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转身为后世留下惊鸿一瞥，用孤独的坚持，改变了足坛的未来

如果在球场上，我只能选择一种过人方式，我会选择克鲁伊夫转身。约翰-克鲁伊夫，于1947年4月25日出生于荷兰...

如果在球场上，我只能选择一种过人方式，我会选择克鲁伊夫转身。

约翰-克鲁伊夫，于1947年4月25日出生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足球运动员，金牛座，一个理想主义者。人们说他是荷兰飞人、巴萨教父，形容他盘球速度快，走位飘忽。但笔者却不想提这些，在这位足球运动员诞辰70周年之际，笔者想换一种方式纪念他。

去年岁末，笔者在一本颇具格调的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纪念在2016年去世的人类群星的文章，那些璀璨的名字已经幻化成满天星辰，他们不在现世闪耀，但他们将万古长青。那里面有莱昂纳德-科恩、陈忠实、梅葆玖、穆罕默德-阿里、艾伦-里克曼、杨绛、达里奥-福、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菲德尔-卡斯特罗等等。当然，还有克鲁伊夫。

笔者不需要用哪怕极简的词汇去介绍这些名字，因为他们在他们毕生从事的各个行业里已经足够著名，如果我们尚未知晓，那不是他们名不见经传，只是我们自己才疏学浅、未读经传，把时间和目光都浪费在那些千篇一律的事物中。

笔者想说的是，未必真的有多少足球运动员可以跻身于如此行列，现如今的那些所谓的天才、巨星、大师、妖人，未必有多少真的能够留名青史，但克鲁伊夫可以。你能想象一个不看足球也不爱足球的人会如何看待某位在英超、德甲、西甲的某支豪门球队取得无数殊荣的足球运动员吗？一定挺尴尬的对吧——他们不会觉得这有什么。

但即便是对足球世界里的一切兴味索然、充耳不闻的人，在他们知道“足球是圆的”的时候，他们就听过马拉多纳或者贝利的名字，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被人记住。克鲁伊夫从不被称作球王，但他被称为圣人，他足以与那些顶级的艺术巨匠、文学家、设计师相媲美，他足以登堂入室。

在作家叶兆言的短篇小说集《我们去找一盏灯》里有一则妙句，形容一个人转变之大就如同踢足球的马拉多纳转而坐在钢琴椅上按动琴键。叶兆言的这处运笔其实包含了一些人们对足球运动员或者足球运动的某种刻板印象：粗粝、暴烈、非理性。

马拉多纳也曾恶评世界杯上“照顾”自己的意大利盯人中卫巴雷西简直应该去杀猪，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人们对足球运动的印象完全是主观臆造或者流于偏见。但克鲁伊夫改变了这一切，他悄无声息地为足球运动开了一扇门、辟出一片桃源，那里面是一片斑斓世界，甚至比巴黎时装周上的世界更斑斓、更唯美。

克鲁伊夫的事迹毋庸赘言，他对于巴萨、对于西班牙足球、对于整个足球历史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现世也给予他我们所能看得到的纪念，比如阿贾克斯官方把“阿姆斯特丹球场”正式更名为“约翰-克鲁伊夫球场”。

但在此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刻的纪念，叫做理解，叫做追寻。大抵很少有人这样做，不然克鲁伊夫不会说这段话：“有一次别人问我，一百年之后，想让世人以何种方式记起我？幸运的是我没必要担心了，因为人都不在了。但如果必须给一个答案，我会说：‘一个负责的体育人。’

如果纯粹把我当成一名足球运动员来评价，那么我的生命就会被十五到二十年的一段时间给定义了，说实话，我认为那太狭隘了。我的足球天赋是上帝赐予的。什么也用不着做，就有了。这仅仅意味着，我会踢踢球，然后按自己想做的来。其他人说自己是下班了，我只是踢完球了。所以要这么说，我是幸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这辈子做的其他事情对我更重要。

不是总有人理解我，理解作为球员、教练的我，理解我在那之后所做的事情。但是没关系，伦勃朗和梵高那时候也没有人理解。这就是你学到的：人们一直招惹你，直到发现你是个天才。”

克鲁伊夫的确是天才，而天才总是超越的。不仅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他们乐于打破局限，在世人无法连接的两极随脚出入。即便克鲁伊夫没有去踢足球，他也一定超凡脱俗、卓尔不群。就像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的北美版里宫二的那句台词：“我爹常说我这种人，唱戏能成名角，出家能做高僧，因为、我会迷。”

有幸的是，天才的衣钵并未失传。瓜迪奥拉与其说是克鲁伊夫的弟子，不如说是他的思想继承人。克鲁伊夫有恩于瓜迪奥拉，他保留他、发掘他、培养他，而瓜迪奥拉也对克鲁伊夫绝对忠诚。两个土象星座的男人（克是金牛、瓜是摩羯）就这样在彼此的生命中完成了无缝交接。

瓜迪奥拉曾对媒体说过，自己的恩师相信蝴蝶效应，相信开始时的一脚漂亮传球能在最后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结果。人们有些时候不太明白瓜迪奥拉在做什么，他其实正以游击队员的方式，游走于各大联赛，践行承载自克鲁伊夫的足球哲学。

但即便如此，克鲁伊夫仍然是孤独的，今天的球员不会效仿古人，他们穿着华丽衣服、留着花哨发型，只在球场外享乐。他们永远不能明白克鲁伊夫这样的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留着长发、面容清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把世俗乐趣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圣人，“他以他强悍的孤独，重塑了足球的未来”。

张晓舟的旧文《克鲁伊夫在天上看你》中清晰记载了克鲁伊夫所描述的尴尬和叹息，他所批判的那些现象日益成为主流。从90年代开始，足球便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领袖，商业时代汹涌而至，球场上的享乐主义的狂欢气息日渐式微，球踢得实用、枯燥。

张晓舟像纪念鲍勃-迪伦、王小波等人一样纪念同样处于人群中另类的克鲁伊夫，他说道：“E时代的足球只有明星，没有天使，只有‘零距离’，没有敬畏和神秘，没有克鲁伊夫式的狂狷和轻逸。我每周都在看贝克汉姆踢球，但等了十多年也没找到克鲁伊夫的纪录片”。

这个时代不能理解一个足球运动员为何在退役后还如此正襟危坐，而不是在世俗乐趣里醉生梦死、达旦通宵。他们认为事关克鲁伊夫的一切都是咬文嚼字、诘屈聱牙，他们只能认同贝肯鲍尔这样的足球皇帝，无法接纳克鲁伊夫这样的义军领袖。

只因对克鲁伊夫的纪念注定更深刻，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更烧脑。人们习惯了悉数比分和排行榜，习惯于周而复始地争夺与炫耀。当他们与克鲁伊夫的信念狭路相逢，注定只能以格格不入收场。在克鲁伊夫看来，“打败对手当然是乐趣，但更大的乐趣是在这个过程感受到天宇浩荡，落球如同星辰排列。”（张晓舟语）

的确，克鲁伊夫已经带着他的狂狷和轻逸去了天上，而我们尚在人间，这里朝歌夜弦、泥沙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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