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军”为什么特别能战斗

明末各路农民军如何能迅速组织起来并且行军作战？为何能长期坚持，转战大半个中国，并且在明军围追堵截之下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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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夜，崇祯皇帝自尽于煤山。第二天，整队进入北京的，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

后世史籍，常以此判断“明亡于流寇”。这段历史，学界通常称之为明末农民战争时期。

明末农民战争的首义者，是天启七年抗粮杀官的澄城农民，短短几年间，各路义军便蜂起于陕西各地，势如星火燎原。崇祯二年，陕西巡抚胡廷宴称：“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州、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流贼恣掠。”[1]

各路农民军如何能迅速组织起来并且行军作战？为何能长期坚持，转战大半个中国，并且在明军围追堵截之下不断发展？

这么能战斗，因为军中有高手。

陈雪（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叛卒、逃卒、饥军，都是明军

高手就是明廷自己的兵。

据史料记载，起义初期，陕北各支义军中，逃兵很可能为数不少。

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叙述“流贼初起”时，曾有这样一段表述：

流贼所由起，大约有六：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是也。天下形势，莫强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斗，故六者之乱，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2]

这六种来源中，逃卒、叛卒都是逃兵，他们多来自明廷在陕北设置的防御蒙古入侵的边防卫所，受过训练，稍通武艺。而所谓“响马”，也是啸聚山林的强人。

明末士人吴伟业也注意及此，认为“秦宼，延绥以北为逃兵，以南为土宼、饥民”[3]。

后人所绘李自成进北京。

按其所言，陕北各支义军中，逃兵出身的，以神木的王嘉胤、清涧的“神一元”为首，继而发展到绥德的“不沾泥”、庆阳的“可天飞”、延安的“郝临庵”、镇原的“红军友”。他们主要活跃在延绥以北地区。由此可见，崇祯初年，在有一定影响力、活跃于陕西沿边地带的农民军中，脱伍的边兵很可能是骨干。

有限的史料记载显示，一些重要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多有与行伍相关的出身传说。

早期的农民起义领袖王嘉胤（麾下曾有高迎祥、张献忠），一般认为其为府谷饥民，但《怀陵流寇始终录》则明确说他是延绥镇定边营的逃卒。

又如张献忠，一种说法说他是“隶延安卫籍，固将家子”[4]，另一种则说他是铁匠之子，专门承造军器[5]。

再如李自成，他曾当过米脂县圁川驿驿卒，已是定论。驿卒虽称“卒”，但实际只是官府的差役，虽然不是“兵”，但也与普通农民不同，毕竟有机会熟悉弓马之术。

以上传说的流行，意味着计六奇、吴伟业等人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而义军首领多绰号，譬如张献忠号称“八大王”，李自成绰号“闯王”，罗汝才绰号“曹操”，史籍中存在的一种解释是，他们往往出身边军豪族或者良家世职，不愿累及亲族，才以此隐匿姓名，[6]这也从侧面说明战争初期，农民军中某些人员的身份具有特殊性。

由哗变的边军转化而来的农民军，战斗力不可小觑。

以边军为主体的农民军，有名有姓、事迹可考的，是保安的“神一元”、“神一魁”。

二人为兄弟，神一元为“延绥叛兵”，崇祯三年十一月，他率领缺食缺饷的“饥军”三千余人起义。虽然神一魁在崇祯四年初接受了明廷的招安，但此前的战斗经历和数月后重新起义，都足以表明其组织力与战斗力。

神一元率众起义之初，迅速拿下了新安边、宁塞营、柳树涧三个沿边堡寨，随后便占领了保安县城。崇祯四年初，神一魁又破合水、围庆阳，矛头直指陕西的军事重地。

而神一元、神一魁的先后战死，实际主要源于内部的分裂，与这支队伍的实力无干。

当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也在奏报中明确提到这支队伍“能征惯战”：

此贼与河曲之贼，皆东西两路惯战边兵，攻一城即破一城，破一城即据一城。[7]

为什么会站在明廷的对立面

逃兵何以会加入义军，站在明廷的对立面？

原因之一，是积欠边饷。

明廷的边防，“九边要害，半在关中”，正统到嘉靖年间，陕西沿边所设之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都为防御蒙古骑兵的前线重地。

“隆庆和议”之后，战事不如先前频繁。到万历间，满洲兴起于辽东，长城东部防线压力骤增，朝廷对沿边地带经营的重心随之转移，这意味着朝廷有限的人力、物力也随之向东部倾斜。

以至于崇祯初年，陕西四镇欠饷严重，“额粮缺至三十六月”[8]。

欠饷严重，环境也艰苦。

按照杨鹤亲眼所见，“延西一带，极目黄沙”，“地本不毛，一物不产，频年亢旱，粟贵如珠”，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士卒月饷，“缺欠四年”，“欲其不做贼不可得也”[9]。

崇祯元年，固原州库被劫，数百名士卒抢了库中的粮饷，随即聚集上千人，进攻泾阳、富平、三原等相对富庶的关中州县。

针对崇祯初年陕西的情况，计六奇说，“狡寇逃丁，互相煽动，狂锋愈逞，带甲鸣锣，驮驰控弦者，千百成群”，原因在于，“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10]

因缺饷而逃而叛，部分边军与各支农民军相融合。

原因之二，是西兵东调。

万历间，陕西四镇边兵东调援辽，士兵受不了长途奔波、征战之苦，于是逃卒、叛卒不断出现。杨鹤有言，“援辽之后，从来征战，几人回此，边兵所共苦也。”[11]

逃卒、叛卒回乡之后既无法归伍，也难谋其他营生，加以天灾，米珠薪桂，逐渐成为义军中坚。

义军中还收纳了不少中途哗变的边军。

崇祯二年，皇太极率清兵围住京师（史称己巳之变），崇祯帝急令各地督抚火速勤王，陕西四镇抽调精兵一万七千余人，入卫京师。

勤王途中，士兵哗变。

甘肃巡抚梅之焕和甘肃镇总兵杨嘉谟率军行至定西时，部分士兵夺取营中粮饷，自行返回原驻地。后来，哗变首领被杀，逼得其他士兵离伍，成群结伙加入义军。[12]

义军得到边兵的补充，战斗力得到提升，与明军作战，并不落下风，明廷内外交困，引发一系列指向灭亡之路的连锁反应，而把自己培养的士兵，推向对立面，是其中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正月戊戌。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流贼初起。

[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崇祯五年十一月乙未。

[4]《绥寇纪略》卷十，盐亭诛。

[5]《遗事琐谈》卷五，寇祸本末。

[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崇祯元年十一月戊午。

[7]《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7年，第9页。

[8]《崇祯长编》卷十九，崇祯二年三月壬午。

[9]《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7年，第11页。

[1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请发兵饷》。

[11]《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7年，第9页。

[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