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闽商》：第2章人羞投牒论长短俗喜乘船贸有无_【小意达】

------第2章人羞投牒论长短俗喜乘船贸有无------

闽人务本亦知书，

若不耕樵亦曰儒。

唯有桐城南廓外，

朝为原宪薯陶朱。

福建，简称“闽”。对于“闽”字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闽”字是从“蛮”字谐音而来，闽南话“闽”“蛮”倒是谐音，但不知两三千年前，当时的国语是不是以闽南音为准。从咬文嚼字的拆字法讲：长虫者，蛇也；闽者，关在门里的蛇也。《路史》云：“闽乃蛇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注：“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也就是说，最早居住在闽地的原始氏族部落是以蛇为图腾，这些历史上被称为闽人的土著居民奉蛇为神灵，荒山野岭，气候闷热潮湿，蛇虫滋生繁衍，故以蛇为崇拜的图腾不足为怪，这种民俗至今仍在福建一些地方保存着。漳州市平和县文峰乡的三平寺仍保存着敬蛇如神的奇俗，泉州市南安诗山仍有蛇山庙在。

又有人解释“闽”字是：“闽”是“门”字里面有个“虫”，所以看单个的福建人，没几个是高大威猛“龙”的形象，但是这个“虫”却没几个甘心躲在门里面的。因为他们知道，在门内的，永远是条虫，所以他们不惜一切地要“破门而出飞天，冲门而出翔海”。他们的先辈“浪迹”东南亚，漂洋过海遍布世界各地。一旦他们出去，许多人就由“虫”变成“龙”了。这正好从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概括了福建及福建人的基本特点。

其实，有山才有蛇，有水才有龙。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区域内山岭叠嶂，溪流纵横，河谷与盆地交错分布，素有“东南山国”之称。正是缘于福建山多，武夷山横亘于西，仙霞岭阻碍于北，造成了福建与内地交通的隔阂，天然形成了面向海洋的地形构造，其中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80%以上，江河水占全省总面积10%左右，平原占总面积10%左右，故有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两面环山一面环水使福建人走出大陆，交通四海。《山海经》里即载3000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原人民就有“闽在海中”的说法。这些为福建发展海上交通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人文地理环境。

福建历史悠久。距今5000多年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福建先民已寓居于今平潭县壳丘头。随后，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青铜时期，原始民族部落在闽江下游沿岸的昙石山、黄土仑等地长期定居，其土著居民为“闽人”。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为楚国所败，王族南奔，进入福建与闽族人结合，史称“闽越人”。又传七代至无诸，自立为闽越王；秦时将其降为君长。汉高祖五年（前202）无诸助汉灭楚有功，复封为闽越王，建立闽越国，都东冶，在今福州冶山一带创“冶城”，至今2200年。经过晋代“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唐末五代“十八姓王”、宋代“政治中心南移”等三次中原人与闽越人的大融合，福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唐中叶以来，中原动荡，北人南来，福建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

唐武德初年，福建设泉、建、丰三州，下辖10县。唐景云二年（711），立闽州都督府，领有闽、建、泉、漳、潮五州。开元十三年（725），闽州都督府改称福州都督府，为福州名称出现之始。开元二十一年（733），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设立军事长官经略使。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军使，与福州都督府并存。这是福建名称出现之始。

南宋孝宗时期，福建设路，行政区划包括一府五州二军，即为建宁府，福、泉、漳、汀、南剑五州邵武、兴化二军。府、州、军实际上是同一级行政机构，共八个，故福建号称“八闽”。这时，福建全省有42个县，成为东南全盛之邦。明清之际闻名全国的闽商就是在这“八闽”之地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福建山岭纵横，河流交错，历史上有着“闽道更比蜀道难”的说法。疏通河道，修建桥梁是福建经济成长的先决条件。因此，真正标志福建经济发展的是桥梁道路大规模的建设上。据统计，宋代福建建成大小桥梁共有646座，有着“闽中桥梁甲天下”之盛誉。区域内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泉州，在桥梁建设上最具代表性。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这样说道：“泉自宋盐场多于他郡，而番舶于此置司，故其郡独富，余力及于桥道……”，由此可见桥梁建设在当时的重要性。另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县历代建桥共275座，标明宋代修建的有106座，总长度达万丈以上（约五六十里），其中绍兴年间（1131-1162）达到高峰，仅绍兴三十二年（1162）就修建了25座。因此，泉州社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桥梁建设，而桥梁建设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泉州乃至福建商品经济和对外交通的发展。如：处安海与水头之间的安平桥，人们称“天下无桥长此桥”，是国内最长的古桥。它横跨晋江海与南安水头之间的海面。原来桥身长810丈，阔16尺，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前后历13年，雄伟壮观。经过800多年冲击淤塞，部分海湾已成陆地，“五里桥成陆上桥”。即使这样，现在可见到的桥身还有四华里多，是国内最长的古桥。五里桥系梁式石桥，全部由花岗石砌成。桥面用6-7条大石板铺建而成，每条大石板长8-11米，宽0.6-1米，重达3吨左右，全桥流水孔道有362个。桥面上建有五座慈亭，各亭皆有名称，东边一座为桥头亭，两端的桥亭叫海潮庵。中间一座叫中亭，最引人注目，面宽10米，周围保存有历代重修碑记13座，亭前有两尊石刻的武士像，系宋代石刻艺术品。桥两边立柱上有一副对联，写道：“世上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在三石亭之间，还有两座小憩亭。此桥建成后，“舆马安行商旅通”，“方舟而济日以千计”。洛阳桥的建成，“当惠安属邑与莆田、三山（福州）、京国孔道”，往来其上，“肩毂接踵”；这里“方舟而济者日以千计”，建成后，“舆马安行商旅通”；顺济桥则是“下通两粤，上达江浙”，“维桥之东，海舶所凑”；石笋桥更是“南通百粤北三吴，担负舆肩走？牝”，经济交流得到极大改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两宋时期的福建，无论是区域内，还是与周边地区，经济往来都日益密切，经济联系也日益发达。据《淳熙三山志》载，“西路旧无车道抵中国，缘江乘舟，戛荡而溯，凡四百六十二里”，元和年间（806-820），“观察使陆庶，为州二年，而江吏籍沦溺者百数，乃铲峰湮谷，停舟续流，跨木引绳，抵延平富沙，以通京师”，开辟了陆路驿道。此后，黄巢入闽，“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开通了福建著名的出省通道仙霞岭路，极大地改善了福建与周边区域的联系。除仙霞岭路外，还有出闽北杉关、分水关至江西境内的两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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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刳木为舟造大船众人划桨款乃声------

泉州人稠山谷脊，

虽欲就耕无地辟。

州南有海浩无穷，

每岁造舟通异域。

福建濒江沿海，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著名的造船中心和沿海贸易繁荣场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造船技术已趋于成熟，有“越人善于造舟”之说。居住在东南沿海的百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三国时期，吴国在建安（今福州）建立了官方造船工场，并逐渐形成了以福州为中心的官方造船基地。唐代，福州、泉州所造海船已有相当规模。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福建的造船业鼎盛。在宋代，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都是全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宋会要辑稿》载，太宗至道（995-997）末年官造船只就有3237艘，天禧（1017-1021）末年有2916艘。元代建造的战船更是以千百计。至于民间造船，其规模还在官造船之上。福州沿海九个县，就有海船373艘。乾符时（874-879）晋江有一个叫林灵的大海商，就建造了百艘大舟。泉州有很多的民营造船厂，谢履《泉南歌》中记载：“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便是当时泉州造船业发达的写照。

元代，福建沿海贸易进一步发展，南宋灭亡时，元初泉州统辖的船舶达15000艘，福建官吏献出海舶达7000余艘。由于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需要，宋元时期福建造的海船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向大型化发展。

据吴自牧《梦粱录》载：“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缵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这就是说，宋代民间大型商船一般为5000料，载重量为10000-12000石（约500-600吨）除了货物尚可载500-600人；中型商船一般为1000-2000料，载重量一般为200吨左右，可载人200-300人：小型商船，如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等，也能载100余人。元代，大型商船一般可载1000人，比宋代5000料船还要大。

明清时期，由于“海禁”的限制，规定船舶梁头不得超过1.8丈，桅杆只限两支，还不许制造航速快的船舶。因此，在这时期福建的造船业虽在曲折过程中仍有所发展，但已不像宋元时期那样发达了。

福建海船的形状是“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丫乌船’”。宋代古船，首尖如楔，底削如刃，尾部呈方形，船身深而阔。正如宋代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描述的“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这种造型有两大优点：首尖底瘦，水流阻力小，航行速度快。头尖尾方，船身深阔，上部保持着很宽大的面积，而船的吃水又深。这样，长宽比例较小，而宽度吃水比例较大，因此，船既能装载较多的货物，又确保行进中的稳定性。在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即是此种类型。相较于广东、两浙海船，福建海船更适合于深海远洋航行，故有“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因此，宋代“旧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两浙顾募客舟”，甚至“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教打造”。

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进步则要数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在此之前，航海“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不利于全天候航海，更不能进行深海远洋航行。指南针的运用弥补了这一不足。有记载指南针对航海的作用是“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指南针成为全天候的导航仪器，“舟船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指南针的运用是航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使得海商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航海知识，拓展海外贸易，更使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福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

我国沿海有极规律的季风，冬季吹东北风，夏季则吹西南风。指南针的运用就为已掌握季风规律的海商，提供了精确的方向指示器，能够观风向变化，调整帆篷方向以顺风势航行。去高丽、日本即乘夏季西南季风，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所说：“舟行皆乘夏后南风”，“去日以南风，归日以西风”，回航则乘东北信风；去东南亚一带则是冬汛北风发船，夏汛南风回舶。

李东华先生认为：泉州（福建）位于我国海岸线之转折处，遂可兼营两地之贸易，冬季一方面有华商、番商往南海贸易，一方面有赴东北亚贸易者返来；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东北亚者出海，一年中几无淡季可言。这在宋代祈风石刻和文献记载中有关泉州一年祈风两次，而广州仅言于五月祈“回舶风”即可得到印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泉州港既经营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又可发展同南洋的往来，而广州专营南洋，明州专营高丽、日本。因此，发展海外贸易，福建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加上当时所具备的航海技术，福建海商在拓展海外贸易中相较其他区域，无疑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未完待续......欲知下回，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xiaoyida_com ，回复 xse97111 获取完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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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外文原版小说 《大话闽商》

作者：李刚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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