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七大国有煤炭集团负债总额已超过万亿，体量相当于山西省2015年的GDP。（CFP/图）2016年4月以...



山西省七大国有煤炭集团负债总额已超过万亿，体量相当于山西省2015年的GDP。（CFP/图）

2016年4月以来，山西省的煤炭企业连续发生多起债务违约以及债券暂停、取消发行情况。

巨债压顶之下，山西银行业不得不通过宽松信贷，及发行债券，帮扶困难企业渡过难关，并使“僵尸企业”有序退出。

上世纪末曾帮助山西煤炭国企脱困的“债转股”，有机会卷土重来。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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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七大国有煤炭集团负债总额超过万亿，体量相当于山西省2015年的GDP，总体资产负债率达80%，山西煤炭的债务大部分在银行。（视觉中国/图）

“上个礼拜，基金经理打电话给我，他们非常担心。”近日，山西一家国有银行的高管任东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所在银行帮山西一家煤炭企业承销了债券，打电话询问的基金正是债券持有者，基金经理关心即将到期的债券能否兑现。

这是山西债券市场最紧张的时刻。2016年4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煤炭企业已连续发生两起债务违约以及三起债券暂停、取消发行事件。

中煤集团子公司山西华昱能源有限公司4月6日正式宣布，其一笔本息共计6.38亿元的短期融资券违约。这是首家煤炭央企出现债务违约，中煤是中国第二大煤炭生产企业。所幸有惊无险，经过多方筹措，几天后该公司得以足额偿付本息，并支付了违约金。

然而，另一家违约的安泰集团就没有这么幸运了。4月8日，安泰集团（600408.SH）发布“银行债务逾期”公告称，从2015年底开始，受宏观经济和行业形势的严重影响，安泰集团陷入了流动资金紧张、银行贷款逾期并且不断新增的漩涡中。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银行贷款等债务逾期3.9亿元，目前正在与债权银行协商解决。

安泰集团是山西介休市一家民营的大型选洗煤、焦炭企业，旗下拥有一家上市公司，正常运营的时候，拥有员工十几万人。

安泰集团债权银行一位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安泰集团贷款总额一百多亿，实际上经营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由于煤炭已被银行视为“压缩退出行业”，许多小银行纷纷抽贷，导致最后“抽不动了”，大的贷款到期也还不了了。

像安泰这样的大型民营涉煤企业在山西已经不多。2008年，主要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山西启动了煤矿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民营煤矿因不符合产能规模的要求，被兼并进入省属七大国有煤炭集团。

煤炭市场的自然荣枯周期是“十年上坡，十年下坡”，私募基金中经丰利CEO王豫刚长期跟踪研究山西煤炭产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2009-2011年的煤炭繁荣周期顶峰，山西大型煤炭集团大量整合中小矿井。再叠加2011-2013年高达13%-15%的市场实际融资利率，一些民营煤炭企业通过信托、民间信贷等方式获取资金的融资成本甚至达到20%。

2014年开始，众多扩建、新建产能开始释放，再加上下游钢铁、化工、水泥普遍产能过剩开工萎缩，导致煤炭企业不断降价保量。这是煤炭企业现金流近年来急剧恶化，被迫举债维持经营的重要原因之一。

山西煤炭的整体债务情况未曾披露，但因国企负债占了大头，所以可从省属七大国有煤炭集团中窥出个大概。

目前，七大国有煤炭集团仅公布了2015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焦煤集团、同煤集团、潞安集团、晋煤集团、阳煤集团、晋能集团、山煤集团分别负债1984.82亿、2107.06亿、1494.56亿、1694亿、1723.35亿、1728.94亿、725.24亿，负债总额超过万亿，体量相当于山西省2015年全年的GDP，总体资产负债率达80%。

“60%在银行，40%是债券之类的。”据任东风估计，山西煤炭的债务大部分仍在银行。但从去年开始，银行开始转化手中的煤炭债务，主要是帮助国有煤炭集团发行债券。债券的持有者大多是银行、保险、信托等机构投资者，基金也持有一些，像债券型基金最终将被个人投资者所持有。

• 信达参股的28家企业，大多现金流难以覆盖利息，还要举借更多债务，进入“庞氏融资”的企业有13家。（视觉中国/图）

多位山西银行系统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发行债券，从2015年开始，山西银行业向煤炭企业实行了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

如过去正常的情况下，贷款到期后，银行要先从企业收回款项再放贷。后来企业到期还不了，就给企业做“展期”，也就是延长还贷期限；还有一种方法是“再融资”，即企业从银行借新的贷款还旧的贷款。

可是如果前两种方法都用了，企业还是还不了利息，正常情况下这笔贷款应立刻划为不良贷款。但是现在，银行仍然会把利息款借给企业。

“利息都还不了，银行还借钱给你，实际上是把银行的风险敞口放大了，这不正常。”一位国有银行信贷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担忧。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上一轮“债转股”时，拥有了数百亿煤炭企业股权。从2012年起，信达在28家参股企业中，选取了17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展开统计。结果显示，现金流难以覆盖利息，还要举借更多债务，进入“庞氏融资”（即债务人的现金流既不能覆盖本金，也不能覆盖利息，债务人只能靠出售资产或者再借新钱来履行支付承诺）的企业有13家。

随着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风险蔓延，企业和银行只能携手共渡难关。截至2015年底，山西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881.65亿元，较年初增加123.62亿元，不良贷款率4.75%。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指出，信用风险已逼近警戒线。

“银行的信贷员现在一半时间都花在追要利息上。”在民营煤炭产业集中的山西省古交市，熟悉当地煤企生态的王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他还透露，古交民营的涉煤企业，贷款已经很少有正常的，大部分都处于“关注期”，如果情况再恶化就是不良贷款。

“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不想死，从银行的角度讲，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也不想让企业死。”王志说，目前山西提出的口号是“以化解优先”，在化解的基础上“能不进不良就不进”，因为一旦划入不良贷款，银行无论如何都有损失。

银行的损失，不仅是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坏账银行”时，打折打得很厉害。更重要的是，银行在煤炭企业的抵押物处置方面处于弱势。煤炭行业抵押的资产大多是采矿权、机器设备等，这些抵押物的市场价格在不断波动，银行无法进行预估。任东风拍卖过五年前估值非常高的私有采矿权，但现在这个形势下，“无人接手”。此外，因为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如果作为不良资产，处置起来非常麻烦。

任东风说，国有煤炭集团大约有20%的贷款都是没有任何资产抵押的信用贷款，“抵押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将来你怎么执行呀？”

• 山西煤炭业债务风险目前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身上，对于中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银行还会尽量保持原有贷款额度。（视觉中国/图）

为进一步控制风险，在山西银监局的统筹推动下，4月13日，十家代表银行联合成立的“债权人委员会”在山西省正式落地，希望鼓励银行一致行动，共同帮扶困难企业，并使“僵尸企业”有序退出。

依据这一制度，截至2015年年末，在三家及以上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债务融资，且债务融资余额在5亿元及以上，或债务融资余额1亿元以上，但已有不良或产生逾期的企业、企业集团，今后均需成立“债权人委员会”。

据《山西晚报》报道，山西省辖内亟须组建债权人委员会的企业共有233户，主要分布在煤炭、钢铁、焦化、电力、交通等主导行业。

多位受访者认为，山西煤炭业债务风险目前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身上，国有煤炭集团虽然困难，但风险可控。

“‘债权人委员会’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协调，五大煤炭集团只不过是挂个名而已。”参与“债权人委员会”组建的银行业人士许小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暂时遇到困难的中小企业，银行将共同帮扶，实在难以救活的，法律上采取债务保全这种方式进行处理，主要防止企业在剥离债务的过程中逃废债，给银行带来损失。

而对于中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银行还是会尽量保持原有贷款额度，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国有银行对山西煤炭企业整体的授信额度余地很大，例如截止到2015年9月末，同煤集团有银行授信额度合计1812亿元，其中还有995亿元剩余未用。

“我们也想收紧贷款，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许小平解释，因为一家银行收贷款，全部银行都会去收，而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倒下，都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银行违约还好说，债券违约就特别严重。”

在王豫刚看来，山西煤炭企业只要还能支付银行利息就可以了，毕竟比起1994-2001年上一个煤炭下行周期，情况还是要好不少，无论是煤炭企业还是各级职工，都在“黄金十年”积攒下了一定的家底，比如企业的采矿权基本实现资本化，同时煤炭集团旗下均有上市公司。

2016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长李小鹏在代表团开放日活动上表示，山西省就是要通过淘汰一批、延缓一批、重组一批、废除一批、核减一批等方式，坚决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优质产能。

许小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究竟是主动去产能还是被动去产能，在山西一直存有很大争议。主动去产能即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被动去产能则“要承担很多东西”，尤其像并购重组，需要许多资金运作，这些资金最终要有获利。最为棘手的是，并购方要承担全部的债权债务，还要安置被并购方的员工。

王豫刚认为，与内蒙古等地的煤炭企业不同，山西的煤炭企业规模大，有的甚至一家企业就是一座城市，“市场化解决”就意味着地方社会秩序受到较大影响。而始于2008年的煤炭整合，私人煤矿退出，国有七大煤炭集团高位接盘，可能正是山西煤炭困局的根源。

2016年1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奔赴山西，实地考察煤炭、钢铁两大行业的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多省主官、煤钢企业负责人的去产能座谈会。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会上汇报时表示，尽管产能过剩，但内蒙古过剩产能的企业中，基本为民企，他们也不找政府要什么支持，内蒙古不存在这方面的压力。

而山西则不同。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近日发布公告，要求全省所有煤矿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周日原则上不得安排生产，严格以276个工作日组织生产。还将减产份额逐个摊派在全省562座煤矿身上，减产量占2015年山西原煤产量9.44亿吨的25%。

在化解过剩产能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支出1000亿元，主要用于煤钢企业的职工安置，帮助煤炭钢铁等行业渡过难关。许小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西已经获得部分财政资金。另外，省里也要配套一部分资金。

• 信达手中持有的多家山西煤企股权至今未能处置变现，客观上造成了信达与煤企及地方政府的“双输”局面。（新华社/图）

上世纪末的国企“三年脱困”改革期间，大批经营困难的国企通过“关停并转”退出市场，银行也积累了巨额不良贷款。眼下被热炒的“债转股”，彼时也曾广泛运用于山西煤炭国企脱困，即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股权关系。

当时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由1999年成立的专司不良资产处置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处置煤炭企业不良资产的主力。它接手了山西、安徽、河北等地的煤企股权，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煤老板”。在山西，信达就同时持有同煤、阳煤、晋煤等煤炭集团股份，如果按照当时的谈判价格执行“债转股”，信达也将成为山西各大煤企的控股股东。

但是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启“煤炭黄金十年”。各地“债转股”煤企以及地方政府认为信达占了便宜。为此，双方一直没能将“债转股”落地，直到2005年，获得采矿权作价补充资本金的山西煤企重新夺回“控股权”，双方这才签署协议。其中，信达持股比例最高仍然达到了40%。

然而至今，信达手中持有的多家山西煤企股权仍未能处置变现，客观上造成了信达与煤企及地方政府的“双输”局面。

信达持有的是煤炭集团股权，不是上市公司股权，而煤炭集团多数负担重，盈利差，再加上制度因素，即便后来达成“债转股”协议，信达长期以来也难以获得分红收入。

同时由于信达持股比例较高，通常在煤企具有“一票否决权”。而煤炭集团自2008年整合后，需要大量建设资金，大体的思路是希望将集团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从二级市场进行融资。但信达显然不愿意看到优质资产不断从集团剥离。

王豫刚认为，作为上市公司而言，其对国有控股股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融资，实际上今日山西各煤炭集团的资金困局，与5年前行业高峰期未能利用好上市公司平台进行大量股权融资有直接关系。

他还指出，历史上，山西解决较好的“债转股”案例是中煤平朔，中煤集团通过回购中国银行在安太堡露天煤矿的股权及债权，实现了中煤能源的整体上市。此外，信达在冀中能源、开滦股份和盘江股份上的退出，则是通过集团股权置换上市公司股权来实现的。

如今，信达想要退出山西煤企依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股权转让给山西省国资委，另外就是置换成上市公司股权。而这两种方案都涉及最头疼的定价问题，在煤炭周期低迷的现在，定价则更为艰难。

2016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出新一轮“债转股”，他表示，可以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来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此轮“债转股”的对象聚焦为有潜在价值、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以国企为主。这类企业在银行账面上多反映为关注类贷款甚至正常类贷款，而非不良类贷款。也就是说，此轮债转股，并不支持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参与，同时财政不再兜底。

山西的煤炭国企并非没有机会。据王豫刚分析，此轮“去产能”山西各集团更应该借鉴“神华模式”。央企神华是集铁路、航运、港口、煤炭、电力、化工、冶金，以及产融结合于一身的能源集团，具备自身对冲能力。上一个煤炭低谷，正是神华大干快上的时候，神华的煤矿、电厂、铁路不断投产，技术上几乎领先两代，从而迫使其他竞争对手退出竞争。

许小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西正在研究新一轮“债转股”，不过仅限于小范围讨论，还没有拿出最终文件。

（应受访者要求，任东风、王志、许小平为化名）

山西煤业“黄金十年”的代价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冯叶

发自：太原 最后更新：2015-10-21



煤炭生产过程中随意处理的矸石，给山西多地带来无法挽回的环境污染。图为山西吕梁中阳县，村民在矸石场内捡拾炭块。 （CFP/图）

山西煤炭发展的黄金十年，暴利的煤炭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各种资源，它给煤炭大省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挤出了民营经济，终结了一度辉煌的轻工，并使大而不倒的煤炭企业成为了转型的沉重包袱。

得到的越多，越难以自由。

这句话好似说的就是山西。山西40%的土地都被埋下了历史的馈赠——煤炭，可这些黑色的金子却一次次把山西经济拖入泥沼。

山西并非没有尝试摆脱对于煤炭的依赖，但原先的产业基础丧失了，招商引资的机遇错过了，翻来覆去，能赖以生存发展的似乎依旧只有能源。

眼下，山西正向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基地”的方向迈进，比起之前“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定位，最大的不同在于，变输煤为输电。

或许，这是山西扭转经济颓势，最为现实的选择。

“黄金十年”

私人煤矿发展最红火的时候，在焦煤产区的临汾、晋中等市出现了“村村点烟”的炼焦盛况，并逐渐形成了煤-焦-铁-化等层次丰富的产业链。

很难想象，山西曾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

晋商时期的山西是全国金融中心。阎锡山时代，在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山西却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有着包括各类轻重工业的西北实业公司。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也一直是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早在“一五”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工业项目中，山西就占据了18项。“二五”期间国家继续加大对山西的投资。其间，山西形成了重型机械、铁路机车、军工、钢铁、化工、纺织、食品、电力、建材比较合理的工业格局。

变化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对煤炭需求量剧增，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倡导下，山西省委、省革委于1979年9月19日，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了一个名为《关于把山西建成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报告》。

1980年，国家回应了这份报告，支持山西做强能源基地，重金支持煤炭产业。1983年，要求切实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国家又放宽了对煤炭行业的管理政策，鼓励群众集资办矿。

“2000年以前，煤矿发展不行，村长实在弄不动了，找个人把矿接了。”一位熟悉煤炭发展的山西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随着煤炭行情好转，个人发家成了‘煤老板’，实际上早前人家是背了包袱的。”

私人煤矿发展最红火的时候，在焦煤产区的临汾、晋中等市出现了“村村点烟”的炼焦盛况，并逐渐形成了煤-焦-铁-化等层次丰富的产业链。

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山西家族正是从2001年开始涌现，2005年及今后的一段时间攀上了历史高峰，如2005年上榜的10个富豪家族，6个都涉及煤焦化，现在已被警方带走的张新明，当年曾执掌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以12亿身家在榜单上排第151位。

随着2000年左右中国经济进入繁荣周期，煤炭需求狂涨，煤价攀升，山西迎来煤炭发展的黄金十年，一煤独大的经济格局由此开始形成。

山西省长李小鹏公开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山西已累计生产140多亿吨优质煤炭。但山西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山西省国土部门的资料显示，至2015年，山西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770亿元；至2020年，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850亿元。

“一煤独大”产业结构下，“民营经济发展不足”亦被写入2015年山西省政府报告中。《山西日报》近日的一组数据显示，山西省民营企业总量不足，蛋糕太小，中小企业户数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的比重不到1%，每万人拥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户数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8%和64.4%。

而仅有的民营经济成分也结构失衡。其中，资产在1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80%以上是涉煤企业，且大多数处于产业链末端。

轻工因煤而凋敝

暴利的煤炭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力和资源，政府再怎么鼓励完成原始积累的煤老板们多元化发展，也于事无补。

如果不是后来成为全国煤炭能源基地，山西也许会成为轻工行业大省。

一位熟悉山西轻工发展的省政府官员李红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西轻工最好的时候是1970年代，当时轻工重工的比例是3∶7，“那会山西什么都有，包括自行车、缝纫机、电冰箱、洗衣机以及纺织业在内的大轻工。”

强盛的轻工业缔造了一系列山西品牌，如驰名全国的海棠洗衣机、春笋电视机、华杰电子表；新中国成立以来4个洗涤剂厂，北京熊猫、上海白猫、天津洗涤剂厂，第四个就是太原芳芳；全国3个脂肪酸厂，大连一个，唐山一个，第三个就落在山西长治；甚至当时中国最大的日化研究院也在山西。

据李红生回忆，山西早期还拥有几十个无线电厂，但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仅太原就有2万无线电技术人员辞职下海去了深圳。“最早太航仪表厂（中国第一家航空仪表厂）的学生玩航模，全国都是有名的，航模就相当于现在的无人飞机。”他说。

可惜的是，在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的初期，山西轻工几乎全军覆没。“山西有这个条件，但是不重视，投入少”，李红生认为，这是养尊处优的山西轻工在突然遭遇市场竞争时，毫无招架之力的根本原因。

他举例说，与海棠洗衣机一样，海尔公司起初也诞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当其逐步发展壮大后，山东省在青岛划出一块土地来让其发展。而曾让海尔望其项背的海棠，却生于偏僻闭塞的长治县苏店镇，死于苏店镇。

另外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目前山西日化行业唯一的旗帜——因奇强洗衣粉而著名的南风化工就曾因缺乏资金，而多次易主。

南风化工前身建立于1948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是运城市的一张显赫名片。南风化工占尽了资源优势，市场曾用一个等式来形容南风化工的企业价值，即：南风化工=钾盐基地+全球第一的芒硝基地+中国死海。其中，洗衣粉中的芒硝添加剂80%就产在山西运城。

但在遭遇迅猛的市场冲击时，南风化工原来的大股东运城盐化局，由于其非经营性质的属性，无法支撑南风化工的发展。南风化工因此引入央企中国盐业作为第一大股东，期望获得资本支持，然而四年磨合终告失败。最终，南风化工被山西焦煤集团所兼并，却也错过了做强品牌的最佳时机。由于没有形成产业集聚，运城的大部分芒硝仍然只能以资源的形式出售。

当一煤独大的经济格局逐渐形成后，政府再怎么鼓励完成原始积累的煤老板们多元化发展，也于事无补。暴利的煤炭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力和资源，对其他行业产生了排斥。

“煤炭形势好的时候，财政的钱80%都投到煤炭上去了。”李红生无奈地说，“老板们也不想干别的，挖煤日进斗金，拿麻袋装钱，没必要转型。”

被誉为“山西转型标杆工程”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本是由吕梁10位“煤老板”计划投资50亿元打造的汾酒园区，但其中最著名的三位——贾廷亮、邢利斌和袁玉珠，均已被警方带走，导致项目成了半拉子工程，直到最近才传出有人接盘的消息。

“现在山西要重点发展玻璃陶瓷，但是这个东西内销特别少，怀仁、应县瓷厂的日用瓷占了低档瓷的80%，太便宜了，一个碗2元，撑不起经济。”李红生说。

改革等待下文

山西不是没有想过改革，国企改革，招商引资，推进煤炭企业产权、股权的多元化都曾大张旗鼓进行，却往往没有下文。

在煤炭的“黄金十年”中，能源大省山西并非没有机会更新观念，发展“非煤”产业。

事实上，多位山西领导都曾提出向非煤产业转型，却往往没有了下文。

比如，2005年，曾任深圳市市长、湖南省常务副省长的于幼军出任山西省长，第一件事便是国企改革。

“2005年一上班，他就开始带领有关部门研究。”一位接近于幼军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于的思路是想让国企通过改制激发市场活力，再破产退出一批落后产能，“意思就是很多国企压根不用改了，直接退出市场。”

第二件事是招商引资。2007年山西珠三角（广州）投资合作洽谈会，出人意料地向煤炭与能源项目齐齐亮出“红牌”。全部2498个项目中没有一个是与煤炭、能源相关，取而代之的是山西省“十一五”规划中鼓励发展的优势产业和行业，涉及农业、工业、交通基础设施等十余个领域。

对于山西的“病症”，于幼军曾对媒体介绍，山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外资的进入很不够，到2005年，改革开放25年山西利用外资累计23亿美元，每年不到1亿美元，“不及广东、深圳一个村的水平”。

然而，不到两年，于幼军突然调离，改革戛然而止。

如今，山西的GDP与招商引资大省的差距越拉越大。2014年，山西一个省的GDP规模1.28万亿元，还赶不上苏州一个市的1.37亿元。“太原一个省会城市的GDP还没有江苏一个工业园区的大。”国家电网山西分公司一位人士说。

当新一轮山西转型的声音再次响起，是否会有新的结局？

大而不倒的煤

被行政之手整合而成的超大煤矿国企，如今都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大而不倒。

2008年9月，因山西发生“9·8襄汾溃坝”事件，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王君赶赴山西调查溃坝事故原因，就地转为山西省代省长，接替早些时候引咎辞职的省长孟学农。

煤炭产业重组由此成为山西日后三年的工作重心。曾在山西煤炭系统工作26年的王君亲自挂帅，担任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组长，启动了山西省煤矿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整合。

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民营煤矿因不符合产能规模的要求，被兼并入省属七大国有煤炭集团，只有少数几家大型民营煤企被列为整合主体，大部分民营资本逐渐淡出煤炭行业。

一位山西煤炭集团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几大煤炭集团还有央企都一窝蜂地去抢煤矿，也恰恰因此而吃亏，“一个媳妇几家抢，价格自然就抬高了”。

加上当时恰值煤炭价格的高点，抢回来的小煤窑要进行扩建，等两年后具备出煤条件后，煤炭价格也下来了，“当年高价抢回来的小煤矿现在很多成了负担，还有些根本不具备开采条件。”上述人士说。

国企整合后，煤炭产量更成倍上涨。以大同煤矿集团为例，2009年同煤集团成立60周年时，动力煤产量共17亿吨。而整合之后，从2010年至2014年短短5年间，同煤产煤量就达到了7.19亿吨。

被行政之手整合而成的超大煤矿国企，如今都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大而不倒。

2015年上半年，山西七大煤炭集团中四家亏损，三家近利润下跌均超过70%。矿井老化、煤种不佳的同煤集团亏损最多，超过4.5个亿。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80万职工家属的同煤也不能随便减少产能，“私企倒闭就解散了，国企不行，负担很重。”上述人士说。

“越来越多的资源枯竭，老国有煤矿由于缺乏扶持政策，破产后不能解决社会职能分离及人员彻底分流安置，无法实现正常退出，特别是随着近几年煤炭市场的持续下滑，这些老煤矿亏损更加严重、雪上加霜，企业负担越来越重。”2015年两会期间，同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有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沉重的煤炭企业，也成为了山西转型的一个大包袱。

（应受访者要求，李红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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