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宝宝心里苦 但宝宝不说

一个戏剧青年的自白...



曹禺，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他将欧洲戏剧的写作技巧与中国现实相结合，从此“娜拉出走”“雷雨倾盆”。

曹禺并不是其本名，曹禺原名万家宝，我们就暂且称他为宝宝吧。

嘤嘤嘤，是我～这个笔名来源其本姓「万」（繁体为萬）。繁体萬字为草字头下一个禺，于是他将萬字上下拆为「草禺」，又因「草」不像个姓，故取谐音字个「曹」，两者组合而得曹禺。

1910年9月24日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出生在天津，根据田本相老先生回忆，



田本相，中国话剧历史与理论研究会会长，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曹禺剧作论》《郭沫若史剧论》《曹禺传》。宝宝出生于天津小白楼万公馆，那是天津市和平区东部的街区，如今是大沽北路与开封道交口处一带。本世纪初即为租界地，相传此地因曾有白色小楼而得名。



天津和平区的小白楼宝宝曾对田本相老先生说：

那个时候小白楼还没有起士林,更没有一座楼房,万家就住在一个大院里。后来，我父亲才买了现在的民主道23号的楼房。

民主道23号的楼房就是现在宝宝的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东侧。这是一座始建于清末，坐东朝西，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



曹禺故居1924年宝宝开始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积极参与戏剧活动。当时留美归来的张彭春在南开中学创办了南开新剧团，这是中国早期话剧（新剧）业余演出团体。这个团体与1907年在东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同年在上海成立的春阳社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发端的标志。

1914年南开新剧团成立，被校长张伯苓誉为「南开最好的学生」的周恩来，是剧团的置景部长。他不但参加演出，而且在好几场大戏中男扮女装。



那时候青涩的总理T.T

哪！个！是！总！理！

周恩来在新剧《恩怨缘》中饰演烧香妇(右一)

周恩来在新剧《一元钱》中饰演女主角孙慧娟(右一)

还是话剧《一元钱》剧照，找得到总理吗？不看到最后不告诉你。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自美国学成归来，他将在美国学到的西方现代话剧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全部用于指导南开新剧团。他们编演的《一元钱》《一念差》以及《新村正》等，采用西方写实主义的方法，反映社会现实问题。与之前的「文明戏」不同，新剧团坚持按照剧本排练，杜绝随意或矫饰的表演，演出风格力求真实，自然。在戏剧理论方面上，剧团成员撰写了不少有精辟见解的戏剧论文，其中，总理的《吾校新剧观》，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了南开剧运的经验，强调新剧的社会政治功效，深入探讨话剧艺术的本质。



南开新剧团《吾校新剧观》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宝宝加入了南开新剧团。跟总理相似的是，他在新剧团的剧目中也经常男扮女装，我们觉得宝宝心里苦，但可能他真的乐在其中。



1935年,根据莫里哀《吝啬鬼》改编的《财狂》演出剧照,右二为曹禺

《财狂》排练现场，张春彭给曹禺讲戏。右一为曹禺在结束了南开中学的学生生涯后，1928年宝宝升入南开大学，但一年后，便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在清华他潜心钻研戏剧，广泛阅读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以及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的夏秋之际是个浪漫的时节，宝宝恋爱了。女朋友是同为清华大学的法律系高材生郑秀。



后为曹禺第一任妻子的郑秀宝宝与郑秀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那时候郑秀还是北京北满中学的高中生，正值清华大礼堂有话剧《娜拉》，郑秀和同学前去观看。演出结束后，郑秀经同学介绍得知，刚才演娜拉的就是宝宝，她顿时大吃一惊。（宝宝又男扮女装了，可惜找不到照片）据女儿万昭与万黛回忆：

爸爸在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玩偶之家》）中扮演女主角娜拉。剧中娜拉背着丈夫准备离家出走，爸爸演这段戏，一个人在台上又说，又歌唱，又跳舞，把她在丈夫面前慌乱、复杂的心情，演得精彩极了。

1933年春，清华话剧社排演高尔斯华绥的《罪》。该剧由宝宝翻译、导演，并且由他主演男主人公拉里。拉里的女友汪达则由郑秀出演。此剧公演后，轰动了清华园。



话剧《罪》,郑秀（中），曹禺（右）与郑秀的热恋期也是宝宝创作的高峰期。1933年的暑假，宝宝留在学校未回天津的家，他要求郑秀也不要回南京。两人在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东北一隅，靠近借书台附近的一张长桌相对而坐，除了偶尔低声交谈一两句，便各自做自己的事。

《雷雨》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那年，宝宝才23岁。

《雷雨》震惊了当时戏剧界。清华大学毕业后，宝宝以优异成绩升入研究院，从事戏剧研究。

两年后，25岁的宝宝到天津体验生活创作出话剧《日出》，26岁又创作了《原野》，30岁发表《北京人》，36岁创作了话剧《桥》，1948年又出版了电影剧本《艳阳天》，这些作品使宝宝享誉世界。可以说1949年前，宝宝达到了他话剧事业的巅峰。

建国后，许多人都评价宝宝已经江郎才尽，是「过了气的人」。尽管创作了两个历史剧，但跟之前的《雷雨》《日出》相比，水平相差甚远。

可那时候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

据万昭与万黛回忆，解放初期国家还没有礼宾司，宝宝曾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过一段外宾接待和国宴事务。送往迎来，按排活动和食宿，准备宴会，甚至排座位、选酒品尝等许多烦琐的事务工作，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

爸爸一天常常工作十几小时，非常劳累，他曾患有严重的胃病，吐过血，此时他经常犯病。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为做这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情而抱怨。在新生活面前，爸爸觉得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人”，觉得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包括他的戏剧艺术，真的觉得都没有用了，因而，自己迫切需要学习，需要彻底地改造。他以一种近乎孩童的天真，来接受新事物。

事实上，组织上给宝宝布置过写作任务。1954年，党交给他第一个创作任务，那是宝宝建国后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但宝宝写的很吃力，第一是因为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搜集资料。他花了巨大的心血收集过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并希望与他们共同生活以便获得更多素材。但身边的人一直催促他，让他尽快动笔，赶上时代的潮流。

虽然宝宝由衷地赞赏这些先进人物，但他是一位追求真知和完美的人，又是一个有成熟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熟谙艺术规律并坚守艺术原则的作家。他深知，「写“人”是创作的中心，而要把人写好，不能只是讲事迹，编故事，谈思想，写问题，就要写出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真实可信的人，多面、复杂的人。要写出这样的人物，作家必须真正熟悉他们，对他们做到真懂，“真知道”。」

第二是因为创作完成后，他需要中和各方的意见进行修改。今天这个人让他这么改，明天那个人让他那么改。今天这个部门审查，是这个意见，明天那个部门审查，是那个意见。据两个女儿回忆，「爸爸不知改了多少遍，仍难尽人意，爸爸感到无所适从，很苦恼。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一次遇到的问题，就是，作家个人的写作竟然要涉及这么多的人和事。」

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两点更糟糕呢？时间上的压迫让作家没有办法认真的面对自己，面对每一次灵魂的诘问。而完成后不断的修改，无意是对作家底线的残酷挑战。

回想宝宝年轻时为创作《日出》，曾去天津的下等妓院收集素材，为此还挨了地痞流氓的打，他在《日出》的「跋」中，表达了自己创作这部作品的现实起因和强烈的社会情绪。他说，

「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

「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刺进了我的心，使我按捺不下愤怒」，

「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

他说，他愿宁「驮负人间的酸辛」，让「一切都毁灭了」。

他愿望「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

他誓言，一定要写一点东西，发出自己的满腔愤怒和抗议。

宝宝曾说自己这个人就是一团感情。但是，他的感情总是为社会现实生活所点燃，是社会生活激发了他，使他不能不写。他戏剧创作成功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与其说宝宝建国后江郎才尽，不如说是社会抛弃了这个想要「真懂」，寻求「真知道」的作家。幸亏宝宝没有走上郭沫若的道路，他不写或许是对的，在那样的环境下，写多了，那是十部《雷雨》也扯不平的。

无论如何，宝宝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仅有的九部剧作也不知庇荫了多少编剧和导演。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要有一位代表性的剧作家，那么曹禺之于中国则相当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易卜生之于挪威，契诃夫之于俄国。

2016年是曹禺先生诞辰106周年，戏剧的精神仍在延续。2016灵魂再次被拷问，戏剧作为人类的最高能力是面对诘问的最佳回答方式。

最后，总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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