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末业工商

古代大商贾们为什么“末业致富，本业守之”？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饭后茶余，闷得无趣，翻来史记些许，以解无趣之闷。

读着读着，果真发现些趣味。想这司马迁，必是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中十分全面地关注社会经济，重视商业的一位大家，其在《史记》中专门著述《货殖列传》，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大商贾和商业之功绩。

列传书中，司马迁把“致富”的类型分为三种，本富、末富以及奸富。本富就是靠本业，即农业致富；末富就是靠末业，即工商致富。谓之曰“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这种观点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也不奇怪，可奇怪的地方马上出现了，司马迁接着总结道，“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这就和前面的致富观点发生了明显冲突。

既然农业致富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聚财却比不上“末富”？

既然工商致富赚钱快、聚财易，为什么又要大力推崇经济回报效益高的工商为末业，重农抑商？

既然工商致富优于农业致富，为什么很多靠工商致富的人又将既得财富转投资于土地经营，最终选择回报效益低的末业呢？

不过，司马迁不愧是杰出的史学家，论史明智，可谓大师就是大师。所有的玄机被他一语道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意思就是说，贫穷致富时下海经商，赚取财富后回到本业，将财富转化为土地和房屋等财产固守。可以说是为私人发家致富提供了一条极佳的建议，即“末业致富，本业守富”。

可是为什么又偏偏要本业守富呢？难道末业就不能守？干嘛没事劳神伤财瞎折腾呢？

司马迁也许悟出了其中原因，但没有说出来，我想除了工商业市场自身的原因外，政治的原因更加可怕。

我借用西方学者的一句话道出最后的谜底——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道：中国商人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中国的政治统治者们一定是地球上最有先见之明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赚钱聚财，所以早早地就把这些“末业”收归国有。在聚财这方面，中国的统治者们领先世界。早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提出把盐铁收归国家专营。那时候的西方世界，欧洲的铁器还没有普及，美洲还在原始狩猎状态。从此以后，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各朝各代，只要是能赚钱的工商业，统治者无不收归国家专营，从盐铁，到茶酒，到漕运，到贸易，到矿山，到铁路，到银行，到电信······

当国家把工商业控制住后，私人资本在其中的角色就非常微妙了，人人都知道工商赚钱比农业多，可是谁也不敢把鸡蛋全放在那里，因为千年以来的教训告诉大家，你赚的多一点，一定会与“国家利益”冲突，最终结果往往是抄家灭产，还背上政治的骂名，不得好死。

正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太大了，还任意控制着敛财的暴力后盾，使富有的商人不能感觉到任何真正的安全，凡事适可而止，工商资本最终不敢继续留在工商领域。一句话总结：本业守富是强权国家的风险规避途径。

这样的经济运作是不合理的。其片面强调了国家的利益，与民争利，损民之利，不利于经济的健康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