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跌宕几度寻死，曾国藩顿悟“六个字”，终成一代伟业！

有效的制度设计，必须建立在对人“自利”本性的把握上。...





“人的无为，必须建立在‘制度有为’的基础之上。而有效的制度设计，又必须建立在对人‘自利’本性的把握上。”

曾国藩的挚友欧阳兆熊说他“一生三变”，其实曾国藩就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儒家强调的“德”给曾国藩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曾国藩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是给曾国藩以真正成熟的心态。道家所展现的是一种包容，是一种灵活，是一种更高的人生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强调的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是，内在品格的养成是领导力成长的前提。也就是说，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做人是领导力之本。曾国藩兼具“圣”、“王”的双重资格，其领导力，正是从传统文化中浸润而来的。

是什么让曾国藩将一群草根起家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一支精兵？

他在学习太平军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只有共同的信仰，才能熔炼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力以相救”的死党军队。

曾国藩是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又是非常险恶的；一方面是太平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唯利是求。

但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

要改变这种局面，全在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力挽狂澜，拯救危在旦夕的事业。

因此，擅长讲文化、讲价值、讲理念的曾国藩将军队和政治的斗争提升到价值的层面，高举“舍身卫道”、“忠义血性”的大旗，以此作为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确实表现出了异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同时，作为领导者，曾国藩为军队提供一个超越内部关系的长远目标，使湘军成员持续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为了它而奋斗，并且使湘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军事学家蒋百里语），成为一支“扎硬寨，打死仗”、“尚朴实，耐劳苦”的军队，而这正是很多中国企业家需要学习的领导要素之一。

除了共同的信仰，优秀的管理者还需要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制度，把下属的自利行为引导到对组织有利的方向上去。就像曾国藩治理湘军一样，在确立湘军的制度后，他不用自己挥着战刀在后面逼下属冲锋陷阵，下属自然就知道往前冲。

曾国藩一改由国家供养、世代为兵的“世兵制”，在湘军采取了全新的制度设计—招募制，而且是层层招募制。而湘军的高待遇又不愁招不到兵。

但只有上司招募你，你才能进入湘军，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这样一来，从大帅到士兵形成了层层的感激关系。如此，湘军就像一棵大树，“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

除了招募制，曾国藩还规定，在作战过程中，任何一级军官一旦战死，他手下的军队便就地解散。只有保住长官，士卒才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保护自己的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的要求，但在湘军里面，却成了最符合士兵利益的行为。

反观现代商业世界，备受瞩目的华为公司跟湘军有很相似的地方。华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艰苦奋斗”，而这一核心文化的落实也要归功于制度设计。

华为的制度设计是“高效率、高压力、高工资”，从招聘、待遇、晋升到淘汰，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围绕着“奋斗”这一主题展开，围绕着保证奋斗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展开，有责任心和有才能的人会不断进入公司的中坚层。

华为由此被打造成一个奋斗者的平台，奋斗由此也就变成了员工自觉、自发的行为，从而推动着公司的迅速发展。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湘军和华为的例子告诉我们：人的无为，必须建立在“制度有为”的基础之上。而有效的制度设计，又必须建立在对人“自利”本性的把握上。

要讨论曾国藩为何能吸引众多贤士，还要引用李鸿章的一段奏折：“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一个做上司的，有了好处总是让给自己的下属，有了责任总是自己担起来。这样的领导，时间长了，做下属的怎么会不感动呢？

曾国藩的时代，已经是所谓的“末世”，争功诿过、投机取巧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但曾国藩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从影响周边的人开始，一步步地转移了这种习气。这就是他能够吸引一大批人为他所用并最终成就自己事业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一个领导者如何才能让下属心服口服地追随自己时，曾国藩曾说过：“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在给曾国荃（曾国藩的九弟）的信中他还说：“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对于领导者来说，成就了下属，就是成就了组织。

领导力的核心是影响力，是真正让下属形成一种心甘情愿的追随。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曾国藩的“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所释放出来的就是如此影响力。

曾国藩自编练湘军开始，就非常重视避免使绿营养成虚浮的习气，而是使其养成一种朴实纯正的作风。

为此，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在选人上，除了以“忠义血性”为本之外，还强调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士气之农夫。”

对于普通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以朴实为本。在早期招兵的时候，曾国藩往往会亲自面试。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如果面试的人白白净净，眼珠滴溜溜地转，一看就是“城市油滑之人”，他马上就连连摇头，表示不行。

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一个组织会形成什么样的作风。湘军选的都是朴实、拙政之人，由此也就形成了湘军以朴实为特点的作风。

曾国藩的成功大半得益于胸襟的广阔。

曾常说：“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胸次，就是胸襟，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心中有什么想不开的，那一定是他学习、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没有学到家，没有深刻体会，摆脱不了世俗的偏见，耿耿于怀。

领导者心胸宽广，装得下整个天下，也放得下整个天下。

湘军名将刘长佑担任直隶总督时，在“剿捻”的方案上主张的是“合剿”；而湘军统帅、奉命主持全盘“剿捻”事务的曾国藩主张的则是“分堵”。二人意见不合，然而后来曾国藩却对刘长佑极为称道。刘长佑感慨地说，“涤翁于此乃毫无芥蒂，良由做过圣贤工夫来也。”这句话是说曾国藩这老翁，在这件事儿上竟然毫无芥蒂，真乃圣贤工夫呀。

开阔的胸怀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在湘军中，曾国藩也特别注重士兵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如果统将之间有一分矛盾，营官、哨官之间就会有三分矛盾，而士卒之间就会有六七分矛盾。这样的团队，必然就要解体了。所以要相互和衷共济，就应该先从统将有一副平和宽容的心开始，相互包容和理解。相互支持和信任最重要。

伟大的领导力，一定要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践行为关键，一定是大中至正、可昭日月的。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曾国藩身上表现出的品质和实践恰恰代表了典型的中国式领导。

（本文内容部分参考宫玉振新书《管理的历史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雕爷牛腩、河狸家创始人孟醒  推荐：

在湖畔大学听宫玉振教授的《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一堂课，我才听了20分钟，就已经深深拜服。

宫教授主要从曾国藩一生三变入手，这“一生三变”的切入点，还真是把要害提炼出来。

所谓“三变”，是指曾国藩一生，先是标准的“儒家”信奉者，而且顺风顺水，三十大几就做到了副部级。然后人生大拐点，风停雨停——太平天国导致他无奈从文人变武将，回老家练“乡勇”去了。

这期间他发现，原来儒家各种大道理没啥实际用处，就开始了“法家”的修炼。但磕磕绊绊，各种不如意，中间几度兵败到差点自杀。

最后，咸丰八年再复出，似乎脑子被雷劈了一下，通了！以“道家”黄老之学护体，各种身段柔软，从上到下游刃有余，终于成就一生伟业，几乎是清朝一个朝代看下来，走到了最巅峰的人物。

千万别从字眼误解，这“三变”是三种取舍，实际上，曾国藩是叠加态。儒家始终是他的“骨骼”，一生从未放弃，至死也在追求做一代圣贤。法家的搞法，则是他的“肌肉”，令自己强健有力，使自己一介书生能统御千军万马。

那道家之学问呢，则是他“易容术”般的“皮囊”，人喜欢他，鬼也喜欢他……皇上喜欢他，同僚也喜欢他，甚至外国人也觉得他还不错。

他的信念不变，各种“交易”却无比灵活起来，以柔克刚、以和代争。一言以蔽之，能驾驭“伟大的妥协”，追求“非零和博弈”。

这件事综合来看，有趣在于：你看，有用的东西是法家和道家的玩意儿。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最难的却是儒家的内核—为啥？因为我们真正“坚信的使命”，越来越稀缺了。

曾国藩一生，就是相信“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价值观是“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看，这气度，这情怀，这就是宗教嘛，“不上天堂，就下地狱”，没有中间地带给你周旋。一生都在逼自己不堕落，跃龙门。

我们今天的难题在于，没有了信念的支撑，就没有了骨骼。法家、道家的招法再强，也是一坨范冰冰容颜的瘫痪相扑运动员。

我曾有次和朋友讲，可能我们这一代商人是幸福的。我也许最信的宗教不是佛教，而是“乔教”，乔布斯作为教主的宗教。

这个宗教的基本教义是“活着，就为改变世界”。

宗教特征是“寻找科技与人文的交叉点”。

最形而下的、信奉这个宗教的人购买的“赎罪券”，就是抽了疯般频繁购买苹果产品。

缺点是，乔布斯“不太出圈”。在商界，或者科技界，他作为伟大教主没问题。但跨了行业，也许其宗教影响力就趋于无了。

说说我理解的曾国藩第二阶段，法家，其本质就是“制度设计”。做了河狸家，我越来越发现，制度设计这东西，岂止是“四两拨千斤”？说是“四钱拨万吨”都嫌不够。

曾国藩那个时代，冷兵器战场，其现场指挥官无比重要。打太平天国那会儿，一旦现场指挥官挂了，基本上乌合之众立即溃散。而曾国藩头疼在于，号令所有士兵优先保护指挥官安危，是个说说容易，基本没法执行的难题。

但曾国藩开窍后，仅用六个字，就彻底解决了。

神奇六字：“其将死，其军散”。

曾国藩搞的军队不是国家正规编制，而是“乡勇”。当然曾国藩也容忍一定程度的军队烧杀抢掠（尤其是攻城成功后），所以，平时粮饷不缺，打胜仗后还是个发财的大机会。

行，你不是很在乎这个饭碗么？可惜，一旦你们的现场指挥官挂掉，其军团必须现场解散，滚回老家种地去！

就这么六个字，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之前是自己命更要紧，老大挂了就挂吧。现在为了父子兄弟宗族的利益，宁肯自己挡枪，也得保护首领周全。

但我想，曾国藩这个开窍，也是挣扎了很久的。毕竟，儒家如孟子，还是坚信人性本善。而法家的基石就是认为人性本恶，必须要靠制度来匡正人性。

这种挣扎，我觉得，好比乔布斯当年重回苹果，财政危机，居然拿了大笔微软的投资——他可是前半辈子在嘲笑微软的啊！虽然，乔布斯用的也许是道家之道，“非零和博弈”嘛。

伟大的人，也许共通点一样：在信念与招法之间，恪守底线，从善如流，百无禁忌。

最后，我趁课间，问了宫教授一个私人问题：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从法家或道家入手，圆融无碍后（靠，不小心用了个佛家用语），才开始学习儒家，也就是寻找使命的过程呢？

宫教授用了《一代宗师》电影中宫家六十四手那么长的时间思考，然后回答：

“不可能。”

作 者：宫玉振

编 辑：黄钱钱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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