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科技大学科学家韩春雨发表的“NgAgo DNA基因编辑技术”的“诺奖级”成果被质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



河北科技大学科学家韩春雨发表的“NgAgo DNA基因编辑技术”的“诺奖级”成果被质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质疑声不断，事情仍然没有明晰的结果。

11月11日，南通大学刘东团队在《细胞研究》上发表致编辑信，表示NgAgo系统无法用于编辑斑马鱼基因组。5天后，11月16日，《蛋白质与细胞》（Protein& Cell）期刊又在线发表了题为《有关NgAgo的问题》（Questions about NgAgo）的读者来信。该信作者为包括北京大学魏文胜研究员在内的20位中国科学家，他们在信中反映各自所在的研究组均无法重现韩春雨在NgAgo论文中述及的结果。20位研究者呼吁原始论文的作者澄清NgAgo的不确定性，并为重复出重要结果提供所有必要的细节。

韩春雨“事件”也引发了科学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在一个以科学传播学者为主的微信群中，偶遇一张power point图片，声称韩春雨的研究遭到了科学家的质疑，但这并不代表科学共同体的共识。

于是我们需要思考，究竟什么是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上述的两项发表在知名期刊上的研究是否代表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容易回答。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共识代表科学界成员的一致意见似乎难以在现实中实现。

事实上，通过以韩春雨等案例为背景来考察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学者们对科学共识形成过程的研究，我们发现，科学共识的形成与体制性科学力量的作用密切相关。所谓体制性科学，译自institutionalized science，在中国，根据其重要性降幂排序，可以依次包括科研管理部门、中科院和大学、科学权威以及科技期刊。后者不仅是落实科学共识的机构，而且更是科学共识形成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之一。

要以韩春雨基因编辑研究的争议为案例对科学共识进行讨论，我们就有必要重温整个过程。从2016年5月2日论文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自然·生物技术》发表到6月中旬，中间经历了饶毅等大科学家的肯定，我们看到不论是学界还是媒体，似乎都达成了韩春雨作为科学界小人物逆袭成功这一共识。

但经历了一个月怀疑其无法复制的内部意见的持续发酵后，7月初， 开始有多国科学家宣布未能重复韩春雨NgAgo实验结果。7月29日,随着一度支持韩春雨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家Gaetan Burgio在推特上发布长文《我的NgAgo经历》，否认了自己7月15日之前可以部分重复韩春雨实验结果的结论后，对这一研究可信性的质疑骤然升级。随后美国和西班牙科学家等多位科学家也公开表示无法重复韩春雨的实验结果。随后科普作家方舟子甚至声称韩春雨的博士论文有作假的嫌疑。

在此后，事件进一步发展，学术界公开的怀疑开始与官方的沉默甚至是袒护形成鲜明对照。在饶毅公开其给河北科技大学校领导的致函和浙江大学王立明等13位青年新锐科学家公开声明无法复制韩春雨基因编辑研究后，韩春雨此前的很多说辞看似不再有效。其后，终于有了前述的正式发表的对韩春雨的NgAgo DNA基因编辑技术评议的期刊文章。那么结合前述的有关科学共识的讨论再来检讨这一争议过程，我们会得到哪些启发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本文开头中提到的 “韩春雨的研究遭到了科学家质疑，但这并不代表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这一提法呢？

我们发现，首先，所谓科学共识是阶段性的，不同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特点，但各个阶段的共识都需要体制性的科学来为共识的可靠性打包票。在第一阶段，《自然·生物技术》的发表和饶毅作为大科学家的推荐就成为了韩春雨研究具有突破性这一“共识” 的基础。需要提及的是，在事件所涉及的不同阶段，“包票”的“强度”似乎也不一样。在论文刚发表的一个月，名刊发表就提供了形成共识的基础，而饶毅等的推荐，不在于强化韩春雨研究科学上的可靠性，而只是增加了其“逆袭”的戏剧性特点。对于绝大多数没有争议的研究，共识的形成过程到此为止。

其次，科学结论的形成过程首先源出于科学界自身的需求。具体而言，就是科学家们急于验证一项突破性的技术成果，是否能用于自己的研究。在这一基础上，科学结论的形成、公布乃至表述都涉及到各方商议甚至博弈，但这些商议并非科学家之间单纯出于利益而毫无原则的讨价还价；讨论要基于实验数据，但最终，有代表性的观点能“脱颖而出”，既是因为相关见解已经过一段时间发酵，也在一定程度上要借助于权威。

于是我们看到，从6月份开始，有关韩春雨研究无法复制的小道消息一直在流传，但始终没有超出BBS等网络交换信息这一非正式途径，直到澳大利亚科学家Gaetan Burgio公开发布长文，以及国际转基因技术协会原主席Montoliu公开发表的对韩春雨基因编辑技术的质疑。

以及随后的对韩春雨新的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了调查（140个回复中，只有一个回答有效，73个无效，63个在验证 。）然而，从这一阶段开始，究竟何为共识也变得面目模糊起来。为什么会如此呢？

第三，我们也发现，科学共识需要大多数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如果这种共识在特定议题上仍然悬而未决时，各方必须有公开的（往往只在科学界内部）和可信的证据。但即便大多数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在争议性议题上最终作为结论的共识仍然需要体制性科学来完成。而诸多体现体制性科学的组织，包括科技管理机构、雇主和学术期刊，在承担这一角色时，本身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博弈。毕竟，承担这样的职责要付出成本甚至是代价。

这三个观察结论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极为关键。它让我们看到体制性科学既可以促成在科学家一致意见基础上形成健康有效的共识，又能阻碍这种共识的达成。首尔大学对韩国黄禹锡造假和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对小保方晴子的作弊的调查都可以被认为是主管部门在科学界相关成员渐趋一致的意见基础上促进了共识的达成。但也有不少相反的情况。在这种相反的情况下，不论相关科学家的意见一致到什么程度，科学的体制性力量仍然可以阻碍这种共同的意见成为共识。其结果，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认为其他科学家对韩春雨的质疑还算不上科学共识。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让我们认识到，并非要在科学界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要求有关部门采取行动，因为这个“有关部门”本身就是达成共识的必要条件。当然，这里探讨的共识的形成绝不仅限于一项研究成果受到质疑这种情况。本文探讨科学共识的形成为而不是如何惩治科学不端，虽然惩治科学不端是促成科学共识形成的重要方面。

思考上述问题，让我们得出第四个观察结论：经得起检验的有价值的科学共识，不论是确认创新性研究的伟大，还是揭露作弊与不端行为，其形成过程都应该是科学共同体成员积极的行动与科学的体制性力量良性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并非一定意味着科技期刊或科研机构要主动“站出来说话”（如牵头对涉嫌不端的科学家进行调查）。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常规性科技成果上，这种共识恰恰是在代表科学体制的科研管理机构或知名科技期刊主动“退隐”的情况下完成的。也就是说，把达成共识的权力交给了科学家自己。而在涉及争议时，科研管理部门的举措则应该与争议中的主要意见保持一致。虽然代表科学体制的机构或权威期刊可以在科学家们达成一致后“退席”，但绝不能“缺席”，尤其是在涉及科学界成员之间强烈争议的情况下。然而，我们发现，在韩春雨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代表科学体制的机构（包括河北科技大学，也包括了各级科技部门）在早期没有“退席”，而是在“席面上”不断拔高韩春雨的科研意义及其科研能力；而在争议最为激烈时又主动“缺席”，迄今没有任何一方表明自己将开展独立的调查。

其结果，就是当我们回到本文开头中提到的 “韩春雨的研究遭到了科学家质疑，但这并不代表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这一提法时，我们发现，由于代表科学体制的机构的缺失，我们的确不能断言科学界已经就韩研究可复制性与否达成了共识。

当然，科技期刊也可以部分上承担起体制性科学的职能。然而，虽然上述的斑马鱼和NgAgo DNA基因编辑技术可复制性的研究发表在正式的知名学术期刊《细胞研究》和《蛋白质与细胞》上，但一来这毕竟是间接证据，二来期刊的能力毕竟有限。近年来由期刊牵头主导调查并最终做出撤稿安排的，往往是那些在极广泛的科技群体中“呼声极大”的研究。即便是最初发表韩春雨研究的《自然·生物技术》，其本身也很难具有足够的资源对韩春雨的研究进行独立调查。

毫无疑问，这并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有关韩春雨事件的科学共识的状况，这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针对创新性研究应有的态度和举措。在韩春雨事件中，不论其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已经欣慰地看到，科学界成员出于切身需求达成几乎一致的意见，这是科学共识形成的基础。现在所需要的，是科研机构，尤其是韩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积极地行动来落实这种共识。

这种行动并非意味着断然宣布韩春雨研究造假。不论是本文还是大部分科学界的公开言论，都没有做出这种指控。“涉韩”的绝大多数陈述都指向了这一研究因为无法复制而不正常，需要给出合理化的解释。而不论是韩春雨本人或者河北科技大学显然都没有给出合理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与做出各种意见陈述的科学家积极沟通，并积极引入第三方力量来评估韩的研究就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它并不仅仅是督促韩春雨及其团队早日公布最终确定性的结果，还应该包括组成独立的评估机构与各方、尤其是韩春雨课题组深入沟通，细致探讨实验细节，研究实验结果可重复的各种方式。

惟其如此，科学界才能在与大多数科学家的意见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科学共识。而如果相关方面以机构利益为考量拒绝与越来越趋于一致的众多科学家的意见互动与沟通，拒绝引入第三方力量对相关研究进行推敲与验证，它影响的不仅仅是韩春雨研究的个案，还会威胁到科学共识的良性形成机制。其结果，则是对整个国家科技创新事业的损害。

（编辑：吴欧  排版：Sol_阳阳）

题图来源：TED.com本文来自果壳网，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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