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的西北文献与敦煌学研究

1946年至1948年，张舜徽先生任教于国立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任教的两年多时间，是他学术研究生命中的重要时段。教学、读书之余，他凭借地理之便，积极搜求西北文献和敦煌学文献，最终利用敦煌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撰成了《敦煌古写本...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张先生1946年至1948年任教于国立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在西北的愉快经历，使他有了浓厚的西北情结。他在1950年的一份《自传》中说道：“兰州气候较北平尤好，夏天更宜避暑，瓜果至美，令人久留不忍去。加以西北青年朴实敦厚，刻苦耐劳，我和他们感情至为融洽。每星期又兼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课数小时。生平教书读书之乐，以此时为最。”[1]很显然，在西北任教的两年多时间，是他学术研究生命中的重要时段。目前，学术界对张先生在西北期间的教学、科研、交游等情况均已有所论列，而对张先生的西北文献研究，尤其是敦煌学研究，关注很少。[2]笔者不揣浅陋，谨依据《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等有关资料，对张先生的敦煌学研究略加梳理，期盼对探讨敦煌学术史、考论张先生学术思想有所补益。

张先生自称早年讲学兰州，“访古探奇，殆无虚日”[3]。从《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来看，确实如此。张先生1946年11月3日的日记记载：“巳刻，有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教授何乐夫先生（名士骥，浙江人），率其弟子乔敬众（河南人）持刺来与余相见……谈至正午，旋邀之入市肆用膳……食毕，同至中华路寄卖商行，看唐人写经二卷，乐夫审定为敦煌故物，余以国币四万五千版得《金光明经》一长卷以归。”[4]11月13日，张先生赴兰州图书馆参观文物展览，他认为陈列的展品“率平平无珍异品，惟敦煌石室写经二大卷，书法至美，视余所收购者远胜矣。”[5]

除了在市场上购买敦煌故物、在图书馆观赏敦煌写经，张先生还经常从碑估手中购买珍稀碑刻拓本。如1946年11月19日，“碑估送来《张怀寂墓志铭》及《景龙观钟铭》拓本各一，俱精好，乃以楮币万版得之……一日之中得斯二物，弥用欣喜。”[6]11月28日，“碑估送来文征明诗刻拓本及赵子昂草书石刻拓本各四帧，考文书石刻在岷县，而赵书石刻在天水，二拓本为时尚早，宜可收藏，以万金得之。”[7]尤其是11月4日，他从碑估手中得到了《三老赵掾碑》的拓本：

薄暮，碑估张髥送来钞本《校碑随笔》四册，卷首下题“定海方若药雨甫著”，张髥谓为未刊之稿，眉端有考正语，似为谙于石刻者所批也。又三老赵掾之碑拓本一纸，凡二十二行，行三十二字，字大六、七分，甚工整，末行尾署曰“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则汉碑也。张髥称为赵宽碑，近五年内新出土于青海者，余疑不能定，留二物于余斋中，细考定之。[8]

经张先生鉴定，《校碑随笔》并非“未刊之稿”，此书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三月即已付印，其中补遗数则为宣统二年（1910年）夏五月续印时所增入。《三老赵掾碑》确系汉碑拓本，是否为“赵宽碑”则尚有疑问：“此碑首二语曰：‘三老諱，字伯然，金城浩亹人也。’‘’字碑中凡数见，俱从穴，甚明白，若误读为‘寛’，又与‘伯然’之字不应，知其必非‘寛’字，容后详考。”[9]

与学者之间的交往，对张先生“访古探奇”的帮助更大。1946年11月5日，张先生前往西北师范学院拜访何士骥教授，何教授介绍张先生与刘文炳（耀藜）、冯国瑞（仲翔）两教授相见。“刘年七十有二，清季举人，又尝游学日本，经史之学皆有根柢……与之语，固恂恂君子人也”，“冯年四十余，博涉多通，又擅词章，乐夫极推重之”。言谈之中，冯国瑞向张先生讲述了三老赵掾碑出土之事：

闻其（冯国瑞）往尝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居西宁甚久，因询及三老赵掾碑出土事。仲翔言此碑实出现于三十一年四月，初，偃仆于青海乐都县东郊十里许之白崖，询之土人，则前岁修路时发掘得之，无有识其为汉碑者。原甚完好，无有剥落，迨为当道所闻，舟载之至西宁，途中倾颠，碑遂中断为二，幸损字不多，今存青海图书馆。汉碑存于今而完好若斯者，盖不一二觏也。仲翔并出示其所撰跋文三篇，俱典覈，足以取信于后。惟仍题曰“赵宽碑”则又私心不敢苟同者也。[10]

“”字有两种解释，一作“寬”，《龙龛手鉴·穴部》：“，音寬。”“”与“寬”音同形近，当即“寬”的俗字；又作“覓”，《字汇补·穴部》：“，《韵经》：‘与覓同。’”[11]碑文称：“三老諱，字伯然”，按照文义，称“赵宽”比“赵觅”更适合。张先生在1947年初，致杨树达先生的书信中即称该碑为“赵宽碑”：“舜徽入陇忽忽半载，自读书教书外，亦颇有友朋讲论之乐。时复访古探奇，留心金石。而近事有足纪者，则汉三老掾赵宽碑出土于今之青海乐都县，实为艺林盛事。”[12]信中还涉及赵宽碑部分内容的考证：

碑文两称“皇考”、“烈考”，即为其子璠所造无疑。宽以元嘉二年卒，卒后二十八年，璜（当作“璠”）始立此碑，越今一千七百六十余年，复见于世，得非山川之效灵乎？碑中叙事，与《汉书·充国传》稍有出入，举凡先世坐罪事，悉从省汰，为尊者讳，礼固宜然。又有“战斗第五”之语，疑“第五”为地名。《晋书·地理志》：张轨分陇西，置狄道郡，所属有“第五”一县。或即其地，未能详也。伏思积微丈湛深于金石考证之学，而尤熟于班书，苟出暇日撰为题跋，实大有裨于来学，不识能发兴为之否？[13]

张先生在其晚年论著《爱晚庐随笔》中，又一次论述了《赵宽碑》的价值：“青海乐都县，在汉为金城浩亹地。一九四二年四月，以修治公路，于县境老鸦峡之白崖掘得石碑一方，额题篆文曰：‘三老掾赵宽之碑。’文字完好……当时偃仆道左，无有识其为汉碑者。迨为当道所闻，车载之至西宁。长途倾颠，后遂中断为二，幸损字不多，可资以补证汉史者所在皆是。其石今存青海图书馆，外间拓本绝少。……汉石之存于陇右者，如《耿勋碑》、《西狭颂》，皆摩崖大字，灭坏已甚。若此碑未经风雨剥蚀，完好如新，实为艺林瓌宝。篆额数字，酷似三体石经，而碑文隶法极与《熹平石经》为近，惜中断处有二三字剥落耳。”[14]

鉴于《赵宽碑》的重大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张先生曾“捶取十本，分寄南北学者，以广其传”[15]。张先生所得《赵宽碑》拓本，为石碑中断后之拓本，当冯国瑞告知《赵宽碑》有未断之拓本时，张先生多方寻求，最终未能得见，令他惋惜不已。冯国瑞还告诉张先生“此间士绅有曰张香冰（作谋）者，藏有敦煌石室旧写本刘向《说苑》一卷，与今本不同之处至多”[16]，并表示可以介绍张香冰给张先生认识，使张先生能够借观写本《说苑》。后来，在冯国瑞的介绍下，张先生从张香冰处借到了《说苑·反质》残卷写本。

张先生搜求敦煌写卷，除了欣赏写卷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利用写卷来勘正古书。他借到《说苑》写本后，以三天的时间，与今本相校，写成了《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

至于张先生写成《校勘记》一文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在1946年，而事实上是在1947年年初。据《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所言，张先生1947年1月2日才借得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1947年1月4日，张先生表示校毕《说苑》后，当缮写为《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附于《积石丛稿》之尾刊布之。[17]又，张先生在致杨树达先生的一封信中说道：“舜徽来至此邦，常欲得石室中卷轴以勘正古书……独有嗜古之士张君香冰，精赏鉴，富收储，因友人之介，得假观其所藏古写本《说苑》残卷，石室中遗物也。……信为唐人写卷无疑。足以订正今本讹误脱漏者都百余事，已缮为《校勘记》一卷，谋付排印以公诸世，俟印成当邮呈教正。”[18]此信落款时间为一九四七年正月廿三日，即公历1947年2月13日，此时《校勘记》尚未刊印。现今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积石丛稿》，内含《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扬州阮氏学记》、《乾嘉三通儒传》、《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五种论著，是张先生寄送给钱基博先生的印本，扉页有“子泉先生正之，丁亥春日，舜徽寄自兰州”之语。丁亥年即为1947年，因此《校勘记》的完成时间、刊行时间都是在1947年年初。[19]

《校勘记》初附于《积石丛稿》，后来又收入齐鲁书社出版的《旧学辑存》之中。文章一万多字，堪称校勘文章中的精品，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叙述借得《说苑》写本的缘由，并鉴定其真伪。张先生称：“余以丙戌之秋，来游陇右，访古探奇，殆无虚日，颇欲得敦煌写卷以勘正古书。问诸故老，则数十年间，为好事者搜罗尽矣。……其后得交天水冯仲翔教授，为余道其事尤详。仲翔又称此邦好古之士张君香冰，藏有古写本《说苑·反质篇》残卷，敦煌石室中物也。张君宝爱之，踰三十年，不轻示人，暇可偕往一观。余闻而惊喜，因仲翔之介，访张君于滩寓庐，出示所藏明清人书画真迹，赏览终昼，叹为富美。末乃发椟出此卷，书法秀绝，运笔与上虞罗氏景印之《隶古定尚书》残卷略同，而字之工整过之，信为唐人写本无疑，把玩移时，不忍释手，主人惠然见假，余因携归。”[20]

2.判断《说苑·反质》残卷的校勘价值。《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的完成，本身就说明写本《说苑》有供校勘的价值，且冯国瑞事先告诉过张先生，写本《说苑》与今本“不同之处至多”。

3.广罗异本，进行校勘。张先生校对《说苑·反质》，以敦煌古写本为主，“取明程荣校刊本（即涵芬楼景印汉魏丛书本），平湖葛氏传朴堂藏明钞本（即《四部丛刊》本），及坊刻诸本，杂校之。”[21]其中坊刻诸本包括了崇文书局本，如第五章“丹朱敖虐，好漫淫荒，不修理化”条校勘记写着：“今本俱无‘荒’字，明钞本‘敖’作‘倣’，程本、崇文书局本‘敖’作‘慠’。”[22]

4. 总结今本、古本致误之由。张先生将残卷与今本相校，从知今本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冯意妄改者亦半也”。具体说来，今本致误有十二类：有字画分毫之差而关系弥大者、有一字讹误而文义不显者、有一字灭烂而辞旨未明者、有误夺一字而句意欠完者、有误倒一字而语气全晦者、有讹误数字而意义不通者、有夺脱数字而旨趣随失者、有学者旁记之字阑入正文者、有上下语相对而下句误倒一字者、有上下语相对而下句误衍一字者、有上下语用字重叠而下句妄删者、有原文甚长而传写省约其辞者。[23]今本谬误甚多，古本笔误也不少：“至于唐人写书，亦多笔误。如旗之作祺，陛之作阶，刑之作形，遗之作贵，贼之作则，椟之作遗，屦之作屡，帷帐之作惟怅，无烦悉数，自可反隅。学者一览瞭然，又不必固守旧本循讹袭谬也。”[24]

5.推测敦煌石室原来的储书情况。张先生称：“敦煌石室发见之卷轴，十九属佛经。凡著录于《敦煌劫余录》、《敦煌缀琐》及法人伯希和所编《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者，间亦有群经、《老》、《庄》、《文选》诸残卷，而两汉子书不少概见。《说苑》原书二十篇，今此卷虽止存其末帙，实海内外孤本，尤堪珍异。且由此可知石室中写卷初本遍及四部，特今日散佚不能尽见，为可惜耳。”[25]

《校勘记》不仅结构清晰，内容完整，所体现出的校勘方法与校书态度也值得称道，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标明《说苑·反质》章次，以便校勘。“《说苑》每篇不标章名，而叙次章段自分明也。今校此篇，若不标明章次，则易致混淆，故依《四部丛刊》景明钞本，釐全篇为二十四章，首三章已全脱，第四章亦灭烂十余字，余均完好，讫卷末。”[26]

2.运用对校、本校、理校等多种方法校定文字。第六章“淫泆者，文饰之秏也”条云：“今本作‘淫泆者，久饥之诡也。’案：古写本作‘文饰’，是也。下文云：‘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泆者，未之有也。’正所以申明其义，今本讹作‘久饥’，谬甚。”[27]此条校记运用了本校法。第四章“为可常，行可又”条云：“今本‘常’作长，‘又’作‘久’。案：古写本作‘行可又’，初疑‘又’字为‘久’字形讹，嗣审思之，乃知即‘言思可再，行思可复’之意，非误字也。”[28]此条校记用了理校的方法。第五章“上乐以刑杀为威，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条云：“今本‘下’字上有‘天’字。案：此二语相对为文，上下二字，又相并立义，古写本不作‘天下’，是也。下文又云：‘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服以慢欺而取容。’亦以上下二字对举。”[29]此条校记综合运用了本校、理校等校勘方法。

3. 不迷信古本，唯求其是。第八章“于是经侯杜门不出，侍死”条云：“今本‘侍’作‘传’。案：原文‘侍’当作‘待’，写书者恒以从彳之字，误作亻。古写本此卷中‘徒’、‘役’字悉作‘’、‘伇’，其明证也。”[30]

4.不能判定古本、今本孰是者，存疑。第四章“长无用矣。夫好淫泆，非圣王之所急也”条云：“今本作‘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案：循古写本文义求之，则‘长无用矣’四字当连上句‘则恶事夫奢物也’作一句读。‘夫好淫泆，非圣王之所急也’句，乃下文发端语矣。循今本文义求之，则‘长无用，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乃总结上文之辞。”[31]

张先生校勘《说苑·反质》之前，先鉴定古本的真伪、并判断有无校勘价值。校勘时，在版本方面，以古本与程本、明钞本、崇文本等相校，以古本为主，又不迷信古本；在校勘方法上，运用对校、本校、理校等多种方法进行校对。校勘完成后，总结今本、古本致误的原因，并推测敦煌石室原来的储书情况。[32]整个校勘过程，次序井然，堪称校勘文章的典范。张先生《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一文，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首先，《校勘记》刊布于世，实际上扩大了古写本《说苑·反质》的流传范围。古写本《说苑·反质》旧为张香冰所收藏，不轻易示人。张先生借得写本《说苑》后，细心校勘，撰成校勘记，附于《积石丛稿》之末，印行于世，更多的人由此可以得见古写本《说苑·反质》的内容。

其次，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后来又有佚失，张先生当时所见残卷，内容较现存残卷为全。张先生所校之本，“首三章已全脱，第四章亦灭烂十余字，余均完好，讫卷末”。今敦煌研究院藏有古写本《说苑·反质》残卷，编号为“敦研328”，即张先生当年所校之本。[33]该藏本“首缺尾全”，可惜的是，它是从第五章“秦始皇帝既兼天下”开始的，第四章“禽滑厘问于墨子”已全部佚失。张先生校勘第四章，留下校勘记16条，客观上保存了古写本“禽滑厘问于墨子”章的部分原貌，其价值自不待言。

再次，在《校勘记》中，张先生用古写本与今本相校，纠正了今本的许多讹误，使很多费解的文句豁然可通，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说苑·反质》提供了方便。比如，古写本“晏子饮景公酒”章末句云：“岂过哉，吾讬国于晏子也。以其家货养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与寡人谋国乎？”[34]今本“过”下有“我”字，“货养”讹作“贫善”。学者依今本作解，多不得其意，且容易产生歧义。台湾学者卢元骏解释该句道：“晏子是责备我的不是吗？我想把齐国托付给他。借着他家贫为由，这样委婉地劝寡人，不要我太过奢侈，何况与寡人一起治国呢？”[35]王锳的解释是：“能责备我不对吗？我把国政托付给晏子。因为他家贫却善待我，我不想使酒宴过于奢侈，何况他要与我共谋国事呢？”[36]卢、王两位学者解释不同，根源即在于沿用了有讹误的今本，若按照古写本进行解释，自可避免此失。

最后，张先生校勘《说苑·反质》，在校书态度上，实事求是，重视古本，又不拘泥于古本；在校勘方法上，善于运用对校、本校、理校等方法；在校记写作上，条理分明，次序井然，这些都是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的。

张先生既有利用敦煌写卷校对古籍的经验，后来在论述校书的依据时，便不局限于宋元旧椠，而主张要扩大取材的范围。他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说道：

过去学者们进行校书工作，大半是采用许多较早、较好的本子来供校勘。特别是从有刻本以后，大家便根据宋元旧椠为底本，像清代校勘家们，便在这里面做了不少工夫，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在今天，便不应停留在这一境地，所根据的底本，也不应局限于宋元旧椠了。就实物言，有龟甲和金石刻辞；就书卷言，有汉初帛书、六朝唐人写卷，都可以拿来校订古书。所以取材的范围，自然较过去广阔多了。”[37]

张先生特别强调了敦煌石室写卷的价值，认为是校勘古书的重要依据：“至于雕版以前的古写本，对校勘工作为用更大……又如近代发现于敦煌石室中的六朝隋唐人写卷，包括了许多经传和可贵资料在内，更是校勘古书的重要依据。近人影印下来，编入《鸣沙石室古佚书》、《佚书续编》、《古籍丛残》中的已很多，学者自可凭藉它校勘古书。有些单篇别行保存在唐人写卷中的，更须重视。”[38]这种意见无疑是很中肯的，值得后人珍视。

[1]据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藏《张舜徽卷》之《自传》。

[2]目前学术界论述张先生敦煌学研究的文章，仅见王继如《张舜老与敦煌学》（周国林主编《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1-267页）一文。

[3]张舜徽《爱晚庐随笔》，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4]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616-617页。查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现收藏此经，系张舜徽先生捐赠。

[5]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647页。

[6]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664-665页。

[7]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683页。

[8]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619-620页。

[9]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620页。

[10]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622页。

[11]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2版），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2921页。

[12]杨逢彬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69页。

[13]杨逢彬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第170页。

[14]张舜徽《爱晚庐随笔》，第9-10页。

[15]张舜徽《爱晚庐随笔》，第10页。

[16]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622页。

[17]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737-738页，741-742页。

[18]杨逢彬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第171页。此信《讱庵学术讲论集》中也有收录，题为“致杨树达先生论汉碑书”。参见张舜徽《讱庵学术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709-710页。

[19]学术界称《积石丛稿》本为1946年兰州排印本，相沿已久，笔者引用时，姑且保留此称。

[20]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积石丛稿》，兰州：兰州开元印书馆承印，1946年，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第1页。

[21]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1页。

[22]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3页。

[23]参见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10页。

[24]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10页。

[25]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10页。

[26]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1页。

[27]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3页。

[28]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2页。

[29]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2页。

[30]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5页。

[31]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2页。

[32]敦煌石室写卷遍及四部，已为出土文献所证实。

[33]参见王继如《张舜老与敦煌学》，周国林主编《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第263页。

[34]张舜徽《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第7页。

[35]卢元骏注译《说苑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22页。

[36]王锳、王天海译注《说苑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99页。

[37]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38]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84页。

文章刊载于《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1期，如要引用请参考纸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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