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之声 谈“排污许可证制度——采访宋国君老师

 

最近“清流”对我院宋国君教授就排污许可证制度进行了采访,解答了同学们当中的一些疑惑和问题,介绍了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前沿情况。...





最近

《清流》杂志社对我院宋国君教授排污许可证制度进行了采访,解答了同学们当中的一些疑惑和问题,介绍了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前沿情况。

采访对象简介:

宋国君,男,1962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讲授环境政策分析、环境政策与管理、环境规划方法、环境政策设计与评估等课程。

主要科研领域:空气环境政策与管理;水环境政策与管理;生活垃圾分类与管理;节能与可再生能源政策与管理、环境保护成本效益分析、社会经济影响分析等。

主要著作和论文:发表学术论文170多篇,主要著作6部,参与8部。主要著作有:环境规划与管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环境政策分析(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8);中国城市能源效率评估研究(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中国淮河流域水环境政策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排污权交易(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生态城市评估与指标体系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等。
宋国君老师作为环保部排污许可证实施领导小组工作组的成员(唯一体制外专家),为我们带来了对中国环保工作发展方向的观点与看法。


老师您好,能不能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和您负责的工作?

我国污染物排放一直控制不住,原因已经清楚,就是以前的排放政策存在问题。我们现在总的方向,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采用发达国家所检验过的方法去控制。排放的许可是针对空气的固定源和水的点源,那么我们原来基于计划经济的政策就要进行排污许可证,可以说是排放控制工作的全部,企业围绕环保部门所发的这样一个文件去做环境管理;但是许可证不能说是排放控制政策的全部,因为还有达标规划,还有排放标准。其中排放标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知识体系,这种体系按照美国的经验来看不执行排污许可制度是没有数据来源的,而没有数据来源就不能产生实质性的东西,所以许可证是我们排污控制工作中最关键的,它需要中国的排放政策的更新。这也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排污许可证在中国已不是一个新概念了,那么现在所提的许可证有什么改进吗?

原来的许可证和现在的许可证不是一回事,原来的许可证只是一个注册证,而现在的排污许可证有硬性操作的要求,企业要保证必须按要求去做:必须有监测报告、必须提供守法证据。现在的排污许可证要细化,即把要求做得明确细致,达到可操作的水平;企业是否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了需要提供证据,而不是拍拍胸脯就说“我达标了”,这是根本的区别。

另外,原来的许可证和其他的政策可以说是并列的关系,而现在对污染源来说只有一个排污许可证。这就解决了一些过去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环保部做了一个调查,去年某工厂接受了各级环保部门的检查共112次,这种分散性的环境政策,各部门分别管理在解决问题时注定是无效的。但是现在的排污许可证不是这样的,它只有一个,企业完成它的要求就可以了。

美国的排污许可已经很成熟了,哪些需要我们借鉴呢?

美国排污许可证很早就开始做,所以很成熟,很细化;而我们是从无到有,需要借鉴它们的一些经验,但那毕竟是适合美国的东西,中国法律体系不一样,人们工作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借鉴美国时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需要探索经验,在此基础的上进行修正,最后达到和美国一样的水平或者更好。

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的排污许可要求就有上百页,每半年的报告也有几百页,而中国这方面还差得很远。许可证需要提供监测报告和守法依据,我们正在通过先进的统计,模型与方法在这方面做工作,这样下来我们的政策才会变得更好,排放控制的成本收益评估才会更科学,最终进入良性循环。

排污许可可以看做是政府垂直管理的一种贯彻落实吗?

国家加强垂直管理的目的是克服外部性,排污许可证作为一个工具,在这其中可以说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说下游的水质受到了上游的污染,下游让上游去治理,人家说没钱那怎么办?本身就影响不到他们的水源,他们为什么要出钱去管?所以我们需要上级部门垂直管理来解决这种矛盾,统筹规划这类跨区域的环境管理。配合这种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机构的设立不能先于政策的制定,因此我们需要先完善管理的工具,也就是排污许可证制度。

为什么在排污许可证应用的这些领域,我们主要靠政府的管制而不是市场的手段?

比如说水,水质有一天不达标,水中的鱼就死了,生物对水污染的时空影响是极其敏感的,水质要求的确定性就限制了治理方面的灵活性。再如移动源,机动车现在有四个方面的政策:第一是更干净的油品,因此国家制定油品标准;第二是更清洁的车辆,我们有所谓的“国4”, “国5”, “国6”标准,用经济刺激老旧车辆淘汰;第三是更快的行驶速度;第四是更短的行驶距离,这都需要我们统筹规划,调整人们的生活方式。飞机,火车,轮船的标准几乎全是命令型的,因为我们的要求就是刚性的。

而灵活性方式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二氧化碳,此外还有美国的一个酸雨计划,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使用经济手段的是在南加州的空气质量刺激计划,目标是控制pm2.5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

最后,老师认为我们环境专业的同学未来更应注重哪些领域呢?

首先,学环境经济的人的主要工作是成本效益分析,而不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那个说空话,说白话的时代早都过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用数据说话,要做实证分析,这样才能以理服人。当然,成本效益分析的过程是非常繁琐的,一定要有模型和统计学的厚实基础,还要建立好数据库。

其次,现在处于大数据时代,我们这个专业更应该首先适应这个潮流。任何定性的分析我们认为都是不专业的。物联网,比如车联网让我们可以随时定位汽车的位置,了解污染的排放源,并设计更快捷,更环保的出行线路;智能手机内部的传感器,也能让我们更好地运用点源数据发现并解决环境问题。

总结来说,我们现在学习的方法都没有绝对的好坏,而是取决于你想要拿来研究什么。专业也是一样,没有优劣之分,一切取决于你的兴趣。

以上为此次采访的主要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排污许可证制度必将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带来更多希望,在解决环境问题的道路上,我们从未止步。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环境我家
文字:夏侯沁蕊 、甘生钊

排版: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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