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长江图》导演杨超：他们嘲笑一切崇高

杨超柏林专访骨子里的”长江情结“访谈，整理|朱马查（巴黎）编辑|Dzolan（西安）本文为《长江...

深焦：前作《旅程》里就说“到了长江就好了”，能谈谈你这种“长江情结”形成的渊源吗？长江对你意味着什么？

杨超：《旅程》里面这句话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就住在石河的边上，是淮河的一个支流，淮河又是和长江连通的水系。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小河边，就特别向往大河。对水和船的向往，这就是最原始的由来吧。我有时间的时候都特别想去没去过的长江两岸那些还没有被改变的城市玩。

深焦：影片里的诗是从剧本一开始就写好了的吗？

杨超：剧本一开始就是有诗的，但不是这几首。这些诗歌根据最后剪辑的变化经过了一些调整，因为那不可能是诗集的展示，它属于电影整体。所以最开始诗的内容和细节都有调整。

深焦：对你来说诗是什么？

杨超：在今天的中国，诗人简直是个贬义词，特别奇怪。我那天也说了，这是反智倾向的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这种事怎么能成为一个贬义词呢。中国是有些艺术家或是精神创造者出于消解权威的需要，扮出一副小丑的样子，嘲笑所有的崇高。他们嘲笑伟光正、假大空的时候，那是特别好的，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负，所以需要这些知识分子艺术家去消解他们，嘲笑他们，或是自嘲。这个几乎贯穿了中国的这些年来的艺术创造历程。但这个嘲笑终于到了一种从此不相信任何崇高的地步，就是洗澡把脏水倒掉把小孩也倒掉了。真正的艺术，真正的文化，真正需要去精细分辨的真正的信息量都被扔掉了。只要你敢自嘲，你好像就可以嘲笑一切东西，这是我这些年来对中国的文艺创作观察中最敏感的事。

诗歌对我来说绝对是崇高的，它是艺术一种相当高级的状态，它是汉语的高级状态。我跟宾哥（李屏宾）谈诗的时候，宾哥不喜欢白话诗，他说“你这诗，一般”。我确实写得一般，我说但中国有很多诗人很好的，杨健、韩东，他说“也一般，咳，白话没有诗歌”。宾哥就是只喜欢古体诗，他也崇尚汉语，崇尚语言本身的美感，这一点上他和韩东、杨建其实没有区别。我也一直在读诗，崇敬那些真正把汉语做得很好的人，比如杨建、韩东和于坚。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对这个语言和文化非常重要。

深焦：片子拍摄时间非常长，还有补拍的阶段，电影里哪些是补拍的呢？补拍的原因是什么？

杨超：我2012年一月份开机的时候，只拍了六十天就没有钱了，这就是为什么要补拍。因为这个片子投资很大，是个不太一样的电影，不是那种仅仅记录下来生活就可以的电影，需要我们去琢磨和凝练，所以就是需要高投资。而且它跨越了三千多公里的河段，这是一个大转场大格局的东西，所以这个钱就没法省。我们当时并没有那么多钱就开拍了，想中间能得到一些支援，但是并没有到，所以中间就停掉了，后来隔了一年多才重新找到钱再补拍，才最后完成。这个过程主要是因为在今天的市场中，《长江图》得到的观众还太少，或者说，大家就觉得艺术影迷少点好。

国际电影节也是这种想法，你们把中国现实记录一下给我看看就好了，要什么艺术啊，不需要信息量，不需要解构，你也没有这个能力，你把中国现实给我看就好了。反过来中国的导演也习惯了接受这种“风味小吃” 的定位，觉得艺术电影就要小投资，“因为我不挣钱所以没脸要更多钱”，这也是很奇怪的心态。张献民老师说我们是有史以来最贵的艺术电影，其实谈不上，因为有侯导的《聂隐娘》在前，但我们在大陆确实算是比较贵的了，加上宣传差不多三千多万。

深焦：所以在江面上拍摄的场面调度具体有哪些困难？

杨超：如果机器和人在同一条船上，这还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机器和人不在一条船上。比如片头有一个秦昊走上船头的夜景镜头，那就是机器和人不在一个船上，两个船要平行，然后中间还得变景别，那就拍了很多遍，因为如果这条不行要重来的话，就得调头。航道是不允许随便调头的，很多时候得等后面的海事部门工作人员指挥，因为那是个很繁忙的水道。所以拍完这条等下一条得一个小时，拍摄船到位之后，道具船更慢。其实是工艺制作的难题，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如果我有一条发动机极好的船来放机器，其实我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巴黎；里昂；勒阿弗尔；枫丹白露；伦敦；斯特林；罗马；马德里；纽约；西雅图；洛杉矶；波士顿；纽黑文；多伦多；惠灵顿；新加坡；札幌；台北；新北；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成都；重庆；厦门；杭州；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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