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怀着我，赢了艾滋

致敬伟大的母亲。...

陶子今年39岁，细纹虽在脸上铺展，但眉目间还是不乏风采。她在自己的小服装店里从容招呼客人，凭借对衣饰的精到眼光和一张讨喜的嘴巴，小生意做得左右逢源，眼看要扩充门面。

看着现在优雅的她，或许没人相信她曾做过将近4年的性工作者。2008年，陶子被送进劳教所，当时她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即使出去，身无长技，还得做老本行吃饭。

天意怜人，陶子与劳教所合作的一个项目外包的小老板相爱了。劳教结束后，陶子和这个老板的关系迅速升温，不到半年登记结婚。洞房之夜，陶子对自己也对丈夫痛下决心，从此和过往红尘一刀两断，一心做个好妻子、好媳妇。

“还要做个好妈妈。”

带着对于生活的憧憬，夫妻俩满心欢喜地开始经营自己的小日子。

婚后不久，陶子怀孕了，她兴奋地拉着丈夫一起去孕检。这一查，却查出她HIV（即艾滋病病毒）检测阳性（指携带艾滋病病毒）——她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突如其来的噩耗把夫妻俩砸懵了。“本来以为可以真正像个人一样活了，老天爷非把我往绝路上逼。”陶子心里从来没这么疼过，确诊了艾滋病，她只得把孩子打掉——这一年她32岁，当妈妈的权利几乎已被剥夺。

从怀孕、确诊到打胎，夫妻俩没让家里人知道。丈夫不仅帮陶子隐瞒病情，生活中依旧对她不离不弃。但陶子不敢冒险：她再不敢怀孕了，饮食起居也尽量跟丈夫保持距离。转眼春去秋来，婆婆不干了。儿子眼看要奔四的人，却无一儿半女，婆婆言语里开始有意借此苛责陶子，到最后，连“母鸡不生蛋”这种讽刺都扔出来了。

婆媳矛盾白热化，老人承欢之心无可厚非，陶子一腔绝望无处发泄，丈夫天天在外喝酒，晚上回家接着醉酒大哭。

造化偏偏弄人。连着两次月事未至，陶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心里一阵悲喜交集，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我今年33岁了，咱们已经放弃了一个孩子，上天可怜我，施舍我一个做妈妈的机会，我真的不想再放弃。”陶子流着泪央求丈夫说，自己在艾滋病感染者社交群里看到很多姐妹都成功生下了健康孩子，“人家行，我们肯定也行的。”

夫妻俩跑了趟妇幼医院。

“怀孕早期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确可以自愿选择是否继续妊娠。”医生告诉陶子夫妇，医院将为孕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病毒母婴阻断服务（指为HIV感染孕产妇及其婴幼儿提供抗病毒治疗、安全分娩、人工喂养指导等一系列服务措施，从而使艾滋病母婴垂直传播几率最大可能降低的医疗治疗措施），“可以使艾滋病母婴传播几率降低到2%~5%。”

为了这个孩子，丈夫第一次看到妻子近乎乞求地跟自己说话。 “万一，孩子生下来有问题，怎么办？”丈夫问。

“真那样的话，我也认了……你知道吗，上次堕胎后我没有一天不在后悔，我活了30多年到头来得了这个病，我突然问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陶子有些激动，“我要生我自己的孩子，由我抚养长大，延续我的希望，不然我现在这样还活什么劲……”夫妻俩把怀孕的事告诉了家里，婆婆喜出望外，对陶子的态度也大有改观，买菜做饭拖地等家务全面接管，让陶子安心养胎。陶子有机会就开溜，找个隐蔽之处把母婴阻断所需的药吃下去。

药物有副作用，而陶子正在反应期，药吃进去就吐出来，反复吃好几次才能吞下去。熬过了最难受的几个月。根据胎儿的发育情况和母婴阻断治疗阶段，医生通知陶子，准备做剖腹产。

手术当日，从产科病房到手术室，陶子紧张地仿佛要过一道生死门。 “孩子很健康，就是因为早产吧，瘦小一点儿。”护士把这个4斤重、42厘米高的男婴抱给陶子。



“这真是我的孩子吗？”陶子虚弱地笑着，眼前的小家伙简直是跟丈夫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她抱着儿子，像抱着整个世界。

之前陶子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婆婆来医院，可眼下陶子做完手术在住院，孩子也在保温箱里，手术当天，婆婆和家里几个亲戚突然来到病房，一眼看到了陶子床位卡上的病症，立马倒吸一口凉气。

病床上的陶子一下紧张起来：丈夫现在应该正在保温室看儿子，婆婆现在肯定知道她有艾滋病了，看到孩子会不会……陶子不敢往下想，两手攥着床单攥出了汗。

婆婆并没有去保温室，而大惊失色地跑回了家。很快，熟人邻里们盛传陶子得了一种花柳瘟疫，传染得厉害，那孩子也天生带着病。与此同时，婆婆召集家里的长辈，把儿子从医院“押解”回家，一起劝说他跟这“不干净的女人”离婚。

这阵子，丈夫来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少。丈夫是婆婆的独子。她理解他面临的压力，也不想让他太为难，除了忍气吞声、低眉顺目地缓和家中关系，别无办法。母性的激发，她为了孩子而越发显得要强。从孕检开始，陶子一直努力跟医院保持好关系，她定期参加培训和回访，儿子满月酒时也邀请医生护士来参加，可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有一次，陶子带儿子去医院的儿童游泳池游泳，护士不允许儿子跟其他婴儿一起在大桶里泡澡。陶子生气地跟护士争执起来，孩子们都吓哭了。好不容易争取到医院领导出面，结果是让陶子另外买一个木桶给儿子用。

一气之下，陶子把医院告上了法庭，法院调解医院为陶子另办了一张新的游泳卡。



“我怎么委屈都没事，但我儿子不行”，陶子说，家庭、名声、健康她都可以不要，她只要儿子健健康康，跟其他孩子一样拥有平等的成长环境。

苍天眷顾，孩子满岁时去做HIV检测，结果呈阴性。18个月时又做了一次，检测结果仍然是阴性，孩子确认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拿到结果当天，陶子在医院走廊上流泪。

孩子眉眼随陶子，脸蛋则像爸爸，小模样很漂亮。满岁酒那天，很多不那么古板的亲戚朋友来了不少，婆婆也主动来参加了，还让她搬回家中住，并出资为他们在小区里盘下了个小超市，交给夫妻俩打理。转眼间，她从“瘟疫”变成了“香饽饽”。

因为孩子，她有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她也和天下所有妈妈一样，享有着为人母的喜悦和温存。



陶子给孩子起名叫“万万”。

她跟丈夫说，那个被他们放弃的孩子，就叫千千：千千万万的艾滋病母亲，本该像正常母亲一样，将千千万万的希望传递给儿女。

孩子很懂事，甚至有点早熟。上到一年级，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图纸，玩模型。他说他的理想是有一天要发明宇宙飞船。

陶子的手机里满满存着儿子的语录，里面有儿子对她的爱。

“我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妈?”

“人生就像一场战争。”

“深呼一口气，淡定淡定。”

“妈妈，宝宝爱你。”

“我妈不管多老多丑，永远是我妈，我都不嫌弃。”

对于很多经历过不幸的人来讲，幸福再微小，也已足够了。一边做着小生意，一边看顾着孩子，对于生活，陶子有着前所未有的满足。

“艾滋病并没有将我打倒，反而让我和老公有了共甘苦的决心。”陶子笑笑，“我想我会更加相信自己，相信医学，当一个好妈妈和好老婆。”



后记：我国有20余万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其中有许多准妈妈或期待做妈妈的感染者，她们面临来自自身、家人和社会的各方压力，那些最终选择进行孕育的，无一不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她们所经历的绝望与心碎各有不同，却都在孩子身上找到生命新的希望和幸福。

“对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污名与歧视，阻碍了她们获取必要的信息和医疗，尤其是与生殖健康相关的服务。”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代表苏凯琳博士表示，只要女性感染者能够得到善意的医疗服务，保证她们可以尽早接受治疗，并在怀孕前后获得足够的支持，她们也能够生育出健康的孩子。即便她们的孩子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她们母子也必须及时获得良好的治疗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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