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天坡，大巴山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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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有个钟鼓楼，半截戳在天里头！”

“钟鼓楼这么高，哪门上得去？”

“南郑县有个钻天坡，顺着钻天坡就走上去了！”

多年以来，关于汉中钟楼的印记，于我最为深刻的，就是儿时父亲给我讲的这段了。在父亲这代人的记忆里，钟鼓楼是汉中最有名的地标性建筑，可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声炸药的巨响，钟楼就成了一个地名，让老汉中人耿耿于怀了许多年，也感叹了许多年。

尽管当年父亲把这个故事当作笑话来讲——他模拟两人对话眉飞色舞的样子，几十年后我还记忆犹新。我自然是没见过钟楼的，汉中钟楼的图片我在书上见过，也是很普通的明清建筑，与各地的的钟楼并无太大差别。

父亲念想钟鼓楼，我则牢牢记住了“钻天坡”这个名字。我那时成天看旧书，被《封神演义》迷得一塌糊涂，提到“钻天坡”，就不由自主想起姜子牙学艺的昆仑山。这钻天坡能上天，想必与昆仑山相似皆为仙界吧，其上当仙雾缭绕、仙鹤清飞，还有心血来潮掐指一算便知过去未来的仙人。我就常常端了小凳坐在屋檐下，一手拿着《封神演义》，一手支着小脑袋，浮想联翩。可惜，此后读书、求学、工作、生活，弹指间二十多年过去，我竟无半分机会，去一睹钻天坡的真容。

端午节后一日，发小建荣打来电话，相约去钻天坡大姨家挖竹笋。我一听立时兴奋起来，“钻天坡”三字如过电一般，让我的血液沸腾不已。我对着电话大叫：去，当然去！

汽车沿着卢家沟、高家岭一线走去，建荣驾车，同行有姓范的大姐，也是平日多见的。过一个小镇，车拐向东，水泥硬化的乡间小路却越走越窄，仅容一车通过。天色极好，像是被日前的大雨洗过，青蓝色的苍穹似无杂质的绸缎，蓝汪汪洁净；朵朵淡淡的白云镶嵌期间，仿佛仙娥织就。一路上，山青水绿直扑入眼，各种鸟鸣佳音不绝于耳。

我却顾不上欣赏这良辰美景，甚至顾不上与建荣和范姐聊天，就在车里胡思乱想。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钻天坡号称能上天，想必是有几分巍然的，站在坡上当手可摘云的。我脑中的云朵还乱成一团时，约莫顿饭工夫，汽车在山路上转了十多个弯子，建荣忽地将车停在路边，对我说：“到我大姨家了！”

路边水田里，有几人正弯腰插秧，见有车至，都直起身来。建荣冲着其中一人大声说：“大姨，我来给你栽秧喽！”建荣的大姨戴着顶旧遮阳帽，帽檐下的脸却堆满了笑：“不用，不用，哪门还叫你栽秧？莫得多少了。”建荣又对田里另一中年男子叫道：“老表，你腿上有个蚂蟥！”中年男子低下头瞅了一眼，笑着说：“你一来就日弄我，小心后晌吃饭灌你酒。”范姐在边上插了一句：“我说老表，灌他酒小心把你喝翻了。”中年男子说：“不得不得，他的酒量我晓得。你们先坐会儿，再有个把小时秧子就载完了。”

我们从车上取下西瓜等时令水果，抱了一箱啤酒，走进路边的一个小院。院子并不甚大，东西向一溜排开四间大瓦房，边上搭有半间配房，配房屋檐下摆着鸡圈，是乡间常见的农家院。院子边堆着稻草，经过雨水的浸泡，散发出一些淡淡的腐味儿，空气中还飘散着一些牛粪与猪粪的味道。我们走进院子时，一白一花两条狗便冲我们吼叫，被建荣的大姨远远地吆喝几声，它们便很委屈呜呜叫着卧到窝里去。院子的一角长着一株桃树、一株枇杷树。桃树已结了青果，枇杷树只零零散散缀着几颗枇杷。建荣伸手摘下两颗枇杷，递给我和范姐。我们剥了皮塞进嘴里，三两下吃完，两人对视一眼，不约而同说：“酸！”

建荣对着水田喊叫：“大姨，我们去坡上搞破坏了！”大姨就回应：“搞么，背篼在院坝里，锄头在门背后。”建荣带好了家什，随手拿起根竹竿递给我。我愣了一下，问：“要竹竿做什么？”建荣眼皮也未眨，说：“害怕坡上有蛇。”建荣的语气轻描淡写，我却心里打了个突，将竹竿紧紧攥在手里。

土坡挨着水田，不过数百步远，看起来不足百米高，像我们来时路上见到的诸多土坡一样。我们从稻田走过，逆溪流而上。野草早已盖住了沟渠，只听见时急时缓的流水声，却难见到水流。不远处，一家三口牛正悠闲着吃草，见我们走过，只转过头看一眼，又低头咀嚼去了。溪流尽，跨过几根木头搭的小桥，我们三转两转，便进了竹林。林子里树竹混生，各种野草一层层、一簇簇铺满了林地，林子茂盛，树与竹竟将天空疏散着遮住，阳光像一张破渔网样撒将下来。雨后的竹林湿气颇重，没多久便觉裤腿沉涩。我从未挖过竹笋，就站在一边捡建荣与范姐挖好的竹笋，一边听着林中鸟叫。声声鸟叫后，林子外也传来回应的鸟声，像两个熟人隔着遮挡住视线的竹林打招呼。

挖了三十多根竹笋，我们都说够了，建荣才住了手，将长短不一的竹笋胡乱着装进背篼，再沉甸甸背上。

出了竹林，我忍不住问建荣：“你说的钻天坡，我们啥时候去？”建荣颇为诧异，转过身看了看我，说：“钻天坡？这里就是钻天坡啊！”

什么啊，这个不起眼的小土坡就是钻天坡？就是我念叨铭记了多年，能与汉中钟鼓楼分庭抗礼的钻天坡？从远处看，这土坡不过两三里长，是南郑山区常见的小丘陵之一部，它不仅钻不了天，甚至当不得一个“高”字。我睁大了眼睛，像是突然间从仙界跌回人间，一时着实不知怎样措辞为好。回到小院，建荣的大姨与表兄皆已回来。简单介绍后，我也随着建荣叫他们大姨和老表。大姨约莫六十来岁，粗手赤脚，一看便知是常年在农田劳动的。老表四十岁上下，穿着长筒水鞋，粗眉大眼，是一个壮实的汉子。范姐曾来过几次，与他们颇为熟悉，就与大姨他们随意说着话。

老表和我们打了招呼，骑上摩托车一溜烟出去了。大姨说：“菜和腊肉在案板上，米在柜子里，你们先煮饭，我去把牛和猪喂了。”我们便分工，建荣洗菜，范姐负责切和炒，我在灶前添柴烧火。灶房里烟气似乎还没有弥漫多久，腊肉与菜香便随着烟雾四散了。

做饭时，建荣悄悄对我说：“大姨父已去世很多年了，前些年大姨家条件差些，表嫂离家出走后再未回来，家里就娘母两个。还有一个表姐，头一个丈夫出车祸死了，继任丈夫待她并不怎么好……现在日子好过多了，老表也找了对象，不知道能不能成……”我心里有些恻然，总算明白了建荣来看大姨为何提着大袋小袋了。

半个时辰后，大姨回来，我们一看便傻了眼：大姨又背回一大背篼竹笋。建荣显然也有些傻了，就埋怨：“天呐，我的大姨呐，你也少弄点儿么，咋吃得了！”大姨笑了笑，说：“下了几场雨，竹笋长得快，再不吃就过了季节，你们走的时候把它们都带上。”没多久，老表也骑车回来，却带了一壶包谷酒。老表急忙解释：“山里莫啥好酒，这酒人家自己做的，真！”

吃饭时，大姨频频给我们碗里夹肉夹菜，一会会我们碗里的肉菜就堆成了小山。大姨像是有些难为情，说：“你们莫嫌弃，条件差一些，没有你们城里卫生。”我们忙说哪里哪里，已经很好了。的确是很好，盘里炒好的鸡蛋黄得喜人，韭菜是从地里现割的，洋芋也是从地里现挖的，油光闪闪的腊肉肥而不腻异香扑鼻，都胜酒店无数。老表也与我们说话，多是在外做活一些趣闻。他的酒量看起来不错，大口喝着包谷酒也未见什么反应。

建荣头一偏，见堂屋一角堆满了蛇皮口袋，便问：“上回打电话说谷子卖了些，怎么还有这么多？”大姨说：“上回卖了有三千多斤，剩下的我不叫卖了，都放在屋里。”老表插话说：“你大姨咋说都不听，把谷子当成宝贝。叫我说，留个十口袋紧够了，现在粮食又不值钱，我卖半车竹子买的米你吃的完吧？屋里谷子多了，光招老鼠。”我们也劝大姨，现在粮价便宜，没必要存这么多。

大姨说：“你们年轻人没有经见过，我是大集体时代饿害了怕，屋里莫得粮食不放心，瞌睡都睡不着。”听说我们家耕种的土地十多年前就被征用，大姨又为我们操心起来：“咋能把土地都卖完了？买粮食吃多莫营养。”

老表向我们诉苦：“你们大姨我也莫法了，我把麸子、糠都买回来，她舍不得给猪和牛多喂，天天到坡上割草，把自己累得腰都快弯了。”建荣就批评大姨：“你都六十多岁了，有福要会享才行。”大姨光是笑，说：“习惯了，习惯了，改不过来了，福还是叫年轻人享去。”

饭后，我们用大姨家的锅煮竹笋，连着五六锅才把竹笋煮完，用大口袋满满装了塞进后备箱。辞行时，大姨很是不舍，说着话眼眶已有些红了。建荣说：“大姨别难过，过些天我们又来，你再煮腊肉给我们们吃。”大姨才又高兴起来，连声说好。

往回走，范姐驾车，我与建荣坐后排。车在钻天坡下拐了一个弯，大姨家的小院和母子俩都已不见。此时夕阳西照，斜阳照射在水田里，万点金光便使劲晃进车里，我和建荣似乎累了，又像不愿被这光刺了眼，都微微闭了双目，不言不语，任渐起的蛙声在车里环绕。

第二日午间，吃过大姨送的竹笋，妻子大赞不已，颇为遗憾未能与我们到钻天坡一行。妻子叫嚷着定要抽个假期再去，要去认识下大姨和老表，吃一顿大姨做的腊肉。

我定是会再去钻天坡的。钻天坡的林子我只匆匆看了一隅，坡里深处于我还是个谜；大姨家的牛我亦未见到，是黄牛还是水牛？特别是老表的新对象是高、是矮、是胖、是瘦，能不能成为新表嫂？这一切，只得来日再去钻天坡获取答案了。

“汉中有个钟鼓楼，半截戳在天里头！”

“钟鼓楼这么高，哪门上得去？”

“南郑县有个钻天坡，顺着钻天坡就走上去了！”

这三句话的故事我更难忘了，未知若干年后，还有几人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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