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朱元璋的反腐奇招
明初，朱元璋在法外之法的《大诰》中赋予耆民豪杰可直接将污吏贪官“绑缚赴京治罪”之权，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朱元璋期待的绑缚进京制度的效果是“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但显然并非如此。...
明初，朱元璋在法外之法的《大诰》中赋予耆民豪杰可直接将污吏贪官“绑缚赴京治罪”之权，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朱元璋期待的绑缚进京制度的效果是“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但显然并非如此。“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更有甚者还出现民众借机公报私仇，将胥吏豪强绑缚勒索财物。
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初，朱元璋只发现常熟农人陈寿六谨遵圣意，所以在《大诰》续编中特将陈寿六隆重推介成全国优秀典型。常熟农民陈寿六因受县吏顾瑛欺压迫害，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陈寿六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法定程序，他既不是年高耆老，也不是豪杰，而且没有邻人做证。此案竟然由朱元璋亲审，并未通过通政司，颇为奇怪。作为奖赏，朱元璋“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二件”，并免其杂役三年，还要求将其事迹榜谕市村；为防止官吏打击报复，特申明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捏词诬陷者族诛。最后竟知照下面官吏，“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即陈寿六违法，可不受一般审判程序管束，由朱元璋自己审理。
以消除“天下积年民害”运动为中心的洪武十九年（1386年）整治，正是以《大诰》续编为最高指示开展的，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900余名，削减幅度高达四分之三，借此整顿的全国吏员至少有一半。但本该由吏员承担的行政事务不会因为吏员的缩减而减少，况且，仅仅靠惩罚性制度创新来解决官场吏治的弊端，效果十分有限。朱元璋自己都疑问：“朕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暮犯？”明代没有被杀灭的胥吏威风，到了清代愈演愈烈，自清代中期以后，即便规定了员额制，但胥吏“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如果按照当时1700个县来算，胥吏数目之大难以想象，故又有“州县与胥吏共天下”之说，以致出现“任尔官清似水，怎敌吏胥如油”的现象。无怪乎到了明清更替之际，顾炎武感叹“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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