透的时间前后。

《史略》所使用的“区域”概念,并非历史性的行政“区域”,而是基于自然地理条件下的行政区划“东海岸”(包括吉兰丹、登嘉楼、彭亨三州)。这个区域的主要特点,就是由于发展较晚,经济水平要远低于西海岸各州。并且由于山区阻隔,与西海岸交通不便。作者认为:自英殖民时期以来,东海岸地区(不包括彭亨)除了石油和渔产外,几乎缺乏大量可资供应国际经济发展需求的原产品如锡和橡胶。由于不是主要的经济要区,东海岸的整体发展、现代化进程和人口分布就比不上西海岸各个地区的发展。也因此,东海岸一直就和“落后”、“保守”、“贫穷”等形象挂钩。并且在19世纪中叶华人大量南下之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选择集中在西海岸的矿场、橡胶园等地区,然后再随着经济开发的步伐移动,逐步开辟城镇乡地,形成了大量且各具特色的华人聚落,散布在西海岸由北至南的各个角落。而相对西海岸,东海岸华人的人口数量较少。华人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较少比例,这种状况直至今日。[③]百余年来大马华人史的研究,集中于西海岸的原来海峡殖民地(马、槟、新)三地,近年来也关注到原马来联邦的有关州属,[④]对东海岸华人较少的州属关注较少。笔者最近看到一本研究登嘉楼华人史的英文著作,感觉与西海岸动辄华人众多的情况相比,东海岸华人自有独特的发展历史,且个性鲜明。[⑤]从这个角度出发,因为关注“东海岸”,《史略》就成为大马中文学界第一部相关的著作。

如果将“区域”压缩到州属范围,就更有很多不同。举最为典型的槟城和马六甲两个区域。两地华社的形成过程大相径庭,也就造成不同的发展路径。将历史坐标定格在1800年前后,马六甲的华人族群已经存在了至少三百年以上,围绕青云亭早已形成了稳定的以福建帮占压倒性优势的华人社会。而槟城1786年以前只是人烟寥落的荒岛,随着英国占领后开埠,华人迅速增加,但是并无华社组织。为了避免帮群矛盾,1800年创建的广福宫,就成为槟榔屿早期最重要的华人组织,为广东人和福建人共同管理。而在槟城华人涌入的过程中,帮派势力也趁机而入,成为日后严重影响槟城和霹雳州的私会党。但是帮派问题在马六甲就没有那么明显,这主要与当地华社早已成熟,青云亭亭主为首的华社之声望和势力早已定型,私会党难以有太大的动作。故而我们在马六甲福建会馆内,就能看到“海山馆”敬献的对联。这个动作可以看做是私会党对马六甲本地华社表达的敬意。1800年两地华社的不同面貌,决定了未来两地华社的发展方向。

虽然大马各地的华人社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但各地华社的形成与发展的时间、步调非常不一致,因此“区域意识”(Regionalism)对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故而按照华人族群在大马的流动与聚集的时间先后过程,就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来进行有效的研究。期待《史略》作者和学界同仁继续深入挖掘,建构“东海岸”为主体的大马华社发展史的“区域”经验。
二、方言群与会馆:大马华人社会发展的主角
华人方言群是如今认识大马华人重要的思考维度。[⑥]《史略》一书就是为当今大马潮州社群的研究增加了宝贵的区域经验。而事实上,大马各个州属内部,华社发展的路径也不一致。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人数占优势的方言社群,其方言也会成为本地沟通方言。比如一般我们都说槟城福建人多,所以福建话是通行语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自从19世纪以来,乔治市区一直都是福建人占据优势地位。但是槟城福建话通行,仅仅是在乔治市内。在槟岛西南县的浮罗山背(Balik Pulau),则是客家人居多,193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客家人占当地华人人口的40%,故而今日当地人皆通客家话。而在威省(Province Wellesley)部分,则是另外的天地。比如大山脚(Bukit Mertajam)和高渊(Nibong Tebal)则潮州人居多,潮州话就成为当地重要的沟通方言。这种优势方言的差异,是与各地华人社群的历史发展脉络存在巨大差异密切相关的。

而人数并不处于优势地位的方言社群,其内部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和网络。这一点《史略》也有一定的研究。东海岸潮州人在当地华人人数上并不占优势,但在三州内部也有自己的社群结构和关系网络,这从作者对各地会馆简史的梳理上可以发现。当然,会馆是华人社会的主要团体,尤其是对华人社群的发展演变有重要促进作用。虽然如今大马会馆研究的著作并不罕见,[⑦]但真正对会馆所反映出来的社群内部权力网络作进一步剖析者则较为少见。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曾在上世纪60年代年前对麻坡华人社会进行过充分的田调,对麻坡华人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关照。其中他将华人丧葬作为华人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利用中国地方志和麻坡当地的田野调查资料考察分析麻坡华人各方言群对待丧葬的态度和仪式的差别。他发现麻坡地区的各方言群中,潮州人最为热衷于宗教活动,对丧葬仪式特别看重,闽南人次之,而以海南人对宗教仪式最为淡薄,而丧事葬仪更不注意。尤其是他对麻坡华人领袖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网络的分析十分精彩。[⑧]

《史略》一书对东海岸的诸多潮州会馆皆有简史述及,这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而对会馆内部关系结构的梳理,是切入当地华社权力关系构成的不二法门。笔者曾针对20世纪30年代雪兰莪福建会馆的会议纪要加以分析,发现30年代会馆董事多数籍贯为南安人和永春人,并有少数兴化人,而籍贯安溪者并无一人。如果材料仅看到这里,就会认为当时吉隆坡福建人社群中以南安人和永春人为主体。但幸运的是,会馆保存有30年代福建义山的收据。[⑨]由于义山收据所反映的死亡者具有偶然性,在概率论上具有随机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其籍贯的分析,作为进一步认识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内部情况的一个依据。在统计收据上的籍贯后,发现在30年代吉隆坡籍贯福建省者,闽南人(漳、泉)约占84%,而其中安溪人占约33%,南安约17%,永春约12%。整个吉隆坡福建社群中,籍贯安溪者人数众多,可是安溪人在30年代福建会馆中竟然没有董事。这就可能关系到早期雪兰莪福建会馆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籍贯网络的建立。现有会馆研究只重视会馆的外部活动,而对会馆内部权力结构少有涉及。笔者对此深有感触。如果学界能够进一步关注会馆内部权力结构,那大马华人社会一些面相的背后实质就迎刃而解。
三、文化互动:大马华人社群发展的必要面相
虽然研究对象是大马华人史,但华人并非是离群索居,而是和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等等混居在一起。其中所不同者,仅仅是华人的人数比例所占比例多与少的问题了。大马半岛华人占多数的地区,也仅仅是新加坡和槟城了。而在槟榔屿岛上也有差别。华人多数集中在乔治市,因此东北县的马来人比例就较低,而西南县的马来人比例就比较高。故而乔治市就较少见到马来人的身影,虽然印度人不时见到,但那种氛围带给人的感觉,与吉隆坡马来人触目皆是完全不同。这在华人语言深受英文和马来文影响可见一斑,而峇峇娘惹为代表的侨生文化,则是早年南来华人上层非常容易接受的文化。[⑩]

而在华人社群内部,因方言不同而自发形成了五大方言群。但方言群因为优势人群的存在,就使得整个“区域”内部的华人文化特征就具有倾向性的优势。比如槟城很多客家人和广府人可能不会说自己的籍贯方言,但一定会说福建话。甚至笔者接触到的槟城英校生祖上为客家人,虽然已经不会看中文和说华语,但依然会讲流利的福建话。

对华人占较大比重的州属,是学界兴趣盎然之所。但对于华人少极少数的东海岸三州,华社的历史生态如何呢?比如登嘉楼州,据1995年的统计数字,马来人占94%,华人占5%。在马来文化占极其强势的三个州属中,华人如何应对马来文化的影响,如何传承自身的传统文化?比如以福建人和海南人占多数的瓜拉登嘉楼,是如何通过神庙和会馆组织,来延续自身的传统文化?而占少数的潮州人又是如何在福建人和海南人的包围下获取自身发展的资源和能量?又是如何在如此特殊的情境下,再造潮州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问题,《史略》虽然没有解决,但却给我们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
结 论
《史略》就要出版了,真心为东海岸华人研究即将增加新的著作而欣喜。它不仅给我们打开认识东海岸潮州人的一扇窗口,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的思考。该书并非完美,但却给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研究区域。学术研究的路径有两种,一种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新见,这可谓是“听唱新翻杨柳枝”,这是以“史识”见长的研究;还有一种,是开辟草莱,构筑基础,这可谓是“万丈高楼平地起”,这是以“史学”见长的研究。两种路径并无轩轾高下,并且均需要通过“史才”来实现。但无疑,后一种路径会走得比较艰辛。很明显,《史略》属于后者。衷心期待作者和学界同仁可以在此领域继续深入挖掘,提供大马华人史研究的东海岸“区域经验”,也只有众多“区域经验”的稳固获得,才能够真正达到大马华人史研究学术超越的境界。

[①]参阅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②] 2005年,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经过多次开会讨论后宣布,决定不再使用“丁加奴”,改用“登嘉楼”,州首府瓜拉丁加奴改成“瓜拉登嘉楼”。此处笔者使用当时旧称。

[③]参阅《史略》第一章第二节。

[④]笔者所知,如陈爱梅所撰写的针对二战前霹雳州华人史的博士论文,黄文斌主持之“霹雳州客家人研究”之计划,华研詹缘端主持之“雪兰莪潮州人计划”、郑明烈“吉隆坡永春人计划”等。

[⑤]TanYao Sua,Kamarudin Ngah,Social-HistoricalDevelopment of The Kampung Cina Settlement in Kuala Terengganu.Petaling Jaya:Strategic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re,2013.

[⑥]可参阅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研究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

[⑦]比如吴华、刘崇汉等学者关于华人社团的著作。以石沧金之《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此为其2003年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修订而成;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初版,2013年再版)为集大成者。

[⑧]李亦园:《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西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中研究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

[⑨]吉隆坡华人义山(广东义山、福建义山、广西义山)是以省界为死者埋葬依据,而非方言群。福建义山主要为福建省死者所埋葬,极少数外省人(如河南、湖南省)也有葬入。

[⑩]比如20世纪初浮罗山背的徐文旦,早年从福建老家南来苏门答腊落脚,而后移民到浮罗山背。在这里购买土地经营榴莲园和胶园,除了商业活动,他也热心社区事务,被殖民政府册封为太平局绅(J.P.)他的两个儿子也在殖民政府内建立一定地位,尤其是长子徐德祐跟一名本地侨生结婚,从此拥有侨生血统的徐家便接受了侨生文化。徐家也因此成为二战以前浮罗山背福建社群的领袖。参见《我的浮罗山背》,槟榔屿:槟城艺术与古迹教育学会,2010年,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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