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中心呼唤风的豌豆》:二

 

想要和平,就去关注和平。对冲突的憎恨不会造就和平,只会造成更多的冲突。...



我的大学,男生宿舍,房间号402,门窗小开,暖气充足。

社长伸直左手小拇指,轻轻推了下精工的金边厚片眼镜,然后头一抬,眼镜在鼻梁上晃了一下,猛然一掌拍在桌面,桌面上堆满吃剩的方便面杯们抖了三抖,一把油腻发黑的塑料叉子吧嗒掉到了地面,竟惊起一片落尘。

“中国人,乃是这个世界上最重家庭的民族!我堂堂大汉语文学,怎可以避而不写家庭?!” 社长四目圆瞪,举手投足间大有革命烈士不畏一切牛鬼蛇神之感。

语调激昂,抑扬顿挫,吐字饱满,有些卷舌音发成了平舌。

社长,即我的下铺君。

此君去年在校园里成立了“不亦乐乎诗社”,整日与一派性情烂漫的社员们在校园里风雨飘摇,神出鬼没于各大教学楼与小卖部间,四处张贴他们的诗作,青春满满,荷尔蒙四处流溢。由此,我们宿舍的诸君便直接尊称他为社长,同时也就此头衔,名正言顺地当上了402宿舍的舍长。

“但是,你得明白,社长大人,” 对面上铺的老周盘腿坐在床上,手里翻着卡尔·荣格的《红书》,轻声回应道:

“古今文学,电影戏剧,所有的情节与故事,都是在展现冲突与矛盾。写家庭文学,那一定是要借家庭的舞台来展示某种冲突。人际冲突,或是社会冲突,或是价值观冲突。然而,现实中的家庭冲突,对我而言,已经够多了。多到已经够丑了。所以,我没必要再在自己的作品展现这种丑态。”

听到这话,社长再度伸直小拇指,轻轻推了下眼镜:

“文学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借文学之眼,我们可以看清平日里看不清的现实,可以进而反思现实,从而解决现实中的诸多问题!这难道不是文学的责任吗?现实中家庭问题多,那么文学逃避写家庭,就是在逃避文学对生活的责任!”

老周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手一翻,从壁挂书架上打下一本鲁米的诗集。诗集装帧精美,鲜血一般红色的封面有手绘的藤萝纹样凹印,有种独特的味道,像是老周的嗓音,总是叫人脑中莫名浮现出一株活了百年的葡萄藤。

“想要和平,就去关注和平。对冲突的憎恨不会造就和平,只会造成更多的冲突。再说,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你爱听也罢,不爱听也罢,我的意见就是如此。这个浮夸的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新想法日新月异,单拿出现实本身的任何一块做成切片、放在显微镜下,它都比迄今最精彩的文学作品更富有深厚的戏剧性。”

天花板落下了没人看得见的灰尘。灰色的灰尘,灰得就像四合院的青砖,灰得就像窗外的空气。

“但现实主义文学并不只是在描绘现实啊!老周,你学心理学,应该明白的。文学,比如诗,比如词,这些,除了有戏剧性,还是有严肃性的!如你所说,这是个浮夸的时代。而正是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狂躁的浮世,所以用文学来拯救我们濒临消亡的严肃性,不该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吗?!” 社长的肢体语言无比忠诚地诉说着认为此处应有掌声。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我躺在床上默不作声。

文艺工作者的唯一责任,就是在写文艺作品时,尽量避免使用顿号与惊叹号,以营造出一种淡淡忧伤逆流成河的效果,让多愁善感的青年中年老年们在阅读时可以尽情发酵,情怀情怀他们顾影自怜的人生。

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我并没有说出口,依旧躺在社长的脑袋顶上装睡,支着一只耳朵听他们关于严肃性的非正式辩论,半睁一只眼看着墙上电影海报里的安妮·海瑟薇。

“体验派当道。文艺的标志已不是作诗赋曲,而是亲自去活出诗歌一般的生活。生活,生活本身就是艺术。戏剧性和严肃性都早不在纸上了!社长,你,我管不着。之于我,与其加入言情大军去唠叨那点没完没了的人情世故,我更情愿花心思写点科幻,帮人类想想怎么自我拯救。” 老周说。

想想怎么自我拯救。

想想我们都已经大学四年级,倘若顺利,半年后便会毕业,然后各奔东西。周围的好些同学大都已找好了离校后的去处,或是谋得工作,或是继续求学深造。当然,还总有一些不按常规套路出牌的人。而我,还什么也没准备,就连毕业论文也只刚刚选了个题:

《论当代社会对稳定与保障的追求与创造力广泛缺失之间的联系》。

若是换作有些同学,其家里的爹娘定已急破头皮。比如:“你这孩子怎么就不着急呢?!别人家的孩子博士都考完啦,现在都计划生孩子啦!”

好在我的爹娘并未如此。说来,我也不知道我的父亲与母亲现在身在何处。

一二三,请和我一起向上举起双臂!一二三,喊:稳定是我们的食粮,保障是我们的爹娘!再来一遍:我们的爹娘!爹娘!!

我有个姐姐,亚欧混血,是母亲在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和一个德国男人生下的。

小时候,我一直和我父母生活在四川木里那边,直到我九岁时母亲离开了家,之后父亲和我便搬到了北京,在我十八岁高中毕业后,父亲说我可以独立了,于是他辞了工作四处云游修仙去了,不时回来看看我。母亲在离开我们后,到欧洲和我姐姐的父亲重新同居了两年,之后独自去了非洲,在那里白手建立起了一家新能源公司,如今整日奔波于世界四处搞业务。

是啊。汉语文学,怎能不写家庭?

现实小说,幻想物语。现实,要小小地说,才能不惊大波。幻想,要假物狂语,才能逃离大锅。

大锅炖!大锅炖!所有东西一起炖!好不好吃都别问!Everybody hands up!

老周曾和我讲,说在汉语王国写科幻,思想正确和技术正确一样重要,二者密不可分,关系微妙,就像手指与含羞草。真正出彩的汉语科幻作家,也就那么两三个。相比之下,同级别的欧美日本的科幻作家就多得多了。呀,不好写。远不及怪力乱神荒诞先锋大萝卜脱衣服什么的写起来自由。至于多愁善感的现实主义,就留给想写它的人们,比如亲爱的社长大人。

想想怎么自我拯救。

Pa!我的后背隔着床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击。社长不愧是操场健康器械区的常客。

“烟哥!别装睡啦!你不是在话剧社搞舞美设计吗?快说说,以你一个戏剧人的角度,怎么看待我和老周之间的分歧?你觉得在这个浮夸的时代,现实主义文学还有没正当性!?”

社长的儿话音说得着实不大好。每每他喊我“烟哥”,我都觉得胯下一紧。再一想想,倒也罢了,毕竟自己也是南方生人,当初学普通话时也没少费劲。

绰号这种东西,原本就是为了拉近你我之间距离而生的。在大学,他们管我叫烟儿。有时叫小烟儿,有时叫烟儿哥。叫烟儿哥的时候比较多。男生间往往就是这样,A哥来B哥去,十分豪爽,彼此的称呼乱七八糟地带着一股子不讲究的江湖气。不过若是到了真的江湖,说不定就不会如此了。说来,真的江湖究竟是怎样的呢?我有时也十分神往。

扯远了。回来说我的绰号。不是因为我老抽烟——事实上我们宿舍六人无一吸烟——而是因为,在刚刚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末时,我们设计史老师在一堂课上点评了我的作业,顺便也点评了一个学期以来他对我的印象。

他说我这个人,就像一股烟,总是飘着,捉摸不透,稍不留神就飘没了,但在烟雾的后面又似乎总带着某种潜伏的东西,是一种不踏实的、叫人不安心的存在。也不知他是以何种心态在课堂上说出这种话的,总之,打那以后,我就有了这绰号。

我坐起来,看看社长,又看看老周,看看老周手中红色的荣格和脚边红色的鲁米,觉得最好还是说点什么。

忽然一阵毫不真实却又无比强大的感觉袭来,好像被无形之手攥住了脊椎。似曾相识。莫名其妙。于是脱口而出:

“共工在撞倒不周山的时候或许并没有想到,正是因于他折断了天地之间的脐带,迫使女娲不得已去补天洞并牺牲了自己,由此才成就了女娲作为生命赋予者的壯烈终曲,也才让我们终于走出了上古母文明残破的襁褓,并自力更生出一片崭新的璀璨文明。”

说完了。似曾相识。莫名其妙。

社长和老周愣愣地看着我。停顿少顷,老周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笑得痉挛在床铺上,社长则继续愣愣地看着我。我友善地歪了歪嘴,跳下了床,向他俩竖了个大拇指(酷酷地),套上运动鞋,出了房间。

他们也许听懂了,也许没有。不管是大笑,或是愣神,仅仅从人的行为反应,是无法推断此人是否真的理解了自己的意思,就像一个人永远无法从另一个人的眼睛里去看他所看到的世界。移植眼球也不能。移植大脑也不能。

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说。

尤其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说。

姐姐的脸在我脑中一闪而过。

在我走出宿舍房门后,社长高昂的嗓音继续回响在电线外露的楼道:

“草春荣而冬枯,至于极枯则又生矣!现实主义,是不会死的!让意识流和荒诞派都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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