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考古·中国篇】寻根之旅：尧都纪事

——山西陶寺遗址考古大发现陶寺遗址发现的彩绘龙盘媒体广泛传播的陶寺“观象台”其实“观象台”只是考古工作者的复...

原标题：陶寺还有多少未解之谜？

12月12日，在《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之际，来自全国考古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约100人会聚一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就“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展开研讨。

陶寺是史前“巨无霸”

陶寺遗址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430个世界杯足球场地、7143个标准篮球场，是当之无愧的史前城市“巨无霸”。

1978年至198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为了寻找早期夏文化，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珍贵文物。早期王级大墓中，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奢华的随葬品，震惊了海内外。而最早的红铜铸造铜铃与朱书文字，使学界开始认识到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探索方面的独特重要学术价值。

据《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主编、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陶寺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质，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450年—前1900年。早期王级大墓随葬数以百计的高等级奢侈随葬品，与80%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现出当时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极度的贫富分化甚至阶级对立。

资料显示，遗址内有一个面积约8000余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根据残存的遗迹推算，这个基址上曾有一座面积达28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而直径40厘米左右柱础石的发现，更是确凿地证明了宫殿空前巍峨。

陶寺是四千前的都城？

1978至1985年这一阶段的陶寺考古发掘与研究，未能解决陶寺是否为都城遗址这一问题。1999年，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再次展开。

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遗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是否进入到国家。经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发现了作为都城必须具备的诸多元素：城墙、王陵、宫城、平民居住区、手工业区、仓储区，以及礼仪性建筑。

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何驽介绍，陶寺作为都城，城内功能区划齐备且明确：宫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被设置在城内东南部。大约从事农业的普通居民区设置在城内西北部。大型仓储区位于宫城外侧东部。城市的东南有一处夯土基址，何驽推测并经过实证，认定它是观象祭祀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何驽还提到，在今年的发掘过程中，发现宫城正南门有两条伸出去很长的夯土，推测可能是“阙”的建筑基址。他解释，这种建筑类似于故宫午门两侧的雁翅楼，具有较强礼仪性。

如果“观象台”等遗址确属推测中的礼仪性建筑，那么陶寺就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功能区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堪称“四千年前的北京城”。

陶寺真的是尧都吗？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认可陶寺是一座都城的观点。再结合相关史料和传说的记载，有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平阳。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所说：“陶寺就是尧都，就是文献记载的尧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他认为，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大型礼仪建筑、文字、铜器、大型的仓储设施、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高规格的墓葬等都是判断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标准，而这些，在陶寺都有。因而，“陶寺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他说。

临汾古称“平阳”，据史书记载，帝尧曾建都于此。而在这里的种种发现又证实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尧的活动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云翔表示，陶寺是尧都，在空间与内涵上都有较高的吻合度。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等，也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

自37年前开始发掘，关于陶寺遗址的性质，考古人员一直在探索。虽然目前的大量证据都指向“陶寺就是尧都”，但考古学家们秉持一贯严谨的学术态度，仍然表示，目前还没有到可以下定论的时候，陶寺与尧都之间的等号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研究。虽然无限接近真理，但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谬误，考古学家们还在努力中。

（来源：环球视野）

附文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15华里。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藏身麦田的考古工地，在47岁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纠结——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

两个朱书符号

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为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山西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轮大规模发掘。

那时何努还是一名年轻学子，从小就对京城古塔寺院深怀兴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专攻夏商周考古。

发掘结果表明，陶寺遗址与所谓的“夏墟”并无关联。考古队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已十分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有学者很快将其同古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在一起。

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人们长久关注。其中之一是一个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术制造。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一把残破陶制扁壶，则可能改写我们对中国文字史的认识。扁壶的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何努将其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另有专家将后一个符号解释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专家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字。

“（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甲骨文被发现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准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

（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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