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杰: 文化产业发展是考验全局观和前瞻性思维的“民生工程”

文化与城市是一个什么关系？问题简单，答案绝对不简单。其实，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又必须得回答问题。...



文化与城市是一个什么关系？问题简单，答案绝对不简单。其实，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又必须得回答问题。

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在经历了以资源消耗为主的工业时代之后，许多资源型城市开始转向服务型城市。然而，信息时代的文化产业也面临着许多发展困境，例如传统城市转型的局限、“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规划、量大质差的“鬼园区”接踵而至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经济的增长，也束缚着城市的成长。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着重强调了“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信息时代城市发展和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和未来。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曾提到：“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以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当城市资源逐渐枯竭，文化才是城市最大的不动产。

如何有效协调文化产业与城市的关系，怎样好好把握文化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要搞清楚以上问题，就需要理顺城市与文化产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卜希霆研究团队借着“互联网+”的快车适时编著了《网罗城镇——未来城市的想象力》一书，邀请我写序，而我正好在文化发展和当代城市建设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简要地结合上述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意见。第一，城市与文化产业是共生的，不是割裂的。在文化大发展的今天，每个城市都在寻求转型，都在全力以赴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发展主体要以当地文化资源、文化资本、人力资源、科技实力等方面作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与城市定位和城市形象等其他“基因”要素相匹配；另一方面，文化产业要主动与其他产业形成良好的互动与融合，因为好的城市发展及口碑离不开良性的产业布局。

第二，文化产业是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文化逆向”的现象，即越是在第一、第二产业不景气的阶段，文化消费越是繁荣。上世纪美国几次经济危机，都催生了美国电影的繁荣。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造就了卓别林、费雯·丽等一批超时代明星；70时代的石油危机，又成就了新好莱坞的崛起。我国当前传统经济增长逐渐趋向缓和，但是新媒体、在线旅游、现象级影视节目、互动性广告等文化产业黑马现象的迸发使城市的经济产生了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效益，还使传统产业有效升级，促进经济的生态发展。第三，城市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容器”，也是“土壤”。城市中的建筑、环境、文化、风俗等要素是文化产业创新的孵化器，文化产业正在城市这个“容器”中实现创新孵化和集聚扩散。没有城市这个空间载体，文化产业就没有了根基。城市不但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同时也在提供着人才、资金、思想、社交网络等，而正是城市在上述方面的集聚功能才使得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可能。

第四，文化产业让“形象经济”最有可能实现。“形象经济”是“通过形象及其效应获取价值和利润的经济”。当工业文明形成生产过剩而导致社会竞争目标转移的时候，当人们从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的时候，当物质商品经营转为信息商品经营的时候，“形象”在这个时代特定的经济属性其实已不言而喻了。作为一种时代特征，形象对我们的影响和意义是全方位的，导致我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形象经济更是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直接体现。

文化产业在享受城市所提供的一切便利与资源的同时，也在反向滋润着城市的发展，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化产业已经在深刻改变城市。

发展文化产业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怎么讲都不为过，但同时发展文化产业却又不可盲目和跟风。文化产业发展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也是考验全局观和前瞻性思维的“民生工程”。它的发展与罗马城一样，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关乎政策鼓励、金融支持、基础设施配套、文化品牌整合、创意人才集聚多要素共同发力的结果。

世界城市品牌之父西蒙·安浩调查发现：“人们的记忆，只能记住三个城市。”人类记忆极限与城市数量之间的矛盾突出，这个时候城市形象的定位与传播就成了不二之选。文化产业不但是城市形象定位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能够通过自身发展的规模与特色成为城市形象定位的独特记忆点。

例如成都，紧紧围绕内容至上的文化发展战略，充分利用西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了“大熊猫生态文化—古蜀文化—三国文化—水文化—诗歌文化”等系列文化形态，从战略、资金、硬件、内容、营销等方面打造文创之都，形成以园区化、楼宇化为载体模式，以重大产业项目为带动，以骨干企业为支撑，文博旅游、创意设计、演艺娱乐、艺术品原创、动漫游戏等行业快速发展的新格局。当成都城市文化的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的时候，昔日的“天府风光”“熊猫故乡” “蜀汉文化”让世人眼前一亮。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提到：“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新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这三个使命也正是文化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追求的终极目标。文化产业与城市深度融合，文化城市的概念呼之欲出，其未来发展趋势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功能越来越突出。“文化产业”不仅仅是光鲜的城市名片，更是城市经济发展新引擎。文化产业不但能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质，还能吸纳就业人口、丰富文化产品与市场。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将成为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创意农业、观光工厂的迅速崛起，就是得益于文化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反向支持。

第二，文化产业的品牌特性愈加明显。文化产业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也是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在文化消费的时候更加注重价值感、情感及美感的体验和收获，而文化产品的品牌最大限度满足了消费者对于某种文化的认同感。所以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接受和传递信息方式的当下，“文化产业”本身成为了一种传播内容及传播渠道，更为直接、有效地去传递城市形象。第三，“文化IP”的拓展及应用。所谓“IP”（IntellectualProperty），即知识产权，而“IP模式”则指围绕人气高的作品和形象开发网络文学、游戏、动漫、电影、综艺节目、电视剧等文化产品。“IP模式”从理论模型逐渐变成文化产业界清晰的现实路径。“IP模式”的成功运行，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逐渐完善、产权意识的逐渐觉醒。“IP”作为一种新兴模式融入到城市作为文化的载体中，可以将更多的文化形象融于产业链中表现出来。“IP”的开发首先要挖掘城市文化元素，以形象为载体进行衍生产品的开发，在产品的开发中巧妙地融入城市文化、旅游形象，以此全面刺激文化消费市场，打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实现“城市商品”“城市文化”“城市形象”的高度统一。

第四，“文化产业园区”泡沫化。文化创意产业园是一系列与文化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区域。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建设受到普遍重视并初具规模。但是，我国当前大部分文化产业园区停留在起步阶段。全国文化产业园区有2500个，其中90%亏损或还在招商中，真正盈利的低于10%。而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园区首先诞生于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于企业与城市的融合之中，成熟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并且城市可以为园区的建设提供足够的人才、包容和科技，也就是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提到的“3T”。

文化集聚源于城市中的创意生态环境，也就是说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整个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所以建设生态文化园区是城市最大价值的实现。中国文化产业园区模式将从“文化产业开发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初级阶段逐步过渡到“城市文化与创意城市融合”的高级阶段。第五，文化产业的复合平台化功能。由分散到集聚、由产品到服务、由文化产业园区到文化产业小镇、由增量扩张到存量改造、由粗暴嫁接到有机嵌入，每一种形式的进步都意味着文化产业复合平台化功能的进步与完善，而这种功能也正是城市与文化产业最佳的融合方式。将文化产业平台化，以平台优势吸引其他产业人才、资金、思想的汇入；将文化产业复合化，在文化产业功能之上融合其他产业功能，实现共存式发展。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的根、一个城市的独特养分。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当今时代，城市的特色被消弭，而文化是唯一的“救赎”途径和手段，是使一个城市被记住的一张特有的名片，是最大的不动产。信息时代城市文化的重建、城市文化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及智能城市的管理和创新，都将为中国城市和城市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带来崭新的机遇和未来。

注：本文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互联网+”与文化发展研究系列丛书》之《网罗城镇——未来城市的想象力》一书的序言。《网罗城镇——未来城市的想象力》一书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卜希霆、王青亦等著，由知识产权出版社统筹出版。

 

本文编辑：毛俊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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