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仙居桐江

仙居历史上的书院

仙居历史上的书院，曾在台州都产生过举重轻重的影响。...

落日楼主按：我国的书院作为地方教育组织，最早肇始于唐代，成型于宋代，并一直延续至元、明、清三代。仙居的文教开始于宋代陈古灵主政时期，故创建书院的历史也可以上溯到宋代。

仙居最早的书院是桐江书院，由晚唐诗人方干的第九世孙方斫所建。方斫，字宗璞，号子木，世称韦溪先生，为宋乾道八年特科进士。据文献记载，方斫创建桐江书院与当时大多数书院一样属自行筹款，而他则完全凭借家族的力量，“旁置义田“数十亩，以备四方来学膏火之费。桐江书院建成后，虽然继之而起的还有上蔡书院和桐林书院，但尤以其最为人文荟萃，盛极一时。淳熙九年（1182），朱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兼主管台州崇道观，曾慕名遣子就学于桐江书院，并手书“桐江书院”、“鼎山堂”两匾额；南宋第一位状元王十朋也曾负笈来游，并手书“东南道学世家”、“理学世家”两块匾额。嗣后，虽然屡经兵燹兴废，如宋亡后曾一度废弃，但元代皇庆年间，族人方志道又以了重建；还有如清代前期曾颓为废墟，然清朝同治九年（1870），族人方松亭又在其废墟上进行了重建。而事实上，桐江书院一直存续到了民国（改为了宗祠），并成为了对仙居的文教影响最为深远的书院之一。

宋元鼎革之后，仙居书院中可与桐江书院相媲美的则有安洲书院。按《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元代时，科举制度被废除，富家子弟多不读书，而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为胥吏以求仕途的，也有挟册哦诗以糊口于四方的，惟独翁森以儒术设教化其乡民。而翁森以儒术设教的地方，即其于元至元（1264—1294）年间，“取朱熹白鹿洞学规以为训”所创建的安洲书院。安洲书院位于县东二十五里，其虽然地处边鄙之地的仙居，却可能是当时台州最负名望的书院。如《光绪仙居县志》曾数次提到跟从翁森游学的前后至八百余人，足见其所谓的“彬彬称盛”，实不为过；还有如与翁森同一时期的临海诗人杨同翁，书法家周润祖，诗人项炯、陶德生等名士大儒都曾就学翁森门下，则足见书院影响之广。然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正如元代临海学者陈孚在《安洲乡学记》中所说的“独骇夫江之南台之无学也，犹幸翁子之乡之有也”，则更使安洲书院在元代台州文教史上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性意义。

明朝建立之后，由于政府推行县学和社学，仙居的书院一度沉寂。据《康熙仙居县志》记载，明洪武年间，皇帝下诏每个县在儒学旁立社学，每里亦然，聘请老师以儒学教化乡间聪明的子弟。明正统年间，又再次下诏督促此政策的推广。虽然，仙居推行该项政策迟至了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由知县汪梦说在县学之西设立社学开始，后相继在河埠、白塔、净乐寺（四都）、界岭四处乡约所之旁设立社学，以训乡之子弟，但县学、社学事实上对书院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压制作用。所以，纵观有明一代，仙居只新增了一所蓼溪书院，而原有的桐江、安洲、桐林、上蔡书院则又都趋向了衰败，以至于桐林、桐江书院在清初中期还一度被废弃。

清代虽然仙居的文教不绝如缕，但却是书院再度兴盛的朝代。究其原因，清代前后期的战争、变乱在其中起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先是明清的易代战争和“三藩之乱”，使得仙居生灵涂炭，民人死伤惨重，生活贫困化，无力于科举，加之波及台州六邑的“台州两庠退学案”，科考学额受限，更使得仙居的文教雪上加霜，民风开始趋于尚武。其后，特别是由于仙居乡民在抵抗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的成果受到了统治者的赞许——左宗棠专为仙居传旨嘉奖“仙居文学额十二名为十五名，武八名为十一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仙居文教的颓废气息。而与此同时，主政仙居的县令余丽元与一些乡绅们则开始了“运动式”的兴办义塾、书院活动。

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清同治年间，单由余丽元主持的就新设或恢复了崇正、丽正、蒙正、经正、居正、启正、安洲书院等八座义塾、书院，此外加诸白岩讲舍、春风书院、秀溪书院、桐江书院等原有的或新建的，仙居的义塾、书院总数达到了十七座。当然，清代末期仙居义塾、书院的恢复和创建，从决定论上讲，终究未能扭转一邑文教的颓局，因为在其后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取消了，而综观有清一代仙居的进士登第者，也只有文科1人，武科8人。不过，这些义塾、书院的恢复和创建，却对民国后的仙居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桐江书院在民国初被改作祠堂后，不久便成为了山下小学。此外，还有许多义塾和书院后来也都成为了小学或中学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