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中的”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也许是对一部史书最高的评价。绝唱者，后无来者；离骚者，古代文学艺术的经典。史记能摘得此至高无上的桂冠，凭借的正是对人，对这种生命本性的探求。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而司马迁对于项羽的描写，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既不是将项羽视为高不可攀的神，也丝毫没有将其看作大汉王朝的死敌而大加鞭挞。他只是把项羽当作一个人，一个有几分英雄气的英雄人物。像项羽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司马迁笔下变得有血有肉，人格丰满，比起他的前辈——左思明之辈笔下的干瘪无味显然要高明许多。

再看看其他的人物。



刘邦，大汉王朝的奠基者。按理说司马迁应在书中对其顶礼膜拜才是。可在正面描写了刘邦的有几分神话色彩的早年（包括“赤蛇子斩白蛇”之类）、任人唯贤、善于用才以及英武豪迈之气的同时，仍不忘对他的一些行为进行一番辛辣讽刺。例如当写到高祖为亭长，一老父为其全家看相，老父告之“贵不可言”时，高祖听后十分感激，并说：“诚如父言，不敢忘德。”但司马迁紧接着横加一笔，“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很显然，贵为天子，怎会找不到一老父？此处司马迁一笔意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