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消失的继承者们

这背后有多少50后、60后一夜白头，有多少90后一夜长大，我们不得而知。...





作为生长在浙江宁波地区的一名90后，我印象最深的是家乡那块儿“老板多”。

浙江最出名的就是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几乎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金字招牌：诸暨的袜业、义乌的小商品、永嘉的钮扣、嵊州的领带业曾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5%、70%、85%、和90%，温州打火机更是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还有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和化纤、海宁的皮革和服装、台州的精细化工……（注：这些数据均以2005年为准，2008年以后浙江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

对于浙江人来说，“产业集群”、“块状经济”绝不是虚幻的名词，是实在的好处。我的家乡位于浙东盆地山区和浙北平原交叉的地方，耕地少，又没港口，自然资源较为匮乏。上个世纪80年代后，我们那里的塑料模具逐渐成为一个产业集群，自2005年至今，家乡的塑料销量长期在全国的10%以上；2015年塑料交易量大概占全国10%，涉塑产业销售占比约为7%。

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对我的家乡知之甚少，但是在塑料模具行业内人士的口耳相传中，它的名字却是如雷贯耳。从1999年开始，中国塑料博览会已经在我们县城举办了17届。每次都场面火爆，展销铺位一铺难求，博览会期间，市区的几家五星级酒店需要提前1个月以上预定且一概不打折。（注：2015年的第十七届展会就吸引有效客商2.4万人，实现交易总额35亿元，配套活动更是促成了13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达33.98亿元。）

和大多数中国的民营制造业一样，浙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专业化程度很高，具有数量多、规模小的特征。如此一来，“老板”自然是不少。从小到大，朋友的父母凡是开厂或者名下有实业的，不论大小，出门都会被尊称为“老板”。

有这么多老板，他们的下一代自然是大家眼中的“富二代”们。哪怕在少不更事的孩童时代，小伙伴们凭着一点懵懂的攀比心也大致明白同伴中谁谁的父母有很多房子有很多资产。那时候，韩剧长腿欧巴李敏镐的《继承者们》还没有火遍大江南北，但我们身边那些小“继承者们”多少都明白自己在家族企业中的身份和定位。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北大念书，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傻傻在黄金剩斗士的路上狂奔。儿时小伙伴的生活也波澜不惊按照“富二代”的剧本平稳进行。直到2013年，一个叫“担保”的石头开始在家乡激起了千层浪。

消失的继承者们

A姑娘与我同龄，也是我儿时的玩伴。她盘靓条顺，家境优渥。她的父母自1995年起就先后办起了塑料制品、水暖洁具生产企业，虽创业维艰，但经过近二十年的拼搏，两家厂子办得风生水起，年景好的时候利润可逾千万。

2013年我俩本科毕业，我苦逼地过上了“灭绝师太”的博士生涯，她坐在了家族企业的办公室里开始为接班做准备。在一众同龄人还在考虑毕业后如何凑首付买房的时候，她的父母已早早地在她的名下安了一栋城区好地段的别墅。家族企业蒸蒸日上，父母尚且年富力强，业务和管理也可以慢慢上手，继承者的生活有条不紊。

然而，2013年，从温州开始发酵的担保危机开始在浙江省全境内蔓延。我的家乡也被波及。债务就像传染病毒通过全省的中小企业互保网络快速传播，企业倒闭在浙江演变成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连原本免疫力强、经营良好的企业也在这突如其来的“杠杆”重压下岌岌可危。

A的父母因为企业底子厚、人缘好被当地银行行长视为最佳担保对象，经不住行长的劝说、亲朋好友的相托，A的父母先后为十多家企业盖出了“萝卜印”，担保额达到近亿元，从而深陷于担保圈。

2014年先是表兄的企业、然后是叔叔的企业相继出险，一块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企业陷入了巨额的债务危机。那段时间，A的父母每天面对一批又一批的行长、信贷员的催讨、施压、威胁，原本烟瘾不大的父亲一天要抽二包香烟，夹烟的手时不时颤抖。2015年，A名下的那栋房产被法院拍卖用来还债，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眼看大厦将倾，不忍所有苦心经营付之东流，A的父母打起了与很多企业家一样的主意：另起炉灶注册新企业，并将部分资产与业务暗渡陈仓转移到新企业，待老企业自然歇业后借尸还魂，以待东山再起。

这一做法本质上无异于逃废债，听上去轻巧但实际操作起来风险很大，此外新企业与老企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后期经营上了轨道也摆脱不了信用上的污点，因此用谁的名义办新企业成了关键。

A的父母因无力承担担保责任，上了法院的黑名单，无奈之下想用A的名义另立新企，A不愿意人生刚起步就背负着如此巨大的信用风险, 百般思量后还是拒绝了。幸好父母也理解。最终，A的父亲请出了自己年迈的父亲，以老人的名义重新注册了企业。虽然暂时摆脱了清盘的命运，但是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恶化，新企业业务比原先有很大下滑。

经历了一年的跌宕起伏后，A终于决定离开家族企业，靠着父母的资金支持，开了一家小小的日式餐馆。最近一次我们见面是在她的餐馆里，她和男友两个人穿着制服忙着拖地擦桌，为紧接而来的用餐高峰做着精心的准备，门口陈列窗上写着美团外卖的招贴。B姑娘也是90后，她性格温柔，一心向往安逸的家庭生活。大学毕业后便与我们当地一位“富二代”C小哥喜结良缘。记得当时一场奢华的婚礼曾在我们小城引起轰动。C家的产业规模颇大，他本人从英国学成归国后在家族企业担任副总经理，主管外销业务，办事精明果断，好评不断，接班人之路一片光明。

因为家底厚信用好，C的家族企业也被视为良好的“担保人”，在担保网中陷得不浅，2013年开始，受到被担保企业倒闭的牵连，C的家族企业背上了1亿多元的担保债务。

所谓祸不单行，企业一旦受到债务牵连，信用就急速下降，多家银行开始抽贷、供应商开始断供，企业失血加速、到最后倒闭——前后仅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法院拍卖了所有资产还未完全还清债务，殷实的家产一夕之间化为乌有，C的父亲伤心地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改革前。”

一夜之间，继承者成了赤手空拳的平民。平时文静柔弱的B此时却很冷静。2014年末，她和丈夫离开家乡去杭州，开了一家网店。钱虽然没了，人还在，脑子还在，原来积累的人脉经验也没有全丢掉，他们从代购国外品牌的营养保健品起步，听说，现在生意慢慢也好起来了。D小哥是海外名校计算机专业出身。他的父亲为人大气、踏实肯干，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创办企业以来一直顺风顺水，家族企业制造电源产品，其生产的产品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获得过许多国家和省一级的荣誉。D的名字早已被望子成龙的父母列在了企业的股东名单上，等着儿子回来继承家业。

2008年前后，D的父亲被江苏淮安市某县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选择在那里买土地、建厂房、上项目。当地将其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成果，还用企业的名字命名厂前的道路，名噪一时。这般礼遇之加上当地银行的支持，D的父亲加大了投入，又开发小商品市场、又投资酒店，摊子越铺越大，所需资金也越来越多。2014年后，浙江互保危机开始，资金面越来越紧。

屋漏偏遭连夜雨，江苏那里因领导调动，原先承诺的由政府收购第一块厂区土地的计划泡汤，资金链绷到极限，企业在风雨中苦苦维持。幸运的是，因为担心D也跟着上信用黑名单，他的父母在担保风险爆发前把他的名字移出了股东名单。

D毕业后没有选择父辈们赖以生存的制造业，把眼光放在了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上，按照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兴趣，联合一帮小伙伴搞起了一个电子游戏教练类网络平台，虽是初出茅庐，但小试牛刀一炮打响，目前也获得了稳定且上升的客户群，赢得了风险资本的青睐。

三个发生在我家乡的故事，说的是“继承者们”的消失。这样类似的故事在浙江天天上演着。不同的人物背后，有个相似的背景。

在浙江同时发生的“去杠杆”与“产业升级”

无可奈何花落去

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很多是从家庭式、手工作坊式的小生产开始的，基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与价值链的低端。在企业发展初期，由于资本积累有限，资金供给不足成了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大多有很强的外部融资需求。发行股票和债券的门槛太高，银行贷款是主要的融资来源。

但即便是商业银行，面对规模小、实力不足的中小企业也是相当“高冷”的。“嫌贫爱富”的银行更偏好信用评级高、资产足、营业绩效好的国有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却相当“吝啬”。

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信息披露差，银行在贷款时对抵押品和外部担保的要求很高。可是中小企业本就底子薄、不少资产又无权证，加上银行办理资产抵押是在原有价值上打七折甚至更低，使他们更加局促，无奈之下外部担保成了最后的稻草。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企业为外部企业担保时也会要求对方为自己担保，互保就此形成。

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浙江企业资金担保链呈现“线、环、网”三种联结形式。

所谓的“线”就是前面提到的企业结对互保，“环”是指众多企业联合成立资金联保小组，“网”是指集团企业相互之间以及集团企业内部子公司相互间提供资金担保，其中包括了母公司与子公司互保，子公司间互保以及母公司间互保三条线，关系更为复杂。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于“线、环、网”盘根交错的担保网络之中，同一家企业极有可能涉入不同的担保层次，最终导致杠杆被层层放大，优质企业与不良企业被捆绑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经济上行时期，担保链这种隐性负债风险被繁荣所掩盖，信贷环境对中小企业而言更加宽松，互保、联保成为了多方受益的一种合作共赢模式。一旦经济下行，风险极易暴露。以我的家乡为例。截至2015年底，全市1270亿元的本外币存款余额中制造业企业的贷款大约600亿元左右，担保贷款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

贷款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大部分都包含有担保贷款，全市涉及10亿级贷款规模以上的担保链就有10个，5亿级贷款规模以上的担保链有20多个，1亿级贷款规模以上担保链有几十个，涉及企业数百家，这些担保企业之间关系复杂，相互捆绑、相互缭绕，随着个别企业金融风险的显现，银行进入风险、收紧、再出风险的恶性循环，而企业如同一块块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

“狼”还是来了。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企业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势逐渐耗尽之时，终于切身地感受到了内忧外患的双重折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吹响了浙江传统制造业企业溃退的序曲，随着海外订单量急速下降，营业额随之大幅缩减；同时长期仰仗的低成本优势迅速消失了，工资、社保、税费、银行利息与原材料价格依然持续增长，利润空间急剧压缩，浙江企业界一时有“五把刀、六把刀，刀刀割肉”之说。

面对江河日下的传统制造业，不少企业家动起了投资的心思：2009－2010年适逢房地产价格大涨，暴利吸引了众多的投机者，很多企业拿到贷款以后并没有用到主业，而是转投到了房地产项目。在房地产鼎盛时期，除了不少人听过一时风头无两的“温州炒房团”外，企业老板投资房产一时成为时尚，一个楼盘背后往往有一长串的股东名单，他们大多来自制造业。

一时间，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被推高的资产价格将逐渐没落的制造业藏在金色的幕布之下，此时银行也增设网点开闸放贷，给虚火的市场火上浇油。

这场危机中最先沦陷的是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温州。2010年下半年，政策意义上的“去杠杆”开始了：央行连续27次上调准备金率，收紧信贷；房地产调控也层层加码，限购政策紧随出台。最先被刺破的是房地产泡沫，房价地价的下跌造成了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进而引发了恶性循环：在企业不堪债务重负后，抛售房产、快速回笼资金成为首选；然而一旦出现集中抛售，房产与土地价格又会进一步下跌。

银行也在此刻“落井下石”，不仅“借新还旧”政策被调整为“还清再贷”，而且抽贷、压贷，企业还清之后银行也拒绝再继续发放贷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陷入困难。即使银行同意再为企业发放新贷款，但审核时间往往也会一拖再拖、授信条件一变再变。

为解决临时性资金需求，企业只能转向利息较高的民间借贷，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在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崩盘之前，银行的猛烈抽贷加剧了危机的爆发。此后，“房地产价值缩水——抵押品价值缩水——银行抽贷——负债企业资不抵债——债务通过担保链传播——房产抛售价值进一步缩水”的循环开始在浙江各三四线城市上演。

在担保危机蔓延和担保网络造成的高杠杆的重压之下，浙江老一辈中小企业主顶着巨大的压力，穷尽毕生绝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化“被动”去杠杆为“主动”，练就一身“资产大挪移”神功，也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资产保卫战” ——这是故事中并不光彩却无法回避的一部分事实，也正是浙江省居高不下的银行坏账率和全国第一的坏账余额的注脚。

前面讲到的暗渡陈仓、借尸还魂之计只是企业主们三十六计之代表而已。除了以父母子女甚至亲戚的名义注册公司、自己充当实际控制人以外，企业主有时还会引入私交不错的第三方，由他们暂时出面，待风平浪静后再将企业改头换面。

除此之外，在资产保卫战中，还有反客为主、恶意租赁的，例如提前与名义上的“第三方”签订长租协议书，使资产清盘时无法正常拍买，从而实质掌握资产的使用权；或是无中生有，虚构债务，造成其他债权人利益受损的；还有偷梁换柱，自己低价买入法院所拍卖的本公司资产，使债务大大缩水——因为法院第三拍价格往往可低至评估价的55%。

在无计可施之时，还有走为上计可用，因此“老板跑路”成为网络热词。

近两年浙江省企业金融案件高发，以我的家乡为例，仅2015年上半年立案的金融案件就有近500项，涉案标的金额估计达几十亿。

与之相呼应的是从2012年起浙江省飙升的不良贷款率，与在全国范围内一枝独秀的不良贷款余额，其中还不算一笔笔庞大的被核销贷款。至此，企业主们用他们的个人遭遇与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去杠杆”课程。

病树前头万木春

金融体系的漏洞、信用体系的缺失，担保危机对地区经济的伤害以及企业主的张良计、过墙梯，这些都不是我想说的重点与全部。我们回头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

回头看，看的是浙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浙江素有“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的重商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缺陆域自然资源、缺国家资金投入、缺特殊优惠政策的“三缺”条件下，紧紧抓住市场经济发展的先机，浙江人的“市场基因”得到了充分释放，人人想创业、个个当老板，形成了一支充满活力的创业大军，创办了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造就了一批有胆有识的企业家。在我看来，是浙江的“企业家精神”孕育了遍地开花的产业集群。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浙江民营经济粗放的经营模式，依靠资源要素投入为主，简单模仿、创新不足，产业层次相对落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已经成为阻碍未来浙江经济发展的硬伤。“去杠杆”的背后，就是要去掉低小散的低端产能，就是要去掉传统的增长动能，保留浙江人的“市场基因”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强化创业创新的精神。

在我看来，“去杠杆”的关键在于尚有活力却因担保受损的优质企业是否有走出阴影，轻装上阵，进而重新开始的机会；在于“去杠杆”后，是否能快速盘活倒闭的不良资产，让资产在新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在于风暴过后，优质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优质资产之间能否再次有效结合。在并不光彩的资产转移背后，是信贷过度扩张重跌至谷底后努力挣扎以求振作的浙江实体经济。

风雨飘摇的传统制造业正逐渐走向衰落，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但在绝望之中向前看，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向前看，看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如果我们认为在经济下行和担保危机过后浙江经济就此一蹶不振，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良贷款并不足以描述发生在浙江这片土地上所有故事。2015年在各省经济增速普遍低于2014年的情况下，浙江省以8%的实际GDP增速实现对2014年7.6%的反超，同时也超过了2015年初省政府制定的7.5%的增幅目标。这一增长是由什么带来的？

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是由步履蹒跚的二产带来的，二产增速在2015年遭遇了严重下滑，第二产业GDP增速仅为5.4%，相较于2014年降低了1.4%。破茧而出的正是第三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了21347亿元，年增速达到了11.3%，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65.7%。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2014年的4.4:47.7:47.9调整为4.3:45.9:49.8，三产比重提高1.9个百分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310亿元，增长15.1%，占GDP的7.7%，比重比上年整整提高了0.6个百分点。事实上，在“去杠杆”的同时，我们正在亲眼见证着极为快速的产业结构转型。某种意义上，浙江由担保圈塌陷引起的快速去杠杆，恰恰是浙江经济浴火重生的机遇，是新旧动能转换、新老二代加快迭代的催化剂。如果再向前走一步，浙江省三产迅速崛起的动力是什么？未来发展的希望在哪？我们会想到什么？是马云的阿里巴巴？是数以万计的电商与网店？是不断涌现的TMT孵化器？是兴起的互联网公司和各种手机小游戏和app？

事实上我所看到的，是无数个像故事中的ABCD那样有知识有能力有勇气的85后、90后，面对“去杠杆”背景下岌岌可危的家族企业，选择褪去继承者的光环，带着父辈的“市场基因”，披上创业者的战衣，离开父辈们的战场，在全国各地招募自己的小伙伴，走向商圈的餐馆与咖啡店，走向写字楼窄小的办公室的电脑桌，走向互联网，或者走上阿里巴巴指引的电商大道，走向PE、VC拥抱资本。

“创业”之火在浙江又熊熊燃烧了起来。去年全年，浙江新增创业项目1364个，同比增长了32.4%。在全国创新大赛中，40%的奖项被浙江摘得。在浙江首批的37个特色小镇中，聚集创业团队1900多个。去年一场以“互联网＋创业创新”为主题的云栖大会，吸引了超过4万人到场参与。

年轻创业者中，有一支便是浙商二代，他们往往有海外背景，接触了与浙江传统工商业不同的新思想、新理念与新的商业模式，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做平台、如众创空间和孵化器。



当然，他们是众多创业者中的幸运儿，从小的家庭熏陶让他们有机会学到父辈们的生意经，良好的家庭条件给了他们出国深造接触前沿知识技术的机会，而父辈们通过各种手段“抢救”出来的一部分资产最终成为他们创业的原始资本。

所谓的产业升级就在这一刻，在老一代的留守坚持与继承者们的集体出走间，在家庭内部代际间微妙的发生了。这“留守”与“出走”间，转移的是资本，传承的是“企业家精神”。但这背后有多少50后、60后一夜白头，有多少90后一夜长大，我们不得而知。

作者：陆佳仪

来源：香帅的金融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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