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象】一个校园团契的15年_【微文阅读推荐】

十五年时间，在教会历史上真的只是一朵浪花。但对许多年轻的基督徒学生而言，这些年已经是他们信仰生活的全部经历。

作者：Cedar弟兄（北京）

编者前言：

A团契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大学生团契之一，如今已经走过了将近15年的历程，A团契的Cedar弟兄用人类学的方式，写下了团契的发展历史，透过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上帝在年轻学生身上所做的奇妙工作。

一、引言‍‍‍

十五年时间，在教会历史上真的只是一朵浪花。但对许多年轻的基督徒学生而言，这些年已经是他们信仰生活的全部经历。

本文以一个学生团契（以下简称A团契）为个案，以时间维度的演进阶段为主线，来尽力展现2000-2014年间A团契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本文将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层面将A团契和北京其他学生团契进行类型化的比较和分析，努力展现北京学生团契的全貌。

二、学生团契的历史渊源和类型

（一）A团契创始人的主要特征

A团契创建于2000年，初期的主要人员为：弟兄1，老师1，老师2，老师3。尚有一些别的信徒和慕道朋友受邀参与了最初的聚会和服侍，其中几位短暂在此聚会后又去了别的教会或者团契服侍。因为早期的人数波动较大，故准确的人数无法统计。主要的发起者和最初几年最稳定的带领者就是上述的4位。

为了明确A团契历史渊源，本文将通过表格分析这4位创建者的个人信息，4位创始人的个人信息见表1。

如表1所示，4位A团契的创始人都是60年代出生，到1980年代陆续接受了大学教育，其中两位后来到美国留学，并在北美的校园团契中信主，另外两位一直在北京学习和工作，留在高校作大学老师。

在A团契创建之前的一段时间，即2000年前后，两位带领人从美国回到北京工作，并在官方教会聚会中结识了另外两位已在北京工作的老师，很快决定一起组织一个新的校园团契。团契地点就在北京海淀区——中国最大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集中地，服侍的人群主要为青年学生。

从4位带领人的背景和北京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他们自身的教育水平和自身信主过程中的模式很深的影响了他们后来的职业和服侍对象。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大学教授的身份给了他们服侍大批青年学生的知识储备和便利的职业、地点等外部可能条件，而他们自身在信主过程中的经验和感情,使得他们对相似的学生群体有更多的内在愿望,去付出时间和爱心。这内外两种因素共同决定了后来十几年间A团契的很多次面临重大转变时的抉择。

（二）学生团契的类型和主要特征

如果将视野稍为扩展，考虑到北京官方教会、家庭教会、其他福音机构和独立学生团契的学生福音工作，可以对1980年后北京整个的学生团契工作的特点进行简要对比。笔者将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个家庭教会、一个官方教会、一个福音机构团契与A团契（代表独立学生团契）进行简单的对比，并从中分析不同教会和团契的历史渊源对他们的学生事工态度和方法的影响。

笔者所列的这4个教会和团契都参与了一些学生服侍，其中S和G作为大型教会，分别有自身下属的学生团契，显示了对这项工作比较高的重视。而R和A则更是一直作为专门化的学生团契而存在。

1980年代之前的北京学生团契的具体资料无从获得，但是北京在1980年代末起，经历了一次比较快速的复兴，福音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职场人士、农村居民和外来打工人员中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还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大批归信。

这一点得到了相关调查研究的支持，刘同苏在《生命季刊》第44期发表的《北京家庭教会的调查》一文中得出的结论也是类似。他调查了40几个家庭教会，发现其中80%以上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平均年龄相当年轻，受过大学教育的信徒比例很高，全职和带职同工也基本都受过大学教育。

笔者列出的这4个比较对象都位于海淀区，成员也大多出自于1980年之后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职场人士。这些教会和团契的历史都不是很长，多数人都是在1980年后在北京求学和工作期间接受了福音，并逐步组成了教会和团契。因此，北京家庭教会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复兴的密切相关性。

无论是家庭教会下属的学生团契还是专门化的学生团契，在学生人数较多，学生工作经验较丰富的教会和团契，一些类似的特点还是能够被观察到：

1.以大学老师和学生为团契带领人，大学老师尤为重要，全职人员起协助和指导作用；

2.把学生集中起来，以专业化学生团契或小组为平台来服侍学生；

3.以小组查经和其他小组活动为基础，进行真理和彼此关系的深入建造。

三、A团契的演进阶段及其类型化比较

A团契从成立至今只有15年时间，然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面，人员规模和结构、事工策略和重点、组织结构、培训机制、人才和经验积累等不同领域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些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变化可以通过团契演化阶段的划分更加清晰的体现出来。

综合上述因素，并结合A团契几位带领老师的个人回忆，笔者将A团契从成立至今的8年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 2000-2002年，创建和波动期；

2. 2003-2007年，快速发展期；

3. 2008-2010年，调整和转型期；

4. 2011-2014年，教会化转型期；

本文将分别使用表格对四个演化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行总结，然后将这些特征对A团契进一步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创建和波动期

如表3所示，虽然只有短短3年时间，但是A团契最初3年的主要特征却很深的影响了其后的发展。

这些特征可归纳为4点：

1. 人员构成和服侍对象主要都是青年学生，大学老师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2. 查经班在福音传播和深入造就中起到核心的作用，查经方法为归纳法；

3. 图书资料丰富，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深入学习的平台；

4. 自己举行圣礼和主日敬拜，将教会的部分功能内部化。

从上述4点特征的1-3点和表3中的详细信息不难看出，A团契的各项特征非常明显的受到校园团契风格的影响：服侍的异象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主要的事工是查经班和小组活动；比较关注基本真理和知识的装备，建立了较好的图书资料库。

但是有些特征却是大陆校园团契和港台、北美校园团契不同的地方：

1. 由于外部环境不允许，团契只能依托于大学附近的民宅，而无法真正进入校园；

2. 团契开始不久即举行主日聚会和圣礼，成为教会和纯校园团契的混合体。

北京城市家庭教会也在1980年后才开始迅速复兴，一些家庭教会学生和老师人数较多，可以自办学生团契，对如A团契般的独立学生团契一般不会给予特别的经济和人力支持；而基本以市民为主的家庭教会既无学生团契的经验，亦无支持此类团契的想法。因此，A团契采取了一个介乎教会和团契之间的形态，来保证自己有能力支付房租等费用，也更好的保证团契内部教导的纯正。这样的结果有些无可奈何，但确实是当前的最佳选择。

（二）快速发展期

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摸索之后，A团契进入了一个逐步成熟的时期。在2003-2007年5年中，A团契出现了很多变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 人数继续快速增长，A团契开始分为两个地点聚会，分别称为A团契和B团契；其中A团契由老师2负责，其余几位新近加入的老师协助；B团契由老师1负责，也有数位新进入的老师协助，而弟兄1是A和B团契的总负责人；由多位老师组成的联合同工会逐步成型；

2. B团契的毕业生里出现第一位全职同工，且职场人士快速增加；

3. B团契的财力逐渐增强，主日聚会逐步正规化；

4. A、B两团契联合程度相当高，培训、受洗、圣餐、营会等活动都是一起举行；

5. 以一位带职同工为主，所有组长参与，开始系统化的编写归纳法查经材料。

这一阶段是A团契15年历程中比较平稳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和第一阶段的各方面特征类似，从总体上说，只是人数增加导致一个聚会点分为两个聚会点，各领域的服侍更加成熟。

但是，这一时期的很多细节变化确实对后来几年A、B两团契的差异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对B团契影响较大的变化是：

1. 学生留京工作和更多工作人群来到团契，工作人群的需要引起关注；

2. 许多B团契的组长和同工离开北京，学生团契服侍的稳定性引起关注；

3. 出现全职同工，并且财力逐渐充足，开始有能力支持全职同工和牧师；

4. 弟兄1因为个人原因离开北京，使得B团契在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服侍压力增大；

这些变化为后面一个时期B团契向教会转型准备了条件。同时对A团契影响较大的事情为：

1. 主要的学生同工在国内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保持了主要学生同工的稳定性；

2. 几名学生组长开始参与归纳法材料编写过程，并快速成熟起来；

3. 逐步掌握了查经组长培训的基本方法，实现了组长培训自主化；

在这一时期，两个团契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是：在缺乏全职同工的时候，毕业生的出现和初步增多，学生团契的稳定性比较差。虽然团契的老师有助于缓和这种冲击，但是毕竟数量较少，且工作更加繁忙，主要学生同工的逐批离开将使得团契里面各项事工一直在较低水平循环而无法积累和进步。

A和B团契在面临这一挑战的时候，因为人员结构和带领人理念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回应方式，这一选择直接导致了后一时期的更大差异。

具体而言，B团契面临的挑战更大，一些学生离开北京，一些学生留京工作离开校园，而同时很多职场人士涌入B团契，这样的一增一减使得B团契的人员结构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工作人士和留京毕业生的人数逐步接近了在校青年学生的人数，更加重要的是，原来的学生同工毕业后都成了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服侍对象自然转向了职场，在校的学生同工出现断层，校园服侍力度逐步减弱。

A团契靠着大批学生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将毕业生离校的平均时间向后推移了3-5年。这样一来，一批在本科时候就成为学生同工的人继续留在大学里面开拓校园服侍，并把自己原来积累的很多经验传递给了后来的学生同工，保持了学生同工队伍的连续性，也保证了校园团契事工经验的有效积累。这一批硕士和博士同工也得以有时间和精力更多的学习组长培训方法和参与编写查经资料。

（三）调整和转型期

在经历了人数的增长和毕业生问题挑战之后，A、B两团契都在2008-2010年经历了非常多的改变，这些改变，基本都在前一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是在这一时期才逐渐凸现出来，最终导致了两个团契的明显差异。

对B团契而言，变化主要出现在下面几个领域：

1. 学生同工大部分毕业离开或工作，学生服侍力度趋弱；

2. 毕业生在职场开拓福音，大批职场人士进入；

3. 在人数继续增长和学生/工作人士比例变化中，B团契正式更名为B教会，其带领老师1和主要同工主动开始建立城市家庭教会；

4. 基于教会的长远需要和人数快速增加导致的牧养不足问题，而且创始人之一弟兄1此时离开北京，B教会聘请了牧师来应对这一系列的变化；

5. 由于B教会聘请的牧师注意力集中于B的教会化转型，A和B之间的联合事工，如联合讲道、小组预查、培训、营会等逐步结束；

B团契更名为B教会并聘请牧师是其转型的核心事件。B教会作为一个以学生团契起家的教会，和北京其他一些从学生团契开始的家庭教会一样：开始时老师和学生在校园福音运动中大批归信，组成学生团契；在学生比例下降，工作人士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后，主动开始了向教会转型的过程。

对A团契而言，虽然其外在形式的变化相对较小，但是对其影响也非常深远，主要为：

1. 学生同工“本科-硕士-博士”结合的梯队逐渐成型，同工培训制度逐渐成熟；

2. 结合A、B众多学生同工之力，完成了2003-2008年的查经资料汇编；

3. 由于A和B开始独立运作，A和B的联合讲道结束， A不得不开始邀请多个熟悉教会的讲员，讲道的系统性和稳定性面临很大的挑战；

4. 随着弟兄1离开北京，其他几位老师也由于不同的事情离开团契，最后只有老师2留在团契继续服侍，之前由数位老师共同带领团契的形态结束；

5. 教师同工会解体，以学生组长为基础的同工会制度出现；对于A团契而言，这一阶段的变化是渐进的，但却是影响深远的。

查经组长培训制度的成熟大大缩短了A团契后来的学生们成长为查经组长的时间，另一方面，查经资料汇编相当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后的查经资料问题。这两点的实现使得A团契可以比较从容的面对日后的学生同工毕业带来的同工缺乏问题。

但由于A和B的联合讲道结束，A的讲道变得吃力，这使得A团契开始主动和附近的几家教会更深的建立关系和开展联合事工，以保持讲员邀请的顺利和可持续；并尝试让几位学生组长开始讲道，这加速了学生同工成熟的速度。

另一方面，随着A团契数位老师和弟兄1离开北京，教师同工会制度也随之解体。几位学生组长快速成长起来，进入同工会，并完善了彼此之间的分工和议事规则；主要同工中，只有老师2是教师，而其他几位都是学生，在团契成长起来的学生们开始主导团契的各项服侍和发展方向。

（四）教会化转型期

在应对了上一阶段，弟兄1离开北京、教师同工会解体、B教会不再联合讲道等一系列的冲击之后，A团契通过主动寻求几家熟悉教会的讲道支持、加速学生进入同工会、整理查经资料和完善小组长培训制度等方式度过了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并进入了一个新的较为稳定的状态。在这一时期，A团契的同工们不再担心团契的某些事工不能持续，也不担心财务不能支持房租，而开始较为系统化的思考团契的定位和未来的发展模式。

这一时期，A团契的主要变化为：

1. 逐步形成了新的讲道模式，和经常邀请的几位讲员建立了较深的信任；

2. 逐步建立了周日的多种主日学小组来更深入牧养；

3. 完善了同工会制度和财务制度，各项议事制度和分工细化；

4. 同工们逐渐对团契的未来形成共识，并决定正式更名为A教会；

A团契开始主动邀请外教会众多讲员时，第一位的是保证主日有讲员，对于其讲道信息和团契的适合程度不是主要的考虑，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2011年前后，有几位经常邀请的讲员逐渐被A团契的同工们认可，而之后的邀请则主要集中于这几位讲员，这几位讲员对A团契比较有负担，也和A团契的同工们逐渐建立了更深的信任，A团契重新建立了讲道的模式，并把它稳定了下来。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A团契毕业生留京工作的人增加，主要同工也陆续留京工作，结婚、工作、孩子等一系列学生团契无法顾及的问题集中出现，而这引发了对更加深入和多样化牧养的需要，在没有全职牧师的情况下，A团契尝试由几位已经毕业的学生同工为主，建立多个不同类型的周日的小组，开始互助型的学习婚恋、工作、神学等不同类型的书籍，在此基础上弥补学生团契牧养的不足。

这一阶段，同工会成员的稳定性增加，分工细化，人数也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同工之间沟通和决定各项事工的难度有所增加，而为了更有效的协调和分工，也为了在共同的服侍中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同工会制度作了非常多的细化，财务制度也更加完善和可操作，决策的效率大大提高。

虽然取得了在讲道、周日的小组、同工会制度等一系列领域的进步和完善，有效的应对了2008-2010年一系列变化的冲击，A团契也进入了新的稳定状态，但由于在建立之初，就形成了介于教会和团契之间的形态，选择了承担教会才有的讲道、圣餐、洗礼、牧养等一系列的职能，A团契面临着未来的方向性选择：

1. 模仿B教会，成为主要服侍工作群体的教会，学生色彩完全淡化；

2. 模仿机构团契R，鼓励毕业生离开A团契去更加成熟的家庭教会，A继续专注校园；

3. 尝试逐步建造学生和毕业生为主体，保留学生团契部分特点的教会。

一方面，A团契带领老师2和所有主要同工都出于学生查经班，因而对查经班和学生具有较多的感情，并不希望转变成没有学生的家庭教会；另一方面，保留毕业生有助于团契人才、资金等各方面资源的长期积累，能够更有效地支持团契长期稳定发展，成为R团契的类型对于A团契并不可行。

在经历了数次很深入的沟通和争论之后，A团契的所有同工一起选择了第3种模式，尝试在家庭教会和纯学生团契之间进行某种结合，让已有的教会团契混合体进一步成熟完整起来。这一决定的结果就是A团契正式更名为A教会。

四、总结与展望

在经历了十五年的探索和发展之后，A团契已经具备了教会的形态，并更名为A教会。这样的历程是诸多学生团契都经历过的，只不过经历的方式不同。而国外教会和团契相对独立的形态，在目前的环境下依然不能作为主要的模式开展。

在目前国内的环境下，教会和团契的关系必须更加紧密，才能保证学生服侍中人才、资金、经验的可持续性，也能解决毕业生工作、婚恋中的深入牧养问题。但这其中也不乏挑战：在教会自身也面临诸多需要，甚至不同的模式也在探索和转型的过程中，学生工作或者说学生团契在其中难免是被忽略甚至被放弃的部分。

是否能解决这一困境取决于教会和团契能否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学生团契是否可以成为教会发现和培养未来同工的平台？

第二、教会是否具有一批有志于学生工作，且真正熟悉学生的同工？

对于前者，可能需要学生团契的同工们努力寻找与教会长远需要匹配的服侍方式，在团契建造过程中，不仅仅关注有几个人听到福音，有多少人决志信主等外在指标，而是踏实下来栽培门徒，让这些学生无论在团契还是毕业之后在教会，都能成长为同工，则教会就能从服侍学生中获得回报，整个服侍就可以持续。

而对于教会而言，仅仅认识到学生的重要性，甚至愿意投入人力物力到学生工作中也是不够的。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服侍中，首先要有适合服侍这个群体的人，目前来看，一批学校的教师和从学生团契出来的毕业生是最合适的同工，只有当这批人成长、被装备，并有热情的进入服侍，成为团契和教会的连接点，整个学生服侍才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