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笔记69：1994年的夏天_【人大1992级同学会】

日挖鱼鳞三两坑，不辞长作密云人，四处流窜看世界杯，挥洒汗水排练广场舞……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回忆，曹兴山同学攫取他20岁那年夏天的几个片段，加以放大，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活灵活现的夏天。往事经过回忆的一道道蒸馏加工，变成了醇香的酒。...

回忆过去其实就是在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记忆中进行选择。在我看来，选择是一个情商问题，而我又属于情商很低下的一类人，不知道该记住什么忘记什么。选择性遗忘的，可能忘不了；选择性记忆的，也可能记不清了，这大概算是属于智商也有问题了。当我坐在电脑前，纠结于情商智商时，有那么一些记忆的碎片，砰砰地砸进我的屏幕里，拼出了我20岁那年的夏天。

北京的夏天来得早，走得晚。一般来说，一进五月份天气就很热了，到十月才转凉。所以，1994年夏天的那些事，就从四五月份开始说起吧。那时天开始热起来了，要集体去密云植树了，真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其实名曰植树，实为挖坑，我们只需要在半山腰挖出一条条的鱼鳞坑，种树就不知道是其他什么人来完成了。大学生参加体力劳动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知识分子劳动化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植树劳动也算是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密云那一片广阔天地，肯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出发那天上午，我们每个人背上自己的行李卷，在灰楼前面集合。一辆辆大客车把几个系百十多号人拉到了密云水库边的人大植树基地。那是一个有三层小楼的院子，带一个食堂。我们班22名男女同学分住在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大概有四五张高低床。因为一批一批的人大学生曾来这里劳动过，房间里到处都是师兄师姐们留下的痕迹，特别是墙上各种笔迹写下的一段段极为自由奔放的诗句和口号，让人心痒痒。
每天一早起来吃了早饭，再带上两个鸡蛋和一瓶水，领上铁锹或铁镐，就出发了。从基地到挖坑的山头大概三华里的样子，穿过清晨密云的乡间，可以尽情呼吸那清爽温柔的空气，抬头就是一片湛蓝湛蓝的天。你能想到20年后这种蓝天在北京会如此难得吗？两边种满杨树的乡村公路上时不时有人骑自行车经过，偶尔还能碰上赶着老汉的羊群。途中经过的村子里，有在街上晾晒东西的乡村妇女和四处闲逛的黄狗母鸡。

（密云溪翁庄，当年的植树基地）

山里不那么热，有点凉风，上午的太阳也不太毒，不戴草帽也没关系，更不需要什么防晒霜。山上的视野虽然不广阔，但掩映的山峦看着非常舒服。山坡上也不全是光秃秃的，杂生的灌木野草和早先种植的小树像给山头铺了层粗布被单子。在山坡上挖坑是有要求的，挖的长度宽度深度必须达到一定的尺寸，这样种上树后成活率才高，不容易被雨水或山洪冲塌冲走。这么精确的要求，对我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来说，确实有点高。为照顾女同学，我们一般都是一男一女两人搭配。虽说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这样一个互助组，一个上午最多也就挖一个坑，有的组一个坑都挖不完。劳动到上午12点结束，回去吃午饭。下午继续，直到收工，收工以后可以走到水库边玩耍，但老师警告不可以下水。晚饭后就是自由活动了，各班同学组织唱唱歌跳跳舞打打牌。山区的夜晚除了黑就是静。那里没有332路公共汽车售票员的喊声，没有学一楼里声嘶力竭的歌声，也没有海淀路上或明或暗的灯光。除了天上数不清的星星和地上数不清的萤火虫，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若干年后过惯了喧嚣城市生活的我，又渴望能在一个听不见汽车火车噪音的夜晚，抬头数一数天上的星星。人呀，这辈子究竟想追求什么东西？
挖坑一周下来，虽然没有晒爆一层皮，但两手都起了血泡，也算锻炼了一颗红心。平心而论，那一周的生活是非常惬意的，伙食也非常好，中午晚上都有鱼有肉，还不要饭票，真是“日挖鱼鳞三两坑，不辞长作密云人”啊。结束时，各系要汇总数目。我们班大概也就挖了五六十个坑，真正达标的估计最多只有一半。我和我们班带队的费老师去上报时，发现有的班汇总了七八百，还有多达两三千的……人家咋能挖那么多呢？！于是我们也一狠心，报了三百多个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头积极性上，咱不能输给别人。最后当然也没有人复查，估计大家都是脚板板上吊——日哄鬼呢。

1994暑假到来之前，最重要的不是四级考试或期末考试，而是美国世界杯。那年的足球热，自 5月15日国家队在工体4：2战胜桑普多利亚后，就不断持续升温。中国球迷也从对施拉普纳的无限失望中慢慢忘记伤痛，重新在戚务生身上寄托自己又一轮的新希望。新实行的五天半工作制也让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看球。
在人大的男生宿舍楼看球绝对是一种有钱也难买的经历，好比买“挂票”听戏，戏里戏外都是享受。近百号子人满满地挤在学一楼二层的电视房，不留缝隙地围住一台摆在临窗角落的 20寸（还是17寸？）彩电。电视跟前的人坐椅子，中间的人站着，再往后只好站在椅子上，脑袋都能顶住房顶。信号不好时，电视前面还得有一个人专门用手扶着室内天线，随时准备进行人工调控。屋子里有多少人看球，就有多少个解说员、评论员和裁判员。一个球进了，就是一阵叫好，夸球员，夸教练，夸裁判；一个球丢了，就是一阵咒骂，骂球员，骂教练，骂裁判。只要赢了球，敲饭盆，跺地板，恨不得把房顶掀翻。那个时刻你会忘了今天上课讲了什么，忘了教工食堂马上就要关门，甚至会出现暂时性的嗅觉失灵，丝毫感觉不到满屋子的体味、汗味和脚丫子味。

（学一楼 - 426）

因为时差，美国世界杯的比赛都是凌晨或后半夜，而宿舍楼的电视房晚上11点就熄灯关门了，只能与世界杯转播遗憾地失之交臂。没有了宿舍楼的固定电视，为了看场球，只能到处鼠窜。今晚去红楼老师家，明晚去校外小卖铺，实为艰难。根本不像几年以后，国内大小城市到处都有露天烧烤摊播放比赛，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有一个晚上，溜到双榆树小区那边一个街边小店看球，还只是十几寸的小黑白电视，为了能看到现场直播，顾不上蚊虫的叮咬，也管不上眼皮在打架。就算没有烤串，没有花生豆，没有二十四小时想喝就喝的冰镇啤酒，可还是让我那么快乐。那时对足球的热爱近乎不可理喻，足球占据了生命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能踢足球不能看足球，那生命就被剥夺了。谁能想到去了加拿大这个冰球国家以后，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没有机会踢球也没法看足球，而且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冰球。足球是初恋，冰球是老婆，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谁知道里面是什么味道的呢？

（国庆六十周年为中国女子冰球队加油）

那届世界杯个人认为最精彩的一场球，是巴西对荷兰的四分之一决赛。那天是7月10号，我正好要坐火车回家。凌晨天刚亮，我从人大东门打了个面的去永定门火车站。在站前一个卖刀削面的小摊上，透过几层人群，看清了12寸小黑白屏幕上两队的交锋。两队交替进球带来的紧张和快乐，只有几年后底特律红翼队和科罗拉多雪崩队在斯坦利杯的西区决赛可以媲美。后来巴西队的布兰科一脚任意球直接得分把荷兰队送回了老家，也把我送上了595次特慢。上火车后，早上6：30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播出的第一条新闻是金日成去世。
最无聊的的一场球，大概就是世界杯决赛了，可能因为期望值太高。决赛是在我初中班主任家里看的。十几个人聚在一起，从晚饭就开始一起等待。先喝酒吃饭，打牌，接着看重播的西游记。等熬到决赛开始时，好几个人都睡着了。巴西和意大利的攻势都很保守，直接导致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点球决赛。当罗伯特巴乔把点球踢飞后，天也亮了，这届世界杯在蓝衣军团悲情落寞的背影里结束。

在人大踢足球同样也乐趣多多。每年暑假开学后，都有一个足球小高潮，就是校庆杯足球赛。前面说过，我们人口系人少，全系44个本科生，男生22人，根本凑不出11个踢球的，所以以往都是和社会学系联合组队，简称社人联队或人社联队。1994年校庆杯，经济学所的研究生要和我系联合组队，而老搭档社会学系则单飞了，换成外语系加盟进来。这也好，否则就该简称“社经人”联队了。新组的“外经人”联队打了三场校庆杯小组赛，三场皆负，实属意料之中，技不如人嘛。
暑假在老家踢球，完全没有组织，没有大场子，也没有那么多球友，但同样让我乐此不疲。假期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球场上，打发那整日无聊又空虚的日子，发泄剩余的精力体力。黄土高原上的七八月，一点也不算热。清晨6点多和下午5点以后，没有毒辣的阳光，正是踢球的大好时间。踢完球出上一身汗，回家猛灌一顿，倒也感觉浑身舒畅。这样的日子直到8月初，我收到系里发来的一封电报。

系里的电报是通知我去跳广场舞。没错，就是广场舞，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广场舞，在天安门广场上跳舞。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首都要举行盛大的联欢活动，活动之一就是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跳集体舞。人大大概有100多人参加，具体分配到我们人口系，是四个名额（王，汤，吴和我）。
八月中旬离开学还有两星期，我又坐着596次特慢回北京。595／596次普客，永定门—太原，每站必停，实打实的“特慢”列车。从我们家下社站到北京的380公里，要停50多个小站，穿过100个隧道，整整坐10个小时。因为山西煤多，每次坐595回家，下车后都像个挖煤窑的，洗把脸能黑一盆水。返回北京也一样，土眉花眼上了102路电车，一看就像到北京来打工的，售票员一般都要特殊招呼一声：“背包占地的，也要买票。”
还没开学，宿舍楼里清静，食堂里更是不用排队。每天上下午都去大操场上跳两小时。八月下旬北京的太阳可是威力十足，大操场上的草被晒得枯黄，相比之下还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生命力更强。还好，学校准备了水和绿豆汤，以免出现中暑或脱水的情况。
那年广场舞编排了十个曲子，包括《爱我中华》、《阿里山的姑娘》、《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洗衣歌》、《阿细跳月》等，涵盖各民族各时期的好歌。广场舞的形式就是二三十人手拉手先围成一大圈，然后手舞足蹈蹦几下，再换下一个人拉手。记得《洗衣歌》是藏族舞蹈，有个动作是双手划圈加双脚跳动，我怎么都做不协调，有个法律系93级的小伙子每次都认真地帮我纠正。开学后一直到国庆前，我们还间歇不断地每周集中合练两次。

十一的晚上，大客车把我们拉到前门西北的西交民巷，下车后再步行走到靠近国旗杆左侧的人大集结点。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面小广场时，看到那里摆了一长溜蓝色的临时厕所，以满足数万人时不时就会有的需求。那天学校要求男生穿白衬衣，系领带，女生好像还要戴红纱巾，感觉像去相亲。训练时对动作准确性协调性整体一致性的各种严格要求，在真正表演时统统抛到了二狗家地里。因为我们不像是参加阅兵式的解放军，也许更自由更随意些，才能表现九十年代大学生的风采。估计就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也只能看到一团一团的人铺满广场围成圈跳舞，至于跳得整齐与否是没有人在意的。更奇怪的是，准备了近两个月，真正到天安门广场上去跳了，好像反而不那么激动，远没有前面两个月训练和准备的过程更让人难忘。生活中的许多事亦如此，为得到一个结果而奋斗的过程，往往比那个结果更让人兴奋，更值得回味。
跳过几首后，就开始自由活动了，最后是放焰火。返回学校已是深夜，东区食堂还给准备了夜宵。我老爸参加过1966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联欢，这也算儿子走过父辈的足迹了。

（走过父辈的足迹）

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好像就是教师节吧，刚迎完新生，我们班发生了一件让人永生难忘的悲剧：刘同学在颐和园南门外的京密引水渠溺水身亡。
那是开学后第一个周日的下午，大约两点多钟，我们正在宿舍午觉休息。班主任费老师突然来到宿舍，问我们知不知道刘同学去哪了，我们都不知道。费老师说有人打电话到我系，说刘同学游泳出事了，于是我和于同学赶紧骑车跟着费老师去了颐和园。在颐和园南门外的京密引水渠（现在的昆玉河），和刘同学一起来游泳的两个人大研究生向我们描述了发生的事情。
中午吃完饭后，他们相约去颐和园游泳。到了地方，三个人就开始换衣服准备下水。他们两个还没有换好衣服，刘同学已经下水了，等他俩换好衣服下水后，却怎么也找不见了。两人问其他游泳的人，都说看到有个人下水，后来就不知道了。两个人急忙沿着渠找了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才彻头彻尾地懵了，赶紧用公用电话和学校联系，却只能打到人大总机，不知道具体能联系到人口系的什么人。人大总机只好把电话转到我系老教授查老师家里，查老师电话通知了系里的有关负责人。
听他们介绍完情况后，我们也沿着水渠前后走了一段，根本就没有任何痕迹。此时心中只有一阵阵的忐忑不安。我们系的于师傅也开车到了现场，还下水摸了一阵，一无所获。当时已经打电话报警了，但海淀分局的救生员好像去了积水潭那边，要过一阵子才能赶过来。在警察到来之前，我们只能焦急无助地等待。海淀分局的救生员大约五点左右才赶到，他穿着潜水服下水后，只花了两三分钟就发信号告知找到了。刘同学遗体打捞出来的那一幕，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当时吓傻了，身体完全不受大脑控制，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和自己一个宿舍上下铺的同学，就这样一下子没了，心中无限害怕和难过。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人生还没有真正开始，没有恋爱结婚为人父母，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遗憾，就过早地结束了。现在的我们，有钱也好，有权也好，或者像我这样只有闲的，只要能悠闲自在地活着，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当天晚上，全班同学都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几位女同学去了我们宿舍，大家谁都不愿意开口说话，只是默默地站着，无声地祭奠。第二天上课时，所有的人都无精打采，彻底没有了往日的玩闹说笑。几天后，刘同学的父母从乌鲁木齐千里迢迢坐火车赶来，到我们宿舍时已是晚上十点左右。由于电报没有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他们一直非常焦急地向我们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只能瞒着，说刘同学在医院。现在回忆起两位老人那惊恐不安又焦急渴望的眼神和言语，我还是一阵阵揪心的疼痛。白发人送黑发人，身为父母最伤心的莫过于此，一想到这里，心都要碎了。后来系主任郭老师、书记张老师、班主任费老师以及陈师兄做了很多工作，总算是把这件事处理妥当了。又大约一周后，刘同学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费老师，杨同学，于同学和我一起去为他送别。
刘同学来自新疆乌鲁木齐，脾气非常好，他爱好文娱活动，是我们班的文娱委员。平时他爱开玩笑，爱热闹，爱听谭泳麟的歌。

（前排左二，早逝的刘同学）

那年夏天还发生过很多事。植树回来后，就是学校运动会。我们系是人大最小的系，每班只有22人，还是隔年招生。1994年正值90级毕业，所以那年运动会只有我们一个班参加。开幕式时，稀稀拉拉的那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队就是人口系，就如奥运会开幕式上塞舌尔、不丹那种迷你代表团一样，除了前面举牌子的小女生，后面就跟着三两个人，纯属重在参与。
还有，所有的基础课在暑假前终于全部上完，开学后就全是大三的专业课，可以轻松一下了。两年的高等代数给我留下了无尽的心理创伤，20年后还会时不时做梦上线性代数课，梦中我好像已经好几周都没有交作业了，可马上又要考试。在能不能考及格的焦虑中，我数度惊醒，大脑在梦境和回忆中挣扎，怎么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有没有完成线性代数的作业，或者，那时到底有没有留作业。
90级毕业离校，也是暑假前一件不小的事。有个师兄喝高了，用鞋油刷牙。啤酒是快乐和悲伤的催化剂。到96年我们毕业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暑假中，系里换了总支书记，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女战士周老师光荣退休，来了一个热衷于各种集体文娱活动的张老师。张老师的到来，翻开了我系129合唱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